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副总统选举流产。徐世昌力图摆脱傀儡地位
北方进行大选以前，桂系还企图延长它的同盟者冯国璋的任期，以保持他们向北方谋和的对象。八月三十一日非常国会宣言，将继续召集宪法会议，并进行总统的选举，所有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认为无效。政学系议员还主张冯国璋如果在北方落选，非常国会可以选举他为总统。九月二日军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安福国会有选举总统之权，如果选举总统，西南决不承认。
当然，皖系决不会因为西南反对而停止选举总统。
进行大选时，北京、天津市民并不关心总统的选举，只是惶惶然感到第二次复辟的恐怖，这是由于张作霖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同时复辟首犯康有为又有北京之行，特别是奉军一旅开到南苑来，这一切宛似以前辫子军开进北京的情景。其实，奉军开来，是为防止大选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
九月四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以四百二十五票当选为总统。安福国会议员不但是皖系所指派的，而且当选后又受到金钱豢养，段内阁分别不同身价聘任他们为顾问、谘议，每月给以干薪从二百元至一千元不等。投票前预发了一笔出席费，每人还收到徐世昌题名赠送的照片。传说有少数议员不受控制，则以每票五千元进行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
九月五日继续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两院议员到者仅有八十八人，因人数不足流会。有消息说，冯以一万三千元代价收买选票，张作霖愿出一万六千五百元与之竞争。关于副总统人选，皖系主张“虚此席以待征南有功者”，徐世昌却想“虚此席以待南方领袖”，特别属意于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想借以交换西南对北京新政府的承认。因此，徐、段两人都不支持这个选举。安福议员也都不热心进行这个选举，他们大多抱有金钱目的，安福健将光云锦、汪立元就曾公开表示，“我们选举总统尽了义务，选举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
九月四日，非常国会宣言不承认北京的选举。九月五日徐世昌发表歌电，虚伪地谦辞总统。九月六日冯通电劝告南北一致拥护新总统。同日安福议员举行两院茶话会，决定延期进行副总统的选举。
九月十三日，吴佩孚回答徐世昌的歌电说：“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这个电报是北洋派不承认徐世昌总统地位的仅有之一例。
九月十四日，军政府各总裁联名回答冯的麻电说：“大选问题，所重者法，于人无所容心。东海宿望高年，人所共仰，惟为非法机关所自出，则煊等不能赞一词。”十六日，岑春煊、伍廷芳另有联名电回答徐世昌，劝他勿就总统。
徐世昌当选北方总统后，南北政治内层都起了一些新的变化。
皖系选择这个六十四岁老官僚为傀儡总统，首先因为他是文人，文人就不能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和他们争权夺利；其次因为他是北洋派老前辈和“超然派”，可以利用他瓦解直系，从而消除直皖两系的对立，达到北洋派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以段为北洋派唯一领袖的团结。段没有估计到这个城府很深的老官僚，在前清官场中就以手段圆滑著称，在袁政府时期又有“活曹操”之称，这样一个人物，正是玩弄政治阴谋的斲轮老手，决不会甘心做别人的盖印机器。
从当选总统的一天起，徐世昌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在对南问题上，段的目的是要继续保持南北分裂，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南北军事对峙的局势，等到参战军训练好，就可以继续执行武力统一政策。徐的目的却想执行前任总统的“和平混一”政策，准备把副总统一席留给西南领袖，以交换西南对自己的拥护。在团结北洋派的问题上，徐想继承冯的势力，团结直系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段的目的是要在团结北洋派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在对外政策上，徐看见世界大战就要结束，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不愿继续执行依靠日本一国的单线外交。以上说明，从徐当选为总统的一天起，他就不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
西南方面，对冯对徐也并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当初反对徐只是为了反对段的傀儡工具。早在徐当选以前，徐的幕后人物梁士诒曾经派人到两广进行活动，解释徐并不赞成武力统一政策。这时，冯的总统地位既已无法维持，岑春煊、陆荣廷等也就需要北方有一个进行和谈的新对象，问题在于徐是一个文人，没有武力对抗皖系，而且他的总统地位又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未便予以承认。但是，军政府明白指出，不承认北方选出的总统，是对法而非对人，甚至表示徐是一个适宜于做总统的人物。他们希望徐暂时不做总统，先促进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将来以另一形式选举徐为总统。这个意见与吴佩孚在元电（十三日）中所提的意见大体相同。
