一　北军占领荆、襄。南军进攻岳州。冯“南巡”被阻折回北京

北军进攻荆、襄是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开始的。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部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到了这时，两个月以来南北不战不和的局势就被打破了。

荆州自主军几乎没有抵抗，谭浩明坐视不救，并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援救，所以一月二十二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二十五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在这次战役中，王占元和赵倜的部队只尽了一些防堵责任。

冯接到荆州已下的战报，立刻拟就几道总统命令：（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二十四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些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不觉大吃一惊，就把议案搁在一旁，匆忙地偕同参加会议的阁员到公府向冯请示。

南军进攻岳州意味着南北战争不可能压缩在一隅之地，如果不下讨伐令，主战派决不罢休，而如果下讨伐令，南北全面战争就将开始，这不但将影响直桂两系的联盟，也将影响冯的政治地位。因此，冯心慌意乱地在当天下午五点半钟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他代出主意。徐主张邀请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随后段来了，但也不肯表示自己的态度。在大家相对无言之际，冯忽然站立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负北洋派太甚，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兵。徐、段两人看见冯的态度突然发生极大转变，并且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这样大的脾气，都不免目瞪口呆，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对答才好。

冯回到公府来，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配备充足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整装待发。又召见王士珍，嘱其坐镇北京，加意维持治安。

这一决定引起了公府军事处人员的惶惶不安。二十五日上午，他们打伙儿见冯阻止“南巡”。接着，北京总商会也派代表来阻止“总统出巡”。冯向他们解释说，出京以一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内，国家大事有内阁主持，不必惊慌。当天冯又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嘱其协助内阁，维持北京治安。

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半，冯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当晚十二时半到天津，曹锟到站迎接，伴送他到曹家花园住宿。二十七日早五时由天津开车，下午经过济南，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但到蚌埠的时候，倪嗣冲也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徐宅会谈中是说“亲自出征”。出征应当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当由津浦线到南京。冯在临行通电中又说是“南行巡阅”，但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也没有检阅军队。冯自己说出京以七日为期，既然是短期出巡，为什么要挑选一旅精兵为随，还要携带子弹二百余箱和辎重数十车之多？根据这些疑点，结合各方情报，段很快就察觉到“亲自出征”和“南行巡阅”都是冯的鬼话，事实上是托词逃出北京，目的地是南京。他估计冯在南京一定会组织政府，并可能下讨伐令，但是讨伐对象将不是南方而是北方。这对皖系说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撒手锏”。

以上就是冯的专车到达蚌埠后开不出去的原因。

冯向倪嗣冲解释说，他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对南方作战的问题。倪嗣冲认为在蚌埠也可以召开军事会议，不一定在南京召开。他没有等待冯的同意，就电召李纯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

尽管倪嗣冲在态度上还保持对总统的礼貌，冯已看出他是奉了将令行事。冯也知道这个胆大妄为的极端顽固分子，以前是袁世凯的忠实走狗，现在是段祺瑞的得力爪牙，为了逢迎一个人，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蚌埠是他的大本营，自己带来一旅精兵，毕竟寡不敌众，不能冲出重围。因此当倪嗣冲苦口劝他北返的时候，他就服服贴贴地做了皖系手中的俘虏。他很担心李纯也将送上门来做另外一个俘虏，幸而李纯的警惕性很高，推托自己有病，派第十六师师长王廷祯为代表到蚌埠来。

冯既动身不得，就向倪嗣冲借题发挥地说：“现在的督军都像凶神恶煞，都不肯服从中央命令，却张口向中央要多少军费，多少军火，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反抗中央。这样的总统我实在干不了。”倪嗣冲恭敬地回答说：“总统惩一儆百，谁敢当真反抗中央？谁敢反抗就给谁撤职处分。如果总统撤我的职，我就不敢不服从。”冯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对呀，可是像老弟这样肯服从中央的，就找不出第二个啦！”

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半，冯的专车开回北京，比他预约的七日之期还缩短了三天。

二　南军占领岳州后，谭浩明下令严禁跨入鄂境一步。北京政府下令进攻岳州。段直接出面对冯施加压力

南军进攻岳州是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的。桂系被迫同意进攻岳州具有三个因素：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州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跃跃欲试，如果继续加以压制，就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日益不满，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可能引起广东内部的破裂；第三，北军首先进攻荆襄，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此后北军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也有先发制人的必要。

