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北人士到湖南请兵“援鄂”。陈炯明电促湖南出兵“援桂”。湖南出兵“援桂”后又决定大举“援鄂”

湖南自谭延闿被逐下台，程（潜）派军人被一网打尽后，赵恒惕利用“自治”招牌宣布保境息民，一面与川、滇、黔、粤四省军阀组成了“联省自治”阵线，一面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鄂、赣两省建立了联防条约。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方挟西南以自重，首先必须拉拢湖南，而湘军必须向湖北购买军火，湘米出口也必须经过湖北，所以双方的关系拉得很紧。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是反对湖南“自治”的，但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军阀，没有余力同时对南方作战，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局势，以阻止孙中山北伐，对他颇为有利，所以对湘军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湘军所患者只有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而孙受制于陈炯明，陈、赵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盟，这方面也就有恃无恐了。

湖南的问题主要是内部的斗争。程派失败后，湘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个旅，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谭延闿失败到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二万元，谭、赵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表面上维持良好关系，实际上谭抱有重回湖南的政治野心，赵无日不在戒备之中。

一九二一年春天，长沙发现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1]，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一）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六月二十四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作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作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号称一团，实力仅有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吴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七月一日军事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军先后驱逐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有功于湖南，而湘、桂两省又订有联防条约）。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余力过问这件事情。

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就不会出动“援鄂”。七月四日，又赠予湘军子弹六十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2]，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3]。

七月二十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二　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王兵败出走，北京政府任吴为两湖巡阅使，萧为湖北督军

王占元从北京南下经过郑州时，看见到站欢迎他的第三师学兵队一色都是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不禁大受感动。他在汉口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对到站欢迎他的大员们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王虽然参加了天津会议，俨然“北方之雄”，但他究竟是个相形见绌的角色，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二十余次，湖北人民展开了驱王自治运动，使他的面子很不光采。他回到湖北来，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不料回来后的第二天（六月四日），宜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抢大杀之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因此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怒。六月八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及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三十里不得驻兵的条件。更使王吃惊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省辖市，以免国际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劫洗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之地，变兵又是王的直辖军队，更使他更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二十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回乡。八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涌而出，开枪射击，除在黑夜中走脱数十人外，其余都被歼灭。王占元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兵心更为动摇，民情更为忿慨，连一贯逢迎军阀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地通电加以痛斥。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稳了。

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打算撤换王占元。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旅京湖北同乡两次向国务院请愿去王时，靳云鹏还对他们说过“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的不要脸的话。

七月二十一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当天的湘鄂火车因此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仍照开。这个“此处无银三百两”的作法，当然更使王加重了疑心。

湘军“援鄂”的消息证实后，王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孙传芳[4]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当天还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湘军原拟乘火车大举偷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识破，一直到七月二十八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曾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行引退，将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已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二十八日，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云溪向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引起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白日做梦，要么倒戈驱王，要么赶快撤退，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军自驱张胜利以来，对北洋军的战斗力一般估计不高，更不把王放在眼下。这次战争，由于赵恒惕力求取得吴佩孚的同意，一再推迟发动，使王取得充分时间调兵布防，湘军在战略上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有利时机。在地形上，羊楼峒有十五个高山峻岭，北军居高临下，这对采取攻势的湘军是个不利的条件。湘军更没有估计到王手下有一个肯打硬仗的孙传芳，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五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湘军酷暑行师，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更卖气力[5]。八月六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这一仗在历年内战中是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军阀的野心造成了双方重大的死伤，仅战胜者一方，就死伤了二千余人，沿铁路线尸横遍野，腐臭之气熏天。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八月二日占领通城，并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十五里的袁家铺。八月七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理。

湘军发动前，吴佩孚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无所爱惜，但是湘军进攻湖北，北洋派都会疑心是出自他的指使，叫他有口难分。他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他叫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的请援电报时，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该师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到孝感，三十一日开到汉口。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请直军迅速赴援，可是“急惊风偏遇慢郎中”，萧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八月六日，王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当天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这是他下台时用以遮羞的门面话。另一电报说：“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露骨地揭破直军不是前来应援，而是别有用心。

