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督办军务处”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甲午战败是清政府末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之前，清朝统治者虽也办过一些洋务，但是其中顽固派具有自大心理和排外感，认为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新事物都不屑看上一眼；而在此以后，自大心理转化为自卑感，排外转化为盲目崇拜外国。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各项爱国主义运动都是散漫的、自发的；而在此以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兴中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强学会所领导的君主立宪运动。
在此之前，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虽然中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感到亡国的危险。太平天国消灭后，曾经替清朝出过死力的湘军、淮军也都陷于“兔死狗烹”的命运而日益衰落，清政府仍然极力培养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仍然采取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其他种种愚民政策，使人民继续停留在文弱萎靡的境地，以利于巩固其君主专制的统治。而在此以后，清政府鉴于打败中国的是一个靠近中国的亚洲国家，而这个国家又是新兴的小国，就不能不感到亡国的严重威胁。此时，全国人民到处发出“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这种要求已非任何方法所能抑制。为了对内对外的双重关系，清政府也不得不从事于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型陆军。
在此以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接受科举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以上就是北洋派产生初期的国内情况。
一八九四年冬天，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清政府即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成立“定武军”十营。这是清政府用西法训练新军的嚆矢。
小站是天津、大沽口间的一个小镇，原名新农镇，淮军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驻兵二十多年。
一八九五年，“定武军”尚未招募足额，胡燏棻又将另调新职，清政府打算物色一位知兵大员接统“定武军”。由于袁世凯在朝鲜搞过练兵工作，回国后又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博得知兵之名，因此清政府“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上奏保举袁世凯说：“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由天津至芦沟桥之段），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1]，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往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2]。同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上谕”，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袁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七千二百五十人。“新建陆军”具有步、炮、工、骑四个兵种，而以步兵为主；步兵编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炮、工、骑各辖一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代陆军的连、排、班。
袁聘请老朋友徐世昌为“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这个又长又古怪的官名是袁别出心裁定下来的，事实上就是袁的参谋长，简称“营务参谋”。袁徐二人也有多年未见面了，十多年前的穷秀才，今日成了红翰林，今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原来徐在河南陈州与袁分手后，一八八二年考中举人，一八八六年又考上了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年清军战败时，徐在北京参加了“打死老虎”的行列，在松筠庵联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书弹劾李鸿章，其中有些材料就是袁所提供的。
徐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不懂军事怎么可以当参谋长呢？原来清朝也和前代一样，文人可以掌兵。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都是以文人而为军事统帅的，袁世凯也不例外。这种“用非其材”的作法，在当年是不足为奇的。
袁又聘请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当军中“文案”，实际上等于他的秘书长兼外交处长。
二 袁手下的“北洋三杰”
当然，训练新军和统率旧军的任务不同，如果对新的军事知识一窍不通，就不能胜任练兵工作。于是袁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荫昌，请他介绍军事人才。荫昌是个旗籍（满族）道员，早年任过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这个学堂设在天津，是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创办的，此时业已停办。荫昌在武备毕业生中挑选了梁华殿、王士珍二人。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落入河中溺死了。袁在武备毕业生中又物色到冯国璋、段祺瑞两人。
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字华甫，直隶（河北）河间县人。幼年家贫，一八八四年投入淮军当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一度离校回籍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未中举，便又继续回校攻读。一八九〇年毕业后，留校当了教习。冯不安于位，又投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参加了甲午之战。一八九五年清政府派裕庚为驻日公使，聂士成荐冯为其随从武官。冯在日本考察军事，结识了日方军界人士福岛安正（后任日本士官学校校长）、青木宣纯（后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人。次年回国后，将自己所编的有关日本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聂又转交了袁世凯，大受袁的赏识，调来小站，畀以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等职。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县人。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淮军统领。一八八五年，段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进修，回国后派往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师。甲午战争时，曾带领学生协守炮台。袁接任督练“新建陆军”后，把段调来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〇），字聘卿，直隶（河北）正定县人。他的出身比较特殊，早年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手下当勤杂人员。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向杨总兵调用军事人才，杨开了一张保单，有守备王士珍在内。王士珍因年老告退回籍，杨总兵就叫这位“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候差[3]，随后转入武备学堂。