当然，徐不会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将来，并且在皖系的控制下，也不可能不做总统而去担任南北间的调人。
二 福建北军进攻广东大败。津浦南段新风云的乍起乍灭
北京进行大选时期，闽粤边境军事起了变化，并因此引起了津浦路南段的军事严重危机。
七月中旬，浙军童葆暄部曾在闽粤边境发动一次猛烈反攻，击退了进入闽南的粤军，攻占了大埔、饶平等县，潮汕大为震动。这时，前浙江督军吕公望刚到广州不久，就受命冒险由间道到诏安，说服浙军第一支队长陈肇英倒戈投南，因此童葆暄急忙下令退兵。粤军乘胜追击，从八月上旬起，龙岩、宁津、汀州、武平、清流、上杭、永定、平和、连城、宁洋、安溪、漳平、永春、大田、德化、仙游、尤溪等地均入粤军之手，八月三十日占领延平。九月十二日，李厚基乘舰由厦门逃回福州，向北京政府电辞援粤总司令，福州局势异常严重。幸亏臧致平旅在同安打了一次胜仗，才阻遏了粤军的攻势。
段内阁接到福州危急的报告，急忙派遣海军协助防守福州。九月十七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清乡督办。陆军方面，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队都很难调动，他只得饥不择食地派龙济光的新军开往应援。
龙济光在小站设立“振武新军办公处”，把直隶、山东边境一些土匪收编为振武新军。他企图利用“援闽”取得福建地盘。在第一批振武新军开往浦口后，第二批开到晏城忽然拒绝南下作战，就在当地散开队伍，大肆抢劫，并拆毁了津浦铁路。随后第三批又在禹城哗变。这些变兵都被张树元派兵包围解散。这两次兵变使得山东人民受了很大损失，段也丢了一次大丑，国内外一致抨击段内阁只能依靠土匪来执行武力统一政策。在北京的福建人士激烈反对龙军援闽，法国公使公然请求调开小站龙军以免危害天津治安。
九月二十四日，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报告李纯，有一支不知从何方开来的军队，分乘两列车南下，疑系在晏城被击溃之匪军。李纯随即打电报给倪嗣冲，这支军队开过蚌埠时，请即查明究系何军，开往何处。倪嗣冲回答说，这支军队是开往福建的奉军。李纯听到是奉军，疑心张作霖派来偷袭南京。同时又接到北京方面的另一报告，据说这支奉军是参战处新任参谋长徐树铮调动南下的，李纯更加疑心，急忙命令第六师开过长江，拆毁花旗营一段铁路，准备加以迎击。
这支军队已经开过滁州到了乌衣站，得知前面路轨已被拆毁，苏军布置阵地准备迎击，就立刻倒挂机车开回滁州，随后又开回蚌埠。李纯连打电报质问北京政府，奉军南开，何以中央和奉督事前并不通知江苏，既称南下援闽，何以又由主持对外的参战处下令调派。他十分激动地说：“意者有人凭借弄权，罔恤国体，擅作威福，政府不及知，督办（段）不及察。大江南北，人心惶惶，军情愤激，窃恐酿成祸变，已派重兵过江弹压。……江苏一省关系全国，若任无意识之小人不顾大局，不恤国体，一隅糜烂，全局破坏，谁尸其咎，思之痛心。”电报所指的“无意识之小人”就是徐树铮。
这次津浦南段的新风云，比不久以前鲁军开过浦口时的局势更为严重。事实上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奉军，又可以说不是奉军。原来徐树铮在小站共计招募了参战军五个混成旅，因为挪用奉军军费，张作霖向他算账，只得交出三个混成旅归奉天，自己留下两个混成旅，其中有一个旅以奉军补充旅的名义开往洛阳受训，旅长为王永泉。由于福州告急，段内阁无兵可调，就把这支受训未久的新军投入战场。二十五日国务院向李纯解释误会，声明该旅是参战处的直辖军队，不是奉军。但是张作霖却把它当作奉军，气势汹汹地质问李纯说：“奉军南下，系奉总理密令驰往援闽。兵贵神速，本可出以秘密。贵督明知为奉军，竟尔出阻，贻误戎机，不知是何用意。请克日明白答复，以释疑团。”
这个时候，冯国璋已经准备下台，长江三督除了采取自卫行动而外，也没有与主战派继续进行斗争的勇气。另一方面，直军在湖南前线主和，主战派也不敢对长江三督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一严重事件经过一番解释，没有爆发成为北洋派内部的战争。北京政府同意李纯的意见，将已到浦口的龙军撤回兖州，王永泉旅留在蚌埠，等到船只备就，再将这些“援闽军”分批开到浦口，直接上船，以免发生误会。后来王旅于十月十三日由蚌埠开到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往福建。
三 湖南前线南北将领联名电请下停战令。主战派通电斥责吴佩孚等。军政府派员慰劳直军
九月七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张作霖和曹锟的地位相等，驾乎一切北方督军之上。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九月十四日曹锟发表寒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这是反对对南继续作战的另一形式的表示。九月二十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江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朱熙、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系统的直系军人的大合唱，看上去新旧主和派有合流的一种趋势。