八月九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一来，吴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贯表示不要地盘，原来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盘；一贯表示不做督军，却替部下争抢督军的地位；一贯自命为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原来是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家。

北京政府处理湖北问题，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关于湖北地盘问题，直奉两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认为湖北原来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多得什么东西；奉系却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盘，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了。

八月十一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军职，乘轮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地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所讲的“人家”，是指赵恒惕还是指吴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却没有明白地说出来[6]。

王占元离汉前，密令军法处代处长瞿昌阀私放吴光新。八月十五日晚，吴在瞿的掩护下出狱，匿居汉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护送下，由汉赴沪转往天津。

三　吴佩孚的“缓兵计”。赵恒惕下令停战并向直军提出和平条件。湘直和议不成，吴派海军袭占岳州。英国领事调停湘直战争，吴、赵在岳州兵舰上签定停战条约

王占元离开湖北的第二天，吴佩孚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他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叫人快找“弼臣”来见面。“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曾任鄂军旅长，因为勾结吴佩孚被撤职，现在马上“官封原职”。吴又看中孙传芳勇敢善战，已经保荐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他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成为吴的重要战将之一[7]。

吴到汉口来，新任督军萧耀南就像他的小媳妇一样，一切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萧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督署参谋长，成宪担任督署秘书长，这两人都是湖北人，吴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吴到汉口后，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

在此以前，吴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笫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吴到汉口后，忙于调兵遣将，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吴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位战将就是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兄弟。靳云鹏醉心于北洋派传统的武力统一政策，没有征求张作霖的同意，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是要利用这位“常胜将军”首先打败湘军，进而平定西南。

这个时期，湘军的士气很高，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正是由于赵恒惕迫切希望与直系成立和平协定，吴佩孚才能够取得喘息时间，布置直军阵地，并调动海军来威胁湘军的后方。

吴佩孚和赵恒惕各有一套如意算盘。赵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撤回湘军，将湖北地盘让予直系。赵的希望是：（一）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萧为湖北黄冈人，吴派萧到湖北来，也是为了要应付“鄂人治鄂”的自治潮流），但必须改称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于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二）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赵与湘军将领估计吴佩孚不致与湘军为敌，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奉系随时可以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而这些代价也不算高。但是，吴佩孚却认为，过去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因而取得驱张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只能算得“投桃报李”，如果湘军一定要与直军较量高低，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

吴佩孚的另一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所以从直军开到前方以来，湘军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而可能发生的冲突。不料八月十三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又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湘军曾向萧耀南提出质问，萧回答说：“这是误会。”湘军在战场上查出靳云鹏致靳云鹗的电报，上面写道：“……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惟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这个电报，说明靳云鹏咬牙切齿地仇恨南方人，教导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欺骗湘军，不妨乘机偷袭，但须保全实力，不要打硬仗损失自己的本钱。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报纸发表。

从八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萧耀南除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一百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可是吴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视察前方阵地，十三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十四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然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十六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置之不理。吴的狰狞面貌日益暴露，因此全国涌现了反对直系军阀穷兵黩武的浪潮，除人民团体通电呼吁停战外，旅津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劝告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十六日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簰州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绪，吴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8]并向湖南提出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得到以上消息，不禁大为吃惊。八月十九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兵士们推举代表请求再战，因此二十二日赵又下了攻击命令。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二十二日，湘、直两军展开了汀泗桥的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已上了火车，准备开回长沙，看见这个形势，他又跳下车来组织了几十名敢死队，每人犒赏二十元，冒着炮火冲锋前进，夺得直军的机关枪四挺，直军被迫向后退走，赵才再上火车回长沙去了。