南军进攻岳州没有遇到坚强抵抗。守岳北军为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第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或者接近直系的军队，不愿与南军作战。二十六日北军退走之前，放火焚烧岳州，二十七日南军赶到，大火延烧一昼夜才被扑灭。

自从一九一三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岳州一直被控制在北军的手里，这时南军才重入岳州。

南军占领岳州，西南各省人心大为振奋，长驱而下武汉的呼声很高。事实上南军乘势占领武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北军主力集结在荆、襄方面，武汉异常空虚。如果占领武汉，唐继尧也出兵北伐，北方各省民军起而响应，可能促使北方局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可是桂系军阀并未因攻下岳州而放弃其对北方求和的心理，相反，他们认为这仅仅是南军在北军攻占荆、襄后应该得到的补偿，南军攻势应该到此为止，下文就是终止双方敌对行为，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在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鄂境一步。又在致李纯的陷电（一月三十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毅力斡旋，促成和局”。

在谭浩明的指导下，一月三十日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声明：“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其以前拥戴之赤忱。”三十一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李纯接到谭浩明、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一月三十一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据以发出世电（三十一日）。世电引起了桂系的热烈欢迎，认为天公地道，两不吃亏，岑春煊、谭延闿有阳电（二月七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二月十一日）响应。

南军攻占岳州引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一片怒吼。这时冯国璋已经成为被捉回来的逃兵，失却抵抗勇气，所以一月三十日以总统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昌言自主，畔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并且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勋章。这就是多日以来他百般挣扎不肯发表的讨伐令。王士珍在副署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表示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

尽管冯做了别人的俘虏不能不下讨伐令，他在这些命令中却也耍了一套手法，例如派员“宣抚两湖”，就是暗示不需要战争；不说“援湘”而说“援岳”，就是暗示即使要作战也应当以收回岳州为止境。这套手法被皖系看出，张敬尧首先来电质问：（一）岳州已经失去，何以还说“援岳”；（二）既然进兵岳州，何以派员“宣抚”两湖。他毫不顾及对总统应有的礼貌，公然说，总统如果主战，应当责成主和各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更应当“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他又因曹锟以第一路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地位在己之上，感到不满，借口“无法节制各军”，不肯接受新职。这个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列在前，“内阁总理王”列在后。

段也因冯在“脱逃未遂”之后仍然别有诡计而大发雷霆。他到公府来直接对冯施加压力，提出惩戒拒绝“国军”假道的陈光远。显而易见，惩戒陈光远就是惩戒冯。冯看了他的铁青色的面孔，听了命令式的口吻，实在沉不住气了，就提出惩戒从湖南逃走的傅良佐以资抵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几乎不能保持双方应有的礼貌。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下一道极其严切的命令，诰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否则以抗命论。冯也感觉到如果不调开冯玉祥旅，直皖两系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而战争一旦发生，江苏就要受到皖系的四面攻击。这种战争究竟是北洋派内部的一种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有利于南方而对直皖两系不利。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和津浦南段的紧张局势，冯决定让步将冯玉祥旅调开。但是调往的地方不是福建而是湖北，因为冯玉祥旅调往湖北，可以得到王占元的掩护，不至徒供牺牲。

三　主战派集中火力攻击李纯。冯下令罢免广西督军谭浩明

一月三十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指出：岳州“失守”后，一月二十八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一月十九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一月十一日）皓（一月十九日）各电坚决主和，“不敢孤军深入，致蹈长沙之覆辙”。[1]

张敬尧对他的“秀帅夫子”[2]大肆攻击，并且涉及王占元，更恶毒的是揭破了长江三督奉有冯的密电主和，意在激动主战派对冯的公愤，使冯站脚不住。

张敬尧在洪宪战争时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造谣者，但是造谣手段并不高明。这个电报也有一个容易看得出的破绽：南军进攻岳州是在一月二十二日接到荆州陷落的消息后作出的紧急决定，在此之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由此可见，他不会发出什么皓电。