九月二十六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1]、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发出联名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由吴佩孚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来的。
这个电报就像焦雷一样劈在段的顶门上。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但没有出现过南北军人站在一边，发出共同的语言，所以安福分子慌做一团地说：“吴秀才公然造反了！”
段接到这个电报，大惊之后继以大怒，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意见的不同，而是北方军人通敌、降敌的问题。他气鼓鼓地要用“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他的策士们竭力劝他保持冷静头脑，不要意气用事，因为皖系和主战派现在已无可用之兵，不会有人讨伐吴佩孚，即使有人自告奋勇，也不见得能够战胜这个“常胜将军”。下令讨伐不会得到什么，只会把吴佩孚逼上梁山，甚至引起北洋派和北京政府的更大危机。
安福议员邓镕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另一安福议员张敬舜[2]反对这个动议，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此后没有下文。
吴佩孚的这一动作使得曹锟置身无地，即使谅解他的人相信并不是他所指使的，但是直接长官不能约束部下，威信也要受到打击。因此，九月三十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诰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的态度。后一个电报说：“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赖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事实上，曹锟诰诫吴佩孚已经有过好几次，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套，他在这个难题目之下做不出好文章来。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九月三十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阀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私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就是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也不能不随声附和，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倒是惯于打击主和派以取悦于段的张敬尧，不敢斥责吴佩孚，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在北方驳斥寝电的唇枪舌剑中，张作霖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在冬电（十月二日）中指出：“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恩鸿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谕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谕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观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尽法惩办，以谢国人。”这个电报竟然把冯说成是主战派领袖，但是所称人人得而诛之的真民贼，似乎正是影射他所服从的大总统。
十月三日，以谭浩明、吴佩孚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表江电，对驳斥寝电者予以反驳斥。江电说：“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五月二十五日停战，迄今已四越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颁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破坏，在和乎在战乎？……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举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他们还联名发出另外两个电报：一个是致徐世昌的江电（三日），请他先做南北调人，不要先做总统；一个是致各省的支电（四日），力言“总统大权旁落已久，恐东海登台后，为傀儡形状，较黎冯尤甚，是爱戴东海适以陷害东海也”。