二十三日，直军增援反攻，战斗十分激烈。二十四日，湘军才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汀泗桥车站重入湘军之手。二十五日，靳旅被湘军包围时，湘军因争夺北军枪支起了内讧，直军乘势反攻，湘军向蒲圻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部（葛豪的铁道警备队改编的，易是葛的表兄）忽然倒起戈来，湘军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左翼湘军也不能立足，由州、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赵接到以上战报，二十六日又赶到前线来，诰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亲自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便又稳定下来。当时中外报纸描绘湘、直两军的战争情况，认为“中国历年来的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不过打了三天就告结束，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打得这么久而激烈的”。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将“援桂”军谢国光部调回，但是负隅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难乎为继”之势。在军火、军饷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弹几乎全部都“回敬”给王占元了，而本来打算打到武汉补发军饷的计划，又已成为泡影。湘军为久战疲劳之师，而直军是新投入战斗的生力军，吴佩孚调动海、陆军源源而来，军火又很充足，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大大优于湘军。赵恒惕眼见这场军事赌博快要失败，只得饥不择食地收容在广西不能立足已经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给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同时，孙中山已经指定许崇智的第二军和李福林的福字军为北伐军，整装待发。赵对北伐军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顾虑，一面商请孙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请陈炯明派自己的可靠军队入湘应援。此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一面阻止北伐军出发，一面将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开拔赴援。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八月二十八日，杜锡珪率领军舰七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笫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开炮误伤外国兵舰，北方军舰竟得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四时海军炮轰岳州城的时候，岳州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个连，当然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乘轿落荒而逃（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破坏，火车不通）。这样一来，前线湘军就像潮水一般败退下来，战斗意志完全瓦解了。

赵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逃走，于三十日回到长沙。赵未回到前，长沙陷于大混乱中。各医院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上到处可以看见怒容满面的败兵和伤兵。他们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之一念，他们早已登临黄鹤楼，漫步晴川阁，何致有今天这样一败涂地的结局。赵回来后，发现总部曾被伤兵闯进来打劫过，他的勋章、军帽都已不翼而飞。警察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都被军队占驻，和张敬尧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前方败兵一路上大肆抢劫退回来，农村大受破坏，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张敬尧时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最使赵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幸而三十日桂军沈鸿英部赶到，赵急忙命令该军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赣。

由于长沙受到北洋军的两面威胁，赵恒惕决定了放弃长沙、退守湘西的计划。他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自居为湘直之间的“调人”，极力劝他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与吴佩孚当面进行谈判。原来驻汉英国领事已经与吴讲好，只要赵肯到岳州来签定湘直停战条约，直军可不进攻长沙，维持赵的地位不动。英国领事如此热情，介绍吴、赵二人直接见面讲和，使人回想到一九一二年驻汉英国领事介绍清朝代表与民军代表进行和谈的往事。当其时，陕西问题牵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在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须迅速终止对湘军的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英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帮助它的工具直系军阀才出面来作“和事老”的。

九月一日，赵乘英舰到岳州时，吴已乘江贞舰先到。赵到吴的座舰上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这两个老朋友还是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谈的人有张一麐、蒋百里、张绍曾等。吴首先表示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并且保证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道：“馨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

随后吴、赵二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扃门会议[9]，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条，赵坚决不肯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承认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坚决不肯同意。最后赵终于被迫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了停战条约九款，主要为双方以汨罗江为界，直军撤至黄沙街、长乐街，湘军撤至湘阴、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复等条。签字后，当天吴回到汉口布置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

赵回长沙后，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九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停止出发。

这次湘鄂战争，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两个骗局，王占元受了赵恒惕的骗，赵又受了吴佩孚的骗。这次战争，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戏法，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个人权力地位而勇于内战的狰狞面目，也就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军阀和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湘军做了一场向外发展的空梦，从此内部的斗争又逐步激化了。

四　湘军“援鄂”与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关系。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建议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湘军“援鄂”一举，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三政府路线成败的重大关键。湘军发动前，赵恒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攻下武汉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三省当局一致表示同意。孙中山当然反对组织第三政府，七月二十五日曾在广州总统府会议上提出下令讨伐北京政府、大举出兵湖南的建议。由此可见，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提出湘军“援鄂”后孙中山决不假道湖南北伐的保证是不可靠的。但是陈炯明反对出兵湖南，认为这样做是拖湘军的后腿，只能造成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西南的局势。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不能实现。

湖南代表还到浙江、陕西、江西等省进行组织第三政府的活动，皖系卢永祥、陈树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10]。最使人莫测高深的是，直系军阀陈光远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在湖南征求同意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其实，这位实力并不雄厚的直系军阀，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对湖南不得不竭力讨好，借以减少敌对的力量。赵恒惕还幻想吴佩孚能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赵冕携带这个方案到洛阳接洽，但是吴避不见面，所以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向吴提出来。