尽管是假消息，主战派却正要抓住一个把柄打击主和派，所以倪嗣冲、曹锟、张怀芝竟凭一面之词，严厉质问李纯，这个密令是哪个人从哪个地方发出来的，请将原文公布，切勿吞吐其词。

在主战派一片叫嚣之中，冯张皇失措地发表冬电（二月二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极力替李纯开脱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他表明他自己现在已经转变为最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足于天地之间！”

冯的冬电发表，倪、曹、张三人又联名来电说：“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由何人发出，请严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李纯有支电（二月四日）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有鱼电（二月六日）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指讨伐令）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说他不会不懂得“木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决不会“燃箕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二月五日，冯又发表“罪己令”说：“上次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明申纪律，鼓励戎行，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意，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乃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国璋不审傅良佐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既丛辜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念摄职出自约法，讵容轻卸仔肩。……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当即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此心，愿盟息壤。”

以前专制皇帝碰到政治上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往往乞灵于“罪己诏”，用虚伪言词进行欺骗，借以和缓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这个“罪己令”正是取法于此。但冯所要和缓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主战派军阀。这个命令话里却有骨头，有罪己的一面，也有罪人的一面。如任用傅良佐是段而不是他。这个命令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如说“摄职出自约法”，就是拿约法做护身符，提醒那些策划政变的野心家，他的地位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推翻的。

同一天还发表命令：（一）傅良佐一案组织军法会审，周肇祥着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惩戒；（二）陈光远对援湘托故延缓，致误湘局，着褫去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原职，以策后效。这是冯、段两人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的“公平交易”。后来傅良佐既未判刑，陈光远也得到“恢复原官”[3]。

同一天还发表命令：（一）广西督军谭浩明着即免职，褫夺勋位勋章，交前敌将士一体拿办；（二）王汝贤、范国璋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留营察看；（三）王金镜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岳防总司令（随后派王占元兼任第二师师长）。

在惩办西南人物和北方主和派的同时，主战派却又明目张胆地提出了释放帝制犯的要求。根据他们的呈请，北京政府取消了帝制犯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的通缉案，将复辟犯雷震春、张镇芳二人公开释放，后来索性把帝制、复辟两次被通缉的杨度、康有为等犯一概免予缉究[4]。

四　李纯和主战派的电战。“联省自治”运动的萌芽。谭延闿的投机活动

在主战派加强火力打击主和派的时候，李纯请假不见客，王占元自请罢斥，陈光远则因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提出辞职[5]。但是皖系因为没有惩戒李纯仍然表示不满。二月七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有一位阁员提出折衷建议，不用总统名义发表命令惩戒李纯，而用国务院名义发出电报训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用阁员九人的联名虞电（二月七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

二月八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并没有“唾面自干”的修养，对这些电报都做了有力的反驳。他有佳电（二月九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发出世电“系对南缓兵之计”，他所采取的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的方针，从来没有阻挠过对南方的军事讨伐。对于阁员联名虞电，总理既未列名，只能认为是私人攻击。他忿怒地指出：“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即在君主时代，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他又有蒸电（二月十日）回答张作霖，讥笑他“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乱”。

在李纯和主战派展开电报战的时期，西南各省实力派联名通电挽留因被主战派排斥而提出辞职的李纯。这时曹锟已经明明是主战派大头目，谭浩明却明知故昧地把他当作“主和四督”之一，欢迎他“宣抚两湖”，请其“早日过湘一叙”。

一月二十日，滇桂两系军阀所策动的“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成立，各省代表在督署举行宣誓，并推举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为联合会的军事代表，伍廷芳为外交代表，唐绍仪为财政代表。尽管北方主战派磨拳擦掌，准备厮杀，西南实力派还在幻想南北和议能够实现，除成立“联合会”准备拆军政府的台而外，又预先推定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并通过李纯催促北京政府从速进行和谈。

在此时期，有些“名流”“学者”看出中国局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不但南北不能统一，而且北也不能统一北，南也不能统一南。武力统一固然不会成功，“和平混一”也很少实现的可能。因此，他们别开生面地提倡一种“联省自治”的学说，认为应该以省为自治单位。由各省省议会制定省宪法，然后仿照美国的联邦制，联合各省组成一个“联省自治政府”。他们提倡地方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认为实行联省自治可以避免强有力者一手控制中央政府，可以制止大军阀侵入邻省因而引起“主客军”之争，并且可以促成中国的统一。