这一时期，吴佩孚成为皖系和主战派最切齿的人物，同时却又成为桂系和军政府最喜爱的人物。凡是吴佩孚提出来的意见，法系及其操纵下的军政府都是全盘接受，全力支持。以岑春煊为首的七总裁发表联名阳电（十月七日），莫荣新发表青电（九日），都是江电的应声。同时，湘军代表文鹿鸣、刘锺岳与直军代表刘杰、包映芝联名公布，在南北全面和平未实现以前，湘直两军成立长期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为。因此军政府特派钮永建为劳军使，到衡阳慰劳直军。一切迹象表明，桂系与北方新主和派的联盟，比之以前直桂两系的联盟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以前还是偷偷摸摸的行为，现在却采取了公开的态度。桂系的这种作法，完全取得国民党元老和滇系军阀的同意，只有孙中山及其周围人物是例外。
四 日本又一次阴谋外交成功——中日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满蒙四路、顺徐二路借款及参战借款成立
在冯、段相约同时下野的时期，日本寺内内阁已经摇摇欲倒，段祺瑞企图在自己和寺内下台以前向日本借款一万万元，作为下台后控制北京政府的财力准备。九月二十四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后藤外相成立了满蒙四路二千万日元的垫款合同[3]和顺徐二路二千万日元的借款协定[4]。当天北京各报登出一万万元大借款的消息，徐树铮竟以参战处名义命令京畿警备总司令部转饬警察厅查封了《晨钟》《大中》《国民公报》《中华新报》《民强》《大中华》《亚陆》《经世》八家报纸。
顺徐二路与以前大隈内阁强迫袁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山东部分有关。寺内内阁虽然用尽心机地压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与既得权利，但是中国处于被迫者的地位，欧战结束后将有一个国际联合机构出现，中国可以向这个机构提出申诉，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可能受到打击。这是日本政府提心吊胆的一件事情。因此，在顺徐二路借款成立的时候，寺内内阁采取阴谋外交填补了这个漏洞，由后藤与章宗祥发表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换文规定日军除在济南酌留一部分外，其在胶济路沿线者均撤回青岛；日本所设民政署一律撤废；胶济路护路由中国警察担任，但须聘用日本教官；胶济路大站须聘用日员；胶济路所属权利由中日两国合办等等。中国换文中引用了一句外交术语：“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予以同意。”
这个换文发表，段内阁大吹大擂地夸称他们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胶济路沿线日军撤退，日本民政署取消，护路权收回，这些问题都很完满地解决了；而这种外交胜利是由于日本政府贯彻执行对华亲善方针，采取恢宏豁达的态度才能取得的。但是，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亲自写下“欣然同意”的供状，日本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个文件证明中国并不是被迫承认山东问题，中国将来就没有理由向国际联合机构提出申诉。根据北京政府对日交涉的往例，中国对日本所提的回文，事前必须交日本方面审阅，他们认为满意，然后予以接受。有不少回文是由日本政府代为拟就而交北京政府照录发表的。这可以说明段内阁同意发表这个换文，并非在文字上受人之愚，而是又一次出卖国家的可耻行为。
同月二十八日，段内阁又以国库券作抵，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参战借款二千万日元的协定[5]。协定规定此项借款必须直接交予中国国防机关所属的经理主任。这是因为段内阁即将下台，今后退为参战督办，有了这个规定，参战借款就必须交与参战督办而不交与北京政府。
就在参战借款成立的第二天，原敬继寺内之后组织新内阁[6]。日本内阁的更动，主要是受了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原敬内阁对西方国家不能不有所顾虑，对全力支持中国皖系军阀的政策也不能不有所改变。同时，军政府派章士钊到日本活动，请日本新政府勿再采取支持段祺瑞和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
在寺内内阁任内，从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到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借与北京政府的借款，包括铁路、银行、电信、林矿、参战、军械各项借款[7]和善后借款垫款，共计近三万万日元[8]。寺内下台时自己吹嘘，在他任内对中国的借款，三倍于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借款总和，日本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利，远远超过“二十一条”。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借款共为一万万二千万日元，照此计算，寺内任内的借款应当在三万万六千万日元以上，除有数可查者外，还有一些借款没有公布出来[9]。
此外，段内阁曾经向日本进行地租借款一万万日元，凤凰山铁矿借款一千万日元，金币借款八千万日元。这些借款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没有实现。
