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和会开幕。北方总代表唐绍仪被迫辞职

由于帝国主义穿针引线，由于袁与革命军双方都迫切希望和平，南北和议终于达到成熟阶段。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十月十八日），袁派唐绍仪为“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这就是袁以前所说的全国性的和平方案。此时他不再称革命军为“匪军”了，并且在建议中只提到双方军队各守原防，尽量避免威胁性的口吻，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等议和的地位，使革命军有接受和谈的可能。

此时革命军各省代表还没有离开汉口。他们指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推伍廷芳为革命军的全权代表，与唐绍仪进行解决时局的和平谈判。

唐绍仪于十二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到达汉口。由于革命军攻下南京，革命军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已经移往南京开会，而伍廷芳也还逗留在上海，因此唐于十二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由汉口到上海，十八日与伍见面进行了会谈。

唐带了一批随员南来。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一九一〇年以行刺摄政王而闻名于世的汪兆铭。

汪在当时是个隐蔽的“政治两栖者”，一方面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公开参赞，另一方面又鬼鬼祟祟地充当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随员。他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观渡庐”，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同盟会把他当作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谁也没有想到他醉心强权政治，已经变节为袁世凯的策士和间谍了。

不久，袁又派杨度南来，这是利用他以前在东京的历史关系，叫他与湖南籍的同盟会中坚分子往来，从中制造对袁妥协的政治气氛。杨到上海就放出一种空气说：“革命军的成败关键，在于袁项城的向背如何。袁并不打算做曾国藩或李鸿章。但是，如果硬逼着他走上这条路，革命军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他散布这种空气的用意，是要革命军对袁多作让步，并暗示袁与清政府的利害并不一致。这种利诱威胁双管齐下的说法，对妥协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人们是很有诱惑力的。

唐绍仪到上海后，十二月十八日南北双方议和代表举行正式会议时，南方代表团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议没有进行的必要。唐打电报向袁内阁请示，并且附以自己的意见：对南方的要求不宜拒绝，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来表决。清政府对此曾召集御前会议，讨论结果，终于不得不同意唐绍仪的意见。其实，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是出自袁的授意，表面由唐提出，袁正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政府的统治，并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伍廷芳开始还不满意这个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仅仅是形式问题和步骤问题，这样做可以减少前途的阻力。”南方代表团认为绕一点弯路也是无碍于事的，乃进一步与北方代表团讨论召开“国民会议”的具体方法。

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双方同意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与仍在清政府统治下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关于地点问题，伍廷芳建议在上海召开，唐绍仪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决定。这一天是清政府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总统职的一天，改称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之前，革命军方面曾经与袁成立默契，只等他正式宣布赞助共和制，就推举为临时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一天，曾经打电报向袁表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贤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孙中山先行就任临时总统的目的，在于压迫袁提早表示赞助共和的态度，如果袁中途变卦，则革命军成立临时政府以统一事权，更是必要的。

革命军与袁的秘密交涉虽然已经办好，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在袁看起来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更生气的是，唐绍仪没有取得他的指令，擅自同意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比率上为南方的十四对北方的八，不待开会就已决定了北方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他打电报声明这个协议没有取得他的同意，不能发生效力，同时谴责唐绍仪不应越出代表的职权范围，唐被迫通电辞职。

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也就在这一天，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袁从锦囊里拿出来的两件法宝，一件用以威胁革命军，一件用以威胁清政府。此外还包含有一个欺骗清政府的用意，使清政府相信他和他的北洋军是站在拥护它的一方面，以便于加强其操纵力量，并避免“篡夺政权”的恶名。

袁的本意的确不想做李鸿章或曾国藩，何况清政府大势已去，产生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但他不肯无条件地接受共和制。唐绍仪辞职后，他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进行谈判。伍廷芳不肯让革命军处于屈从的地位，坚决请他南下进行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不能得到解决，因之南北和议在外表上陷于停顿，但又转入到双方秘密交涉的紧张时刻。由于杨度与汪兆铭的幕后活动，由于革命军方面妥协分子的主张占到上风，使孙让位于袁，袁负责推翻清政府的交换条件更加成熟了。

在此时期，袁曾指使北洋军的附属军——辫子军张勋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军的力量。辫子军太不中用，第一仗就被江浙联军和姚雨平的粤军在固镇把他打败了，第二仗又被姚军和陈干的淮军在南宿州予以痛击，他就放弃徐州逃到山东境内去了。

就当时的全局而论，如果南方革命军继续进行战斗，北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虚张声势的袁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是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更没有重视全国人民无穷无尽的力量，没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切，竟使袁的政治投机事业得到成功。