这个学说并不是一种新发明。早在洪宪帝制时期，梁启超就曾提倡地方分权，后来研究系加入了主张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的段内阁，就把这一主张扔在一旁。现在他们已被逐出中央政治舞台，因此旧话重提，企图在地方上广开政治活动之门。

带头策动“联省自治”运动的就是研究系“名流”熊希龄。他有一封极长的信和岑春煊商讨联省自治问题，认为“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此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尚可徐善其后果”。关于制宪问题，他主张采取从上而下的方法：“由各省特派代表组织联邦会议，先定一最良之宪法，颁示天下。”这和其他“联省自治派”主张采取从下而上的方法，先制定省宪法，后制定联邦宪法有所不同。

这个学说和当时西南各省议会及各团体所提倡的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要求颇相适应。同时，各省弱小军阀和地方主义者也想利用这个学说来保持一省割据，阻止北洋军阀或者邻省大军阀的军事占领；而已被占领者则希望通过“自治”运动把外来势力排斥出去，因此这个学说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学说当然不符合北洋军阀和西南大军阀的利益，但未引起他们的重视，认为书生之见，不能有所作为。

善于政治投机的谭延闿，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学说。他不但和熊希龄具有深厚关系，并想利用这个学说替自己打开一条出路，而熊也想帮助他重回湖南取得政权，以便在湖南建立一个“自治运动”的基地。

谭延闿本来是依附桂系军阀的，南军占领长沙后，谭浩明一手控制湖南，并不欢迎他回去执政。倒是冯国璋于上年十二月七日任命他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想利用他回到湖南，恢复湖南易督以前的局势，以便达到“和平混一”。由于桂系并不表示欢迎，他仍然留在上海。这个时候，他跟在岑春煊后面以“调人”姿态出现，与岑联名电请北军不进攻岳州，他表示愿意回到湖南进行“调解”。

当然，谭延闿加入“调人”是得到桂系许可的。桂系鉴于北方主战派一定要进攻湖南，湖南仍然是一座火山，与其因控制湖南而冒战争危险，不如放弃湖南让谭延闿回来，仍将湖南划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在这一情况下，冯把谭延闿回湘当作挽救和平的一线希望，认为如果谭能够说服桂军先退出湖南，主战派就没有理由坚持军事进攻。

谭要求北京政府在他回湘前再下一道停战令，以便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调解”。在主战派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冯不敢再下停战令，要谭自己经过汉口时和曹锟、王占元直接协商，将军事进攻推迟一步，腾出时间来让他进行“调解”。

五　曹锟、张敬尧到达汉口。冯玉祥通电主和。奉军入关劫走秦皇岛军火。北京政府对冯玉祥的处分

二月六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汉口刘园成立了第一路总部。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

二月十二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十五日到达汉口。

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以七狮军刀一柄，携带刽子手四十名到汉口，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准其就地“正法”。

第二路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了浦口，二月十八日由轮运开到九江。

以上情况，说明南北大战就要爆发，和平希望已告断绝。

不料长江中游忽然爆发了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又把主战派军事进攻的日期推迟下去。

二月十四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说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他认为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两不侵犯，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南北争端，并不困难。电报的最后一段讲到军人应当服从总统，他明明知道总统从来是主和的，只是由于受到压力，才颁布了并非出于本心的讨伐令，因此坚决主和正是服从总统。他请求北京政府采纳他的意见罢战言和，否则“杀玉祥以谢天下”。

原来冯旅由浦口开到湖北，又在武穴停留下来。陆建章仍然留在冯玉祥军中。陆和主和派又布置了一个打击主战派的计划，就是叫冯玉祥在武穴发出这个主和通电，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这一突变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深刻影响。同时，陆建章还布置了一个突击安徽的计划，打算把主战派极端顽固分子倪嗣冲赶走。倪嗣冲在安徽不得人心，军队又没有战斗力，他们估计由冯旅与江苏军两面夹攻，并且配合安徽民军的内部活动，很快就可以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但陆建章取得个人地位，而且长江三督打成一片，津浦南段全在掌握，主和派就更有力量对付主战派了。