当然，在这些日子里，如果没有日本的大力支持，段内阁早就倒了台。但是这种支持决不能挽救卖国独裁者最后失败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寺内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利诚然很大很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无论采取军事恫吓政策也好，采取经济渗入政策也好，其结果只能促进中国民族的觉醒与爱国救亡运动的进展，最后除了招致自身的毁灭而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五 段祺瑞推荐曹锟为副总统。交通系议员拒绝选举副总统。徐世昌就北京政府总统
吴佩孚在湖南的行动，引起了北洋派的严重危机。段祺瑞既然不敢惩办吴佩孚，又不能置之不理，他忽然想到只有把曹锟拉过来才能挽救这个危机，而要拉拢曹锟，首先必须满足他的欲望，使他取得副总统的地位。当然，段的本心是绝对不愿有此一举的，但他相信推选曹锟为副总统，吴佩孚就没有方法再反对安福国会，也就没有方法反对徐世昌的总统地位。这样，就可以把吴佩孚和西南的关系割断。因此，他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霈到奉天，说服张作霖同意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一切动议。
曹锟果然大喜过望，马上派兄弟曹锐到北京进行竞选活动，还派另一兄弟曹钧到奉天拉拢张作霖。
十月三日，安福系议员举行茶话会讨论选举副总统的问题。王揖唐宣读了段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来信[10]。当天决定于十月九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十月六日，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命徐树铮出席说明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原因。由于当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安福议员公开表示选总统尽了义务，选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而曹锟方面又认为徐世昌当选总统没有出过票价，他也不应当出票价，因此王揖唐与各方面接洽，决定由北京政府发付曹锟军费一百五十万元，把这笔军费移作副总统的运动费，票价每张二千元，当晚签发了支票。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曹锟的副总统梦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了。
十月九日，两院议员举行选举副总统的联合会。议长梁士诒安详地坐在主席台上，等候到齐法定人数进行投票。这天到会者并不踊跃，打了许多电话去催，仍然不足法定人数。下午继续开会，到的人也还是不多，王揖唐建议把议会的门关起来，只许进，不许出，一面从外面拉人进来以便凑足法定人数。这个意见刚刚提出来，就有一些已到会者匆匆离席而去。
原来段党一手造成的安福国会，这个时候已经起了变化。其中研究系议员本来是不与安福系合作的，他们在选举的前一天开过一次会，决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如果一定要选曹锟，就以不出席为抵制。研究系议员的人数很少，在安福国会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一向与安福系合作的旧交通系议员同样采取了不出席的办法，这就大大增加了缺席人数的比重，使这个选举会开不成。
这天下午，旧交通系议员有五十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出席选举会。在安福系的督促下，梁士诒只得写了一张便条，交由刘恩格、杜持、王印川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那些游兴正浓的议员们追回来投票。但当他们碰头时，那些议员反而闲情逸致地取笑他们说：“你们迟到，应当罚酒三杯。”王揖唐也驾了一部汽车到处拉人，但是拉得东来西又跑，结果只拉得八个人回来。安福系议员也有不出席的，这是由于他们看见报载曹锟以十万元纳刘喜奎为“簉室”，都骂曹锟太瞧议员不起，议员的身价仅及刘喜奎的五十分之一。
副总统的选举会几度流会，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本来是互相敌对的两个政客集团，但在反对曹锟为副总统的问题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第二，安福系和旧交通系的分家，反映了徐世昌与段祺瑞的分家；第三，即使安福系议员，也并不是全部都能接受段的调度的，可见政治集团建筑在个人利益之上，貌合神离的现象是不能避免的。
十月十日是冯国璋代职期满的一天。这天上午九时，怀仁堂搭了一座礼台，冯、徐两人举行了总统交替典礼。当天，徐发表第一道命令，解除段的国务总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徐又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绶嘉禾章，曹锟拒而不受，徐就改授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以示隆异[11]。曹锟虽然先后得到银质狮纽大印和九狮纽宝光金刀，当然不会感到满足。因此，在王揖唐的主持下，安福国会定于十月十六日继续进行副总统的选举。