一八八八年毕业武备后，一直在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时，率领学生入朝参军，因此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荫昌将他介绍给袁后，袁任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冯、段、王三人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袁所著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实际出于他们三人之手。后来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冯、段、王三人分别任过总统、总理、总长、执政等重要职务。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后来有“北洋三杰”之称。其实，这三人并无真才实学，其所以有此虚名，系出自德国教官的一言之赐；那位教官有一天来到北洋军营地观操，曾用马鞭子遥指他们的背影子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随后北洋旧人又把“三杰”形象化，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军中广为传播。又有人加以解释说道：“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堪称恰当。至于段祺瑞常发虎威，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虎为犬，亦无不宜。
除此三人外，袁前后收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相文。
除武备生外，袁还在旧军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其中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曾充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率毅军随左宗棠到过新疆。甲午年中日战争，他在旅顺口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在北洋军中是年龄最长的一员宿将。张勋、倪嗣冲二人的出身，下文另有叙述。
用行伍出身的老兵老将来做干部。他们不能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完全没有新的军事学识，因此，由他们训练出来的新军，在其实质上仍然是旧军，只是挂上了一个新军的招牌而已。但是，袁认为这些老兵老将的脑筋比较简单，对上级能够盲目服从，比那些喝过海水的洋学生来得“忠诚可靠”。由此可见，袁在干部问题上是要用奴才而不重视人材，其练兵目的是为了培养个人武力而不是用以救亡御侮。
这个时期，清政府出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这两派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袁一方面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成为一个“维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新建陆军的隶属关系，极力逢迎直接领导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顽固守旧分子荣禄，从而取得他的信任。
袁所训练的新建陆军，是在淮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定武军”就是淮军的一部分。袁本人也是从淮军庆字营起家的。袁的家世和淮军大头目李鸿章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袁从北洋武备学堂吸收干部，这个学堂的创办人就是早年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新建陆军是继淮军而起的封建军事集团，并非另起炉灶。
三 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
新建陆军督练处设有粮饷、军械、转运、洋务四个局和督练营务处、执法营务处两个处，每年开支正饷九十万两，加上杂支共约二百万两。新建陆军的饷银比旧军高得多。袁对发饷一事非常认真，直接点名，派员监视，所有饷银一定要发到每个士兵的手中，这和吃空额和克扣军饷的旧军是迥然不同的。但所谓杂支则是一本糊涂账，袁向当朝权贵行贿送礼，应酬亲友及犒赏部下，都在杂支项下开支。后来国民党军队中有所谓“特支”，正是根源于此。
袁上任才四个月，御史胡景桂就参劾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清政府派荣禄“负责确查”。袁是荣禄的红人，新建陆军又是军容整齐的一支军队，荣禄很想练成之后归己所用，所以对袁的“擅杀无辜”“强占民田”“行贿收贿”等款，以“査无实据”了之。又以“聘用委员太多”为由，将杂支项内的一些糊涂账掩盖过去，反而表彰其“勇往耐劳，熟悉洋操”。结果，参案遂未成立。次年，袁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四 袁出卖“君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口号。第二年一月，孙回到香港、广州一带，三月与杨衢云等筹划广州起义，十月因偷运手枪六百余支被海关查获，在牺牲几个同志之后，他经由日本回到檀香山，第一次的革命活动就完全失败了。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并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签名，一时签名者达一千三百余人。这是当时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治运动，在当时都是新的呼声和新的旗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鸿沟：前者是主张打破现状的民主革命派，因而被称为革命党或激烈派，后者是主张维持现状而加以某些改革的改良主义者，因而被称为君主立宪派或温和派。这两派的方针目的也不同，前者要摧毁旧的机构，改建民主共和，认为必如此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后者则认为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同样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且认为进行革命斗争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它们的活动范围和发展对象也不同：前者只能在国外活动，后者则能在国内公开活动；前者在组成初期只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参加，后者却得到国内大官僚、大地主和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一度被清朝公使诱捕。获释后，一八九七年由伦敦往加拿大，八月抵日本横滨，九月抵东京。他想在东京开辟新的革命阵地，但是附和他的人还是很少。同一时期，康有为在北京先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更多的达官贵人参加了这些组织，他的门徒梁启超、麦孟华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创立学会、开办报馆，虽然也受到极端顽固派的“鸣鼓而攻”，但是支持他们的上层社会人士越来越多，竟能在国内建立一道“变法图强”的思想战线，逐步地影响到清政府的最上层。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4]，光绪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
光绪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的。那时他年仅四岁，由嗣母西太后垂帘听政。直到一八八九年十八岁时，西太后才把政权交还给他。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交还，事实上遇有国家大政和任免二品以上大员，还必须向她请示才能决定。光绪帝准备提拔君主立宪派为推行新政的骨干，又怕顽固守旧的嗣母不答应，所以初步只能做到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京卿。
那时清政府的最高机构为“军机处”。所谓军机大臣以满族为主体，汉族军机大臣只不过是朝廷中的一种装饰品，不能参预国家的机要大事。自从皇帝身边增设四个京卿以来，这种情形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京卿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代皇帝批阅奏章，提供处理意见，就像后来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