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冯旅主和引起了主战阵营的极度慌乱。段祺瑞痛恨冯国璋“笑里藏刀”，想起黎元洪来，觉得彼善于此，于是又想举行一次军事突变，驱冯下台，迎黎复职。他手中没有充分武力发动一个突变，只得派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烟幕，到奉天调动奉军进关来担负这个任务。段从来就知道张作霖的野心极大，如果将来有一天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招致“请鬼容易退鬼难”的后果。因此，过去虽然拉扰他，却并不愿意使用他。现在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别无长策，就只能采取这个“饮鸩止渴”的办法了。

奉军入关的消息传出来，北京天津一带人心惶惶，冯也大起恐慌。十分明显，奉天处于北京后方，奉军对北京政府随时可以造成一种威胁，所以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对张作霖也不能不采取“怀柔”政策，而奉天军阀的势力正是因此而一步步地壮大起来的。冯又记得很清楚，仅在一年以前，辫子军开到天津，就把黎元洪驱逐下台。如果奉军开进关来，他本身就有被逐或者被软禁的危险。他在无计可施之中想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但这次段党决不肯让他逃出罗网，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二次“南巡”不能实现。

段党连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驱冯的问题。段的策士们认为冯的代职只有半年多，举行军事突变究竟不是明智之举，仍然主张采取军事威胁而不采取军事突变，一面从速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二月十七日，冯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十八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由于王士珍坚决不肯副署罢免冯玉祥的命令，段党发动了倒阁运动。王又提出辞呈，从此不到院办公。二十日，冯不得已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二十四日，京奉路车辆被奉军扣留的消息传出来。二十五日，冯又被迫免去冯玉祥的旅长，交曹锟“严切查明呈候核办”，派该旅第二团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

二十五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支劫走。这个消息使冯段两人同样大为吃惊。这批军火是段准备用以建立自己的“参战军”的，不料被奉军劫走，真是“搬了石头打折自己的腿”。二十六日段电请张作霖交还原物，运到北京来。张作霖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开拔。这次“提去”一批军火，事前并未请示，原因是“呈报则需时日，运京而复运奉，更费周折，不得已先留用而后呈报”。二十七日他有感电回答段的宥电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事实上，这批军火是徐树铮作为一种礼物送给张作霖的。徐树铮奉命召请奉军入关，知道不带礼物就说不动，而事前请示，段一定不会点头，就不能挽救皖系迫在眼前的军事危机，因此独断独行地把这批军火作为奉军入关的交换条件。奉军持有陆军部证件“领取”这批军火，而这个证件就是徐树铮在陆军次长任内私自留下来的空白证件。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冯的处境非常危险，冯玉祥旅进攻安徽的计划不能实现。但是冯玉祥旅全体官兵发出东电（三月一日），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声明旅长主和是全旅公意，他们“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否则请将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武穴各团体也都来电称赞冯玉祥旅有功地方。冯玉祥则来电自请“戴罪图功”。这些情况说明，除非派兵进攻，冯玉祥不会自动解除职务。

倪嗣冲请求北京政府“迅电曹使派兵，上下夹击，以弭长江巨患”，并控诉“冯玉祥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足见野心不悛，受人指使”。由于曹锟不肯派兵，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关于处置冯玉祥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皖系也拿不出办法来。张怀芝建议调该旅前往黑龙江防边，当然冯玉祥不会接受这个“发往边疆效力”的处分，“关外王”张作霖也不会欢迎这支军队。后来（三月十八日）还是采取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褫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

六　奉军继续向天津廊坊推进。皖系要挟恢复段内阁和罢斥李纯。冯通电表示消极。张作霖、徐树铮组织关内奉军总司令部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些都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吓得心慌意乱，二十六日在公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冯用锋利的眼光盯着段说道：“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事前也未通知。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了奉天。这些情形，究竟用意何在？”

段被他盯得不能不开口说话。他忸怩地说：“太冒失了。”

这次会议当然不会有结果，因为召奉军进关的就是段，他不会叫张作霖退兵。而且，即使他愿意叫张作霖退兵，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