早在湘军“援鄂”前，六月四日，卢永样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觉得自己的声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军驱王后，八月十一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赵为什么不提“各省联席会议”而改提“国民大会”呢？原来，以前吴佩孚驻兵衡阳的时候，曾与军政府及湘桂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推翻安福政权后，建议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后来他推翻了安福政权，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他放了一个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现在赵恒惕根据吴的旧方案，加入新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进来，以增强联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赵的建议与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不相容，与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政治倾向也不相适应。

赵的真电发表后，卢授意浙江各团体和省宪会议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国内问题与派遣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代表问题。浙江省长沈金鉴建议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并推卢为南北间的“调人”。十分明显，在皖系势力下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或者召开和平会议，其目的也是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但是与赵的意见大有出入，因为皖系与直系立于敌对地位，并不幻想吴佩孚参加。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桂平处理改编桂军残部的问题，他的周围也有四川、云南等省代表，所讨论的也是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此时，陈与吴佩孚的关系尚未建立好，不赞成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他发表巧电（八月十八日），请卢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本人愿派代表参加。这个电报对孙中山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陈是他手下的现任官吏，却公然同意另外组织政府，不啻是“反对现行政府”的叛逆行为。孙气得要下命令讨伐陈，经胡汉民、汪精卫等竭力劝阻才罢。陈在广西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刺激孙中山过甚，便又授意省长公署发布一条消息，解释巧电乃是向卢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种应酬文章，此外别无用心。其实，巧电有具体内容，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文章。

以上说明，卢、赵、陈三人虽然同以组织第三政府为目标，但在若干具体内容上，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

湘军“援鄂”失败，不但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也因形势转变而召集不起来。吴佩孚却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下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三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二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宪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三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六人、中央军公推代表六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六）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大会”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的儿女亲家张绍曾和“苏州才子”张一麐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九月二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一麐。九月九日，汉口就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十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珪、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十月十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是空炮了。但是，卢永祥首先表示怀疑，陈炯明通电反对，张作霖被动列名并非真心赞成，而全国人民对于吴的本来面目已经认识清楚，因此这个倡议仍是“曲高和寡”，并无下文可考。

吴发起庐山会议的目的，仍然像以前发起国民大会一样，准备通过会议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如果孙中山不肯下台，即由新政府下令加以“讨伐”。由于会议并未实现，他的这些计划只能搁下不提。

五　川军三路进攻宜昌。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和海军的协助下击退川军

四川熊克武下台后，第二军军长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熊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由于一、二两军势力不能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与湘军相约两路进攻湖北，会师武汉，以向外发展为消弭内争的方法。刘湘被推为四川“援鄂军”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兵力由一、二两军抽调组成，并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司令。川军出发“援鄂”，事先并未公开发表。

川军于八月十八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的目的是包围宜昌。

九月二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采取了“水淹七军”和炮打岳州城的残忍手段，而在湘军战败后，他又借助英帝国主义出面调停，结束这个战争，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条约成立之日，正是宜昌兵临城下之时。吴已来不及驰往救援，英、美帝国主义者又一次挺身出来助以一臂之力，联合日本，三国军舰水兵在宜昌登陆，使川军有所顾虑而不敢大胆进攻。英、美、日三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来调停川直之争，他们不辞劳苦地于九月五日到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就在川军误中缓兵之计、停止进攻宜昌的空隙时间，吴佩孚迅速调第三师一团、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各一部及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全部开到宜昌应援。