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不出席副总统的选举会，与徐的态度有关。他邀同梁士诒去见徐，请徐表示对副总统问题的意见。徐十分老练地回答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举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八月十四日，周自齐又带了一批议员作天津之游。他在自己的私宅英租界球场二十九号设立了议员总招待所，又在四家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情意殷殷地邀请在京议员到天津来饮酒看花，及时行乐。当他吸引到议员一百四十人的时候，就准备召开一次谈话会，请他们联名提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的两项建议。同时，梁士诒在北京的态度也逐步明朗，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梁士诒和周自齐都是旧交通系领袖，也是徐世昌的私党。旧交通系反对选举副总统，正和不久以前徐世昌偶然流露出来的“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的话完全合拍。这样一来，问题终于弄明白了，造成副总统选举会几度流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段所扶植的政治傀儡徐世昌。
但是王揖唐决不甘心从此罢休。十月十五日，他派安福系“大将”克希克图携带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宅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新车站停下来，只等“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作四批，每批两人，分乘四部汽车到四家旅馆进行“绑票”。十分奇怪，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就连一个目的物也没有找到。于是他们集中人马，飞快地赶到周自齐的住宅去找，也没有发现一个应当被绑的人。不久终于弄清楚，原来这天下午周自齐在南市妓院里摆下了“花酒”，那些议员老爷们都“倚红偎翠”去了。于是这批打手又一窝蜂似的冲到妓院来，居然一口气捉到了四十多名议员。
这件事发生在十五日深夜三点半钟。这些被绑议员在汽车里乱嚷乱叫，引起了站岗警察的注意，喝令停车检查，直待押车者拿出议员证件来，才得放行。被绑议员要求回旅馆取行李，也不被允许。当他们被挟登火车的时候，机车早已升火等候，所以一上车车子就开动了。但在夜色迷漫中逃脱了几名，也有人到了北京后又逃回到天津来。
这就是安福系首领王揖唐表演的“精采节目”。这件事立刻风传全国，引为笑谈。
十月十六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抓议员到会投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但是这天到的人更少，仍然以流会收场。
第二天，梁士诒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迫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去参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同时，段也认为对曹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既然无济于事，也就可告无罪，因此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但在这幕丑剧中，王揖唐和曹锟都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因此一个托病到汤山休养，一个在保定称病请假。
六 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改选省议会的斗争。桂系驱逐广东省长李耀汉
湖南自停战以来，原来来自北方各省的北军仍然挤塞在这个受着战争灾难满目疮痍的省区内：直军一师三混成旅以衡阳为大本营，分布祁阳、耒阳数县；第七师主力吴新田、田树勋两旅在宝庆、武冈；还有一部分驻防长沙；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在平江、浏阳；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在常德、桃源；此外湘东各县驻有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等。南军方面，湘桂军据有郴永一隅之地，沅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则属于湘西民军的势力范围，南军占领区的面积合起来仍然很大。在一省之内，屯集了十多万南北军队，到处都是壁垒相对的军事区域，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
张敬尧虽然号称一省督军，他的势力只能达到长沙、宝庆一线，对第七师以外的北军占领区也都无权过问。
当吴佩孚发表马电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其后，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乘机据有县城，有酝酿自主的一种倾向，张敬尧派狗腿子谢渊前往“安抚”，才得安定下来。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俨如敌国。