冯只得央请清朝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去，说服张作霖退兵。但是张作霖早已不买这位老上司的账了，所以赵尔巽碰壁回来。

冯开始感觉到他的总统地位岌岌难保。三月四日，他拟就电文请各省“筹商善后”，以便本人卸职下台。这也是袁世凯的老办法：以前袁被各方面逼他退位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曾通电叫各省“筹商善后”，借以拖延退位日期，争取时间来自筹不退位的对策。冯的目的正是一样。不料这一举倒把他的幕僚们吓坏了，公府秘书长张一麐把电稿从机要室追回来，随即邀同公府军事处长师景云等去见冯，劝他不要消极。冯垂头丧气地说：“你们劝我有什么用处？现在没有人肯当国务总理，我写信邀请杏城[6]组阁，杏城连回信都不给我；幹臣（钱能训）天天闹着不肯代下去；难道叫我自己来兼任总理？北京城以外的情形就更糟了，督军称雄道霸，目无中央，今天竟然有人自由出兵，威胁政府！你们还是让我走的好。”

三月五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坊，并在车站上检查往来旅客。国务院去电说明廊坊不是戒严区，不能检查旅客，那边置之不理。

张作霖又有通电称：“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没有等待回答，他自己派人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寻驻兵房屋。

主战派军阀又有联名电报请求释放张勋。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的幕僚中有很多人是复辟派。

胡子军逼近北京[7]，造成了北京城的极大恐慌，人人认为第二次复辟又将实现，避难离京者络绎于途，宛如上年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景象。

冯在这一天召集全体阁员在春耦斋举行紧急会议，说明时局发展到这一步，除本人辞职外别无办法。他拿出那个电稿交给阁员们传观，大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半晌才有人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劝他慎重考虑。也有人建议再请芝老（段）疏通张作霖退兵，奉军不来岂不更好。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那份电报也没有发出去。

三月六日，冯依样葫芦地发表命令，指定五月二十四日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六月二十日进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同一天，冯接到财政总长王克敏从蚌埠发来的电报，报告倪督军对总统没有意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罢免李纯。王克敏是冯派去疏通倪嗣冲的。冯又接到天津报告，张作霖仍然拥护元首，其目的只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以上迹象表明，皖系正在一面对冯施加重大压力，叫他今后不要再在暗中捣鬼，一面积极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以便如期改选总统，并不准备立刻逐冯下台。

三月七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报。张作霖的歌电（三月五日），表明他的宗旨在于“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他说天津会议原来议定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为编入第二路，他都“极表同情”。现在已经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这批军队“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他极力解释毫无个人野心，说他的“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非以武力不能促进和平。弟处扩张实力，专为辅助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

曹锟的阳电（三月七日）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曹锟除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外，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

张怀芝的阳电，称道奉军入关一举“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就在这一天，冯发出了表示辞职的电报。他首先列举国会问题、内阁问题、军费、财政以及外交问题的种种困难，使他无法应付。他说他以前就不想做总统，现在也决不留恋总统地位，问题在于“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引约法条文交其代行”。因此，只得“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谋安全。……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

原来这个电报并不是真心辞职，而是向皖系和主战派告哀乞怜，希望他们回电予以挽留。

皖系和主战派既然不打算立刻逐冯下台，也就乐于口头表示拥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都有回电对冯极口推崇，直、鲁、苏、皖、鄂、赣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报力斥推倒元首和准备复辟为无稽谰言。张作霖的庚电（八日）说：“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经过一场风波，似乎直皖两系又成为一家，冯又成为北洋派共同拥护的总统了。

张作霖建议“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这就是说，冯必须恢复主战派所能同意的段内阁，把一切权力交给这个内阁，自己甘心作一个盖印机器，则总统地位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冯假装糊涂地回了一个电报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若凭少数推举，恐各方意见不同，中央即无办法。”冯的话里又有骨头，要主战派“打开窗子说亮话”，不要藏头露尾，并且暗示主战派所能同意的总理，未必就是各省一致同意的总理。