九月十二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十四日，吴佩孚、杜锡珪乘坐楚泰军舰赶到。十六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自己督战奋力击退川军。但川军南路又已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十八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十八日到二十七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十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颇为凶猛，从九月十日到二十二日，占领长江南北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随时有陷落的可能。如果川军不误中缓兵之计，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海军的协助，吴佩孚要守住宜昌是不可能的。川军未与湘军同时发动，又因内部矛盾不能全力以赴，这些都是战败的原因。但是四川在地形上易守难攻，川军虽败而不“惨”，吴佩孚鉴于奉系军阀和广东北伐军都有跃跃欲试之意，反向川军求和，所提条件仅有川军退出鄂西一项。随后吴与刘湘互派代表成立了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调孙传芳的第二师移驻宜昌，将对付四川的责任交给孙。十月二十七日，他离开宜昌前往岳州巡视，三十一日回到汉口，十一月十二日由汉口到保定参加曹锟召开的保定会议。直军第二十四师被调回岳州，吴将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川直两军停战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孙传芳与刘湘互派代表签定了和约草案，川军陆续撤回。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三月七日才成立了川鄂正式和约。在此时期，刘湘写过一封长信规劝吴不要抗拒“自治”潮流，吴也有长信回答，举出湖南在自治的招牌下弄得一团糟为例[11]，力加驳斥。吴在北方公开表示：“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

所谓保定会议是各省直系军阀到保定庆祝曹锟的六十寿诞和吊唁吴佩孚夫人李氏之丧因便召开的。吴在十六日的秘密会议上建议恢复法统，改造政局，逐走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职，采取这些行动来进行全国的统一。这是吴自战胜皖系以来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吴又提出另一建议，孙中山高唱北伐，南北战争迟早不能避免，不如先发制人，本人愿意统率十万雄师去打广东，后方接应请老帅（指曹）全力支持。吴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引起了参加会议者的一致不满。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冷言冷语地说：“咱们打陕西，打湘军和川军，打得精疲力竭，军饷又有困难，现在总应该休息一下了吧。”曹锟频频点头说：“对，咱们应当休息一下！”因此，吴又改变口气提出“先守后攻”的计划，大家未置可否，会议就是这样无结果结束了。

吴佩孚自战胜川、湘两军后，完全暴露了与人民为敌的本来面目，全国各方面对他的幻想一扫而空。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他的故乡山东时，山东人民正在开展驱田、废督运动。吴参加了十二月二日的济南各界会议，公然当众指斥“省议会今天通电排斥督军，明天开会排斥省长，殊属不成事体”。他偶然要吐痰，那位卑鄙无耻的督军田中玉，竟然亲自捧着痰盂来承接。从此，山东人民对这位老乡的幻想也一扫而空。

* * *

[1]　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

[2]　事实上，葛豪是吴佩孚留在湖南的坐探，所部铁道警备队仅有数百人，并未执行警备任务。葛到洛阳后，吴佩孚叫他不要回湖南，也不许给赵恒惕回信。

[3]　以上资料，由鲁涤平、夏斗寅、蒋作宾等分别提供。

[4]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济南人。他的两个姊姊都是卖解女，被北洋旧将王英楷收为小老婆。王英楷与王占元的关系很深，因此孙在日本士官毕业后，受到王占元的提拔，步步上升，由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升任第十八师师长（1921年3月14日）。第二师为北洋派的基本武力，王占元兼任师长，王失败后，吴佩孚调孙为第二师师长，另派卢金山继任第十八师师长（同年8月28日）。

[5]　湘军“援鄂”战报，主要得自鲁涤平、夏斗寅、叶开鑫等人的口述。（此时作者兼任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

[6]　资料来源：由当时任湖北政务厅长的胡鄂公提供。

[7]　资料来源：由当时任湖北政务厅长的胡鄂公提供。

[8]　湖南代表钟才宏、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知道事情不妙，便先回长沙，只留萧光礼一人在汉口等候与吴见面。吴对湘军作战时，指责萧光礼捏造假情报，蒙蔽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把他拘禁起来。一直到1921年年底，吴准备对奉军作战时，为了讨好湘军，才把萧释放。（此项资料，由钟才宏提供。）

[9]　吴、赵会谈的情况，由蒋百里提供。关于湘直战争和湘直和谈的经过，均由作者亲自采访，但有若干文史资料，由直方有关人士撰述，颇多失实之处，这里就不备述了。

[10]　陈树藩在汉口设有“中原银行”，还在该行拨款提供湘军军费。

[11]　吴佩孚复刘湘函：“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若？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理财，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岳洞庭，河山破碎。乃犹不知忏悔，反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若云联省，更深骇异。今虽南北分裂，而商贾之贸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犹是一国之民也。昔美利坚行联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裂为二十一国，瓜分豆剖，恐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