第七师在北军中纪律最坏，而该师的留省部队在该师中又是最坏的，所以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县更为深重。张敬尧在湖南扩充了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号称“四帅”的张敬汤为旅长。这个“四帅”自比为诸葛亮，曾经穿上八卦衣戏装，拿了鹅毛扇子，走着台步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那些豪奴们为了奉承主人，都说：“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哪里比得上咱们四帅智勇双全。”其实，这个“假孔明”却是“真时迁”，经常跑到“大户人家”借贵重东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有“孔明作贼”的一个笑话。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的时候，曾经招抚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因此人称为“少帅”。第五团是穿了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湖南人民称它为“烂五团”。“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最信任的人，所以把这两个人的部队摆在自己的身边，以资防卫。
张敬尧本来是安徽霍丘县人，但是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在他看起来是“杀敌致果”，理所当然。湖南人民用“张毒”（督的同音）、“毒菌”（督军的同音）这类字眼称呼张敬尧。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从前夏朝的老百姓要“与桀偕亡”，我们今天要与“尧舜禹汤”偕亡[12]。这句话流传一时，成为湖南人民的共同誓言。
当全国人民掀起爱国主义高潮的时候，张敬尧禁止学生及各界人士开会演说，认为这些都是“暴徒”的“破坏行为”。长沙各学校、各公共场所以及祠堂庙宇都驻满了北军，全城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大兵营，许多学校不能开课，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限制，当然更谈不上有爱国的自由。同一时期，衡阳、常德一带的人民爱国运动却没有受到当地驻军的阻挠。
张敬尧的暴力统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上海各报认为，即使帝国主义统治着殖民地的人民，也还不敢公开采取类似这样不顾一切的残暴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却取得了段祺瑞的极大信任，认为正是忠诚可靠的具体表现。
当段内阁包办国会选举的时候，有人向张敬尧献策改选湖南省议会，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关。张敬尧正被各方面骂得体无完肤，就采纳了这个意见。当然，湖南省议会是一个绅权机关，并不能代表真正民意，但是由张敬尧改造成为一个御用机关，情形就会更坏，因此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以湖南尚未统一，不能普遍进行选举为理由，向张敬尧请愿收回改选省议会的成命。这种请愿本来是和平性质，但是由于有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在他们的建议和影响下，把各种团体合并组成湖南各界联合会，就使这个组织能够发挥更大力量，并将反对改选省议会的浪潮转变成为反对军阀统治的一种政治革命斗争。
张敬尧看见湖南各界人士公然敢在他直接统治和威力所及的地方组织对抗性的统一团体，不禁勃然大怒，就要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策动这个组织的“暴徒”。于是那个献策者又来加以劝阻，认为采取暴力手段，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将使改选后的新议会不能起欺骗人民的作用。这位狗头军师主张采取以“民意”对抗民意的办法，雇用一批政治流氓组织“湖南公民会”，也向当局请愿提前改选省议会，以抵制反对改选省议会的各界联合会。
随后“公民会”和各界联合会展开了激烈争论，都说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团体，而斥对方为伪托民意，宛如演了一出“双包案”。湖南《大公报》《湖南日报》等报纸都全力支持各界联合会，著论抨击“公民会”是一批政治流氓组织的非法团体，只有政治背景，而无民众基础。当然，谁都晓得“公民会”是北京政府组织“公民团”的一套翻版，既非职业团体，也并不具有任何代表性。但是张敬尧在两造面前假装糊涂地说：“你们两个团体谁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我也弄不清楚”，吩咐双方各推代表对于应不应该改选省议会的问题举行一场辩论，然后让他作出决定。