三月八日，公府处于紧急戒严状态，府学胡同段宅也有重兵防守，北京局势异常紧张。

三月九日，王士珍化装逃往天津。他在天津写信给两个老朋友，声明决不回京复职。

接着，皖系集中力量首先压迫冯罢免李纯。冯在这个问题上却非常强硬，表示总统无权罢免督军，如果有这个权力，他所要罢免的督军不是李纯而是张作霖，因为李纯主和并不犯法，并没有自由进兵、威胁总统的事情。他请徐世昌电邀张作霖进京当面一谈。又说：“最好雨亭（张）自己带兵打秀山（李），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执行的命令。”

这时有一部奉军开到韩庄，李纯连来三个电报辞职。但他不甘示弱，在辞职电报中痛斥张作霖“派兵入关，要挟中央免纯职任，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还，种种情节，殊堪诧异。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军入关，其用心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李纯的语调中可以看出，他也不是真心辞职，而是准备在必要时期抵抗奉军。

段指使阁员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议案，假口李纯经常请假，叫他离职养病，不开去本缺，派卢永祥代理江苏督军。冯拒绝在这个命令上盖印，同时指使李纯即日销假以资抵制。段又建议内调李纯为参谋总长，冯也不同意。由于段的压力不断增加，冯提出仿照以前处置陈光远的办法，给李纯以“革职留任”处分，段则不同意。

三月十二日，主战派极端顽固分子倪嗣冲又到天津来，电邀张作霖也到天津，共同推进拥段组阁与罢免李纯两件事情。同一天，张作霖、徐树铮联名宣布在距离天津五十里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样，以前段党偷偷摸摸地勾引奉军入关的政治阴谋就完全揭开了。徐树铮直接指挥关内奉军，对冯说来是当头一棒，因此十四日他只得亲到府学胡同请段再度组阁，但段表示无意于此。

十六日，徐树铮偕同张作霖的“小诸葛”杨宇霆[8]到天津，召集北方各省督军代表举行会议，风声日紧一日。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冯只得通电北方各省说明自己访段以及段不肯组阁的情形，请各省一致劝驾。十七日冯又亲访徐世昌，请他劝段接受组阁。徐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这一时期，观察时局的人们都弄得迷糊不清，不懂得一个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政敌推下台去的人，为什么又要千方百计地请求这个政敌再上台；而一个急于要恢复以往职权的人，为什么却又推三阻四地不肯再上台。

十六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由东京回到北京。当林权助应召回国的时候，曾经引起外交界的推测，以为日本公使将易人，日本对华方针将有所改变。林权助的回任，说明日本政府支持段的政策没有改变。

拥段组阁是主战派的一个目标。另一目标就是罢免李纯，这个问题倪嗣冲、张作霖、张敬尧闹得最凶，原来属于直系的曹锟并不表示同意，张怀芝也因路过南京时和李纯见过面，减轻了对李纯的敌意。另一方面，冯与李纯的态度都很坚决，什么事情办得到，这个事情一定办不到。段不能不顾虑到如果以武力解决李纯，发动北洋派内部的战争，只能有利于西南而不利于北洋派，因此没有决心坚持到底。

七　广东的三角斗争仍在发展。四川又起变化

桂系和国民党之间虽然存在严重矛盾，但也有利害共同之点，例如龙济光就是它们的共同敌人，而南军进攻岳州也是国民党所欢迎的。因此，在孙中山炮击观音山以后，一月二十六日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名义出发汕头，滇军方声涛改称靖国军军长移防潮州，准备在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与南军对岳州的攻势遥相呼应。桂军沈鸿英、林虎两部也调去讨龙。从一月下旬到二月下旬，林虎部接连攻占阳江、恩平、廉州，龙军的攻势受到阻遏。

但是地方派和桂系的斗争又在开展中。二月八日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肇阳罗镇守使翟汪、警卫军统领魏邦平举行海珠会议，决定由警卫军全体将领联名电请陆荣廷改派莫荣新为讨龙军总司令[9]，推程璧光继任广东督军，对于桂军在广东的防地和军费、军火的供给，他们承认维持原状。这个电报发表后，广东省议会首先通电附和。这是对桂系所采取的一种“和平斗争”，程璧光兼有广东人、国民党元老和桂系的朋友三种身份，所以地方派推他继任广东督军。事实上，这个表示具有“粤人治粤”的倾向，也具有地方派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桂系的倾向。