当双方在教育会举行辩论的一天，张敬尧命令第五团兵士在会场周围布置了武装岗哨，其用意是在吓退反对派不敢进来，好让“公民会”代表控制会场。但是这天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们在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仍然踊跃到会，并有学生代表当场散发反对改选省议会、反对摧残教育和取缔爱国运动的宣传文件。
开会时，张继忠全副武装，腰间佩带长柄东洋指挥刀，威威武武地站在台口上。当革命青年出现在台上侃侃发言时[13]，各界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恼羞成怒的张继忠立刻大声吼叫，命令如狼似虎的兵士逮捕发言者，并且命令封锁会场不要放走一个“暴民”。这时，站在台上的“公民会”首领辜天保发觉今天的戏唱得很糟，会要弄巧反拙，急忙出面来打圆场，但是会议却无法继续进行。第二天，《大公报》《湖南日报》都被查封。
张敬尧本来打算仿照北京政府选举新国会的办法办理湖南省议会的选举，由于各界联合会的反对，不得不推迟这种包办代替的选举。这是人民斗争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把湖南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更高潮[14]。
与此同时，广东发生了桂系军阀排斥地方派军人的风潮。
广东省长李耀汉身兼肇军总司令、肇阳罗镇守使各职，以肇庆为大本营，桂系请他到广州同城办事，他就称病请假以资对付。九月二十二日，军政府下令解除李耀汉的本兼职务，俾便“专心养疴”，派李耀汉部将翟汪代理省长，古日光代理肇阳罗镇守使。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省议会、警卫军和肇军将领的一致反对。李耀汉公然致函省议会，否认军政府有权罢免省长，并且用广东人必须团结起来的说法，煽动省议会一致对抗桂系军阀。他说他的省长一职是由省议会产生的，可以向议会辞职，而不能由军政府罢免。
十月十一日，北京政府下令颁发广东水灾赈款十万元，指明交省长李耀汉领收发放。这是北京政府又一次的挑拨手腕。
桂系军阀对广东省长问题处于“欲罢不能”的地步。由于翟汪不敢接任省长，军政府决定改派李根源继任，命令李根源统率北江一部滇军开到广州，林虎部移驻三水，准备以武力解决李耀汉。
十月十五日，李耀汉化装到了广州，在李福林的司令部召集地方派军人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应付桂系的策略。由于桂系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发动战争对地方派更为不利，会议决定退让一步，保全实力。最后由李福林出面“调停”，翟汪接受了省长，古日光接受了镇守使，李耀汉仍然留任肇军总司令，于十七日赴香港养病。
同时，桂系还想派兵进攻海陆丰消灭粤军的根据地。首先由军政府下令解除陈炯明的惠潮梅防务督办兼职，派刘志陆为潮惠镇守使。桂军刘志陆部集中潮汕，刘达庆部集中惠州，形势异常严重。这时粤军已由原有的二十营扩充到七十营，并已深入闽南，声势今非昔比。陈炯明打算停止对闽军事，把粤军开回来对抗桂军。由于海军出面“调停”，战争才没有爆发起来。随后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宣抚使兼援闽总司令，不久又任命林葆怿为福建督军，陈炯明为福建省长，想把粤军、海军全部推出广东境外，林葆怿和陈炯明都拒绝接受这些命令。陈炯明因此与李厚基成立了停战协定，以便抽出力量应付来自后方的威胁。
* * *
[1] 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原来属于苏军，所以苏军将领的联名通电中列入他的名字。该师调到江西，杨曾通电响应吴佩孚的马电，所以在湘直军的联名通电中也有他的名字。
[2] 张敬舜是张敬尧的兄弟。如果下令惩办吴佩孚，张敬尧就会首当其冲，所以张敬舜竭力反对此案。
[3] 满蒙四路为洮南至热河、长春至洮南、吉林至开原、洮南通海口的四线。四路借款由日本银行团承担，以各路财产及其收入为抵押品。
[4] 顺徐二路为济南至顺德、高密至徐州的两线。提供借款者仍为日本银行团，抵押品也是两路财产及其收入。
[5] 提供借款者仍为日本银行团。
[6] 寺内于9月21日提出辞职，29日解职。
[7] 军械借款前后有两起，第一起成立于1917年11月15日，借款额1600万日元，第二起成立于1918年7月31日，借款额23 643 700日元。此项借款，系以军火折合交付。
[8] 除以上各项借款外，尚有有案可稽的小额借款：1917年11月22日京畿水灾借款500万日元；1917年11月20日运河借款500万日元；1918年1月5日印刷借款200万日元等。
[9] 此项材料，引自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10] 段向安福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原函如下：“燕荪、一堂议长执事：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专此敬颂议祉。”
[11] 曹锟曾经得过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公府铨叙局没有査明档案，以致重颁，因此曹锟拒而不受。改授的九狮纽宝光金刀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成，可以伸屈自如。
[12] 指张敬尧、敬舜、敬禹、敬汤四兄弟。
[13] 革命青年指毛泽东。
[14] 当时作者任《湖南日报》主编，以报界联合会代表参加了各界联合会，并亲身参加了教育会的“辩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