以前广东的反桂力量是分散的，地方派首领李耀汉很想依附北洋派而不愿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元老都反对与桂系决裂，滇军又起了分化，所以这些力量不能组成反桂的联合战线。这次由地方派发动反桂斗争，其他各方面也不予以支持，所以又像以前几次的反桂运动一样，没有取得效果。

同时，一向在韶关观望风色的滇军师长张开儒忽又宣布接受军政府陆军总长一职。原来，唐继尧改派郑开文为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拒不交卸，因而有此一举。

二月二十六日，程璧光在海珠被刺身死，军政府派林葆怿继任海军总长。

此外，桂系和国民党又发生了新的磨擦。陈炯明是以粤军总司令名义而自兼惠潮梅防务督办与税务督办的，陈出发汕头后，桂系派刘志陆为税务督办，引起粵军的强烈反对。后来双方相互让步，成立一个由各军派员联合收税、平均分配税款的机构，但是桂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裂痕从此更加扩大，所以讨龙军事时紧时松，阳江又被龙军夺去。更重要的是桂系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仍然力求与北方言和，想把力量调回广东来对付国民党，这个打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了西南方面更进一步的分化。

一九一八年初，四川局势也起了变化。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占领重庆后，一月三十日滇军又占领叙州。二月六日熊克武劝告刘存厚回到西南方面来，十六日刘存厚宣布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但这是缓兵之计，刘暗中请北军从川东、川北两路进兵以解救他的危机。四川军人都因刘存厚甘心依附北洋军阀而表示不满，新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徐孝刚与刘存厚直辖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首先在隆昌、南溪与刘存厚脱离关系，二月十八日徐孝刚与川军各师的旅长刘湘、陈能芳、刘成勋、吴震、陈洪范、汪可杰、舒云衢、陈经、张鹏舞等推举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主持四川军政。随后，刘存厚派旅长赖心辉、支队长万成扼守乐至、简阳一线，被滇军击破，熊部川军又进入淮州、廖家场、石板滩一带。十九日刘存厚偕同省长张澜逃往绵阳，熊部川军与黔军袁祖铭师开进成都。

接着，驻绵竹的旅长田颂尧、驻嘉定的旅长舒云衢、邓锡侯都加入西南，刘存厚退往广元。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派舒云衢为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一直到这个时候，四川的三角战争才算结束。

唐继尧以川滇黔三省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名义派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第一至第四路军总司令，准备出兵湖北，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司令，准备出兵陕西。但因四川内部还很复杂，出兵计划没有实现。

* * *

[1]　指主和派设下圈套，指使王、范两师停战撤兵，致使傅良佐失败。

[2]　李纯字秀山，张敬尧是他的旧属和门生，所以称他为秀帅夫子。

[3]　承审傅良佐一案的审判长就是段党靳云鹏，当然不会给傅以处分。傅还反诉退出长沙并非由于军事失败，而是由于主和派的政治阴谋，不久张作霖聘请傅和周肇祥为文武两参赞，此案从此了结。陈光远的处分，也因曹锟、王占元的呈请，不久得到开复。

[4]　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前据督军曹锟等电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査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缉，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画，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应准免予缉究，以崇宽典。这道命令发布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提出“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呈请特赦康有为和张勋。陈焕章是当时的孔教会会长和总统府顾问。北京政府没有理由加以驳斥，批了“应从缓议”四个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下令：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勋劳，名墨刑书，才有可用等语。应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3月15日，除张勋外，所有帝制、复辟各犯，均由北京政府公布赦免。

[5]　陈光远因受处分而辞职，冯深抱不安，曾去电加以慰勉。电报说：“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

[6]　杨士琦字杏城，是袁政府的“左丞”，与袁的关系极深。此时住在上海。

[7]　张作霖出身关外红胡子，因此奉军有“胡子军”之称。

[8]　杨宇霆自号“邻葛”，以诸葛亮自命，是张作霖的军师。

[9]　前任督军陈炳焜是以“讨龙军总司令”的名义下台的。地方派请求改派莫荣新为“讨龙军总司令”，就是要他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