二　袁在北京遇刺。良弼被炸身死

推翻清政府的问题，看起来不甚吃力，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隆裕太后和载沣等还想拖过一天算一天，还梦想有逢凶化吉的一个机会到来，不到最后关头，不肯死心塌地地把皇位献出来。在袁的一方面，始终不肯唱“逼宫”的一出戏，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骂名。他想尽可能做到武戏文唱，维持封建道德的外壳，把“篡夺”之局粉饰为“揖让”之局。

清政府贵族中并不是清一色的不抵抗主义者。铁良、良弼等都主张硬拼一下，还有人主张举行一次政变，推翻“私通革命军的奸细内阁”，组织皇族战时内阁，然后进行一次最后的决战；即使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也还可以退保一隅之地；即使失败后亡命到海外，也不比不战而屈的局势更坏。

以上就是清帝退位问题成为僵局的原因。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钟，袁乘马车由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办公。刚走过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有一颗炸弹从茶馆里扔出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没有打中，已经走到祥宜坊酒店门口了。他还在惊魂未定时，忽然又听得轰然一声，又是一颗炸弹从酒店里飞出来。这次打是打中了，但没有打中马车，却炸死了袁的卫队管带袁金标及排长一人、亲兵二人、马巡二人、马二匹和平民二人。马车的御者在尘雾弥漫中加鞭疾驰而去。

随即有大批军警在出事地点搜查刺客，当场捕获了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十人。当天就由袁手下的著名大刽子手、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开庭审问，当天就有法国新闻记者保释了其中的七个人，只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因当场搜出武器被判处死刑，当天执行[1]。

这些刺客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扭转过来。行刺的人分为三队，每人携带手枪一支、炸弹一枚，一队装作三义茶馆的茶客，一队装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还有一队徘徊在东安市场附近担任接应。他们都不是熟练的枪手，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目标而失败了。

这一举对袁没有造成伤害，反而造成了他的另一个机会。从此，隆裕太后不但不怀疑袁是“革命军的奸细”，并且相信他是清政府的“股肱社稷之臣”，当天就派特使前往慰问，并于二十六日封为一等侯以示优异。也正是由于这一举，使袁以前所捏造的用以恐吓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谣言得到“证实”，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使他们不得不在保全皇位与保全性命之中选择其一。

就从这天起，袁称病不入朝，派他的心腹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做他的代理人。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赵在参加御前会议时采取了摊牌的办法，提出了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的问题。在座的年老王公都默默不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使得隆裕皇太后作不出最后的决定来。

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他满面怒容地往外跑，署理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走出来，吓得隆裕太后脸上变了颜色。

一月二十六日，袁又第二次使用他的法宝：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七人联名发出通电，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确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事情变动得多快啊，就在二十五天之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也正是这些将军，名单上仅仅缺少了一个冯国璋。原来冯国璋在攻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他二等男爵，他曾经表示过“感激涕零，愿为朝廷效死”；他此时已经内调，当然不适宜于出面来唱这个“反调”了。

就在同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变，就是清贵族中的少壮派良弼被一个名叫彭家珍的志士刺死了。

良弼是清贵族中唯一有胆识的军事人材。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涛统率，良弼以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任军谘府军谘使，实际上是禁卫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前袁到北京来组织责任内阁时，其第一步骤就是要把清政府的这支武力夺过来，他才可以把清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特意提出皇族应当亲自出征的建议，逼使胆小如鼠的涛贝勒辞去禁卫军军统，他就把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来，接替了这个位置。

但是，禁卫军的实权仍然抓在良弼的手里，而良弼正是疑袁最深的一个人物。如果冯国璋以袁的私党的面目出现，而不以清政府的忠实奴才的伪装姿态出现，就很难插进清皇族的圈子里充当袁的内线。他和袁的密切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但自他得到二等男爵以来，就经常地表示“与袁的政见不同”，反对与“反叛朝廷的匪军”讲和，主张组织力量“大张挞伐”。惯于卖弄小聪明的良弼，错误地认为冯是为个人打算因而与袁所走的路线不同，就竭力拉拢冯，借以分化袁的力量。

良弼始终认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脏里的一支毒箭。当袁内阁以辞职手段要挟清政府接受退位条件时，主张批准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讨伐军”的也正是良弼。袁从内线取得了这个情报。当然，袁在京内的力量大过良弼的力量，杀良弼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杀害一个皇族，将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恶名，而他是不肯这样做的。

刺死良弼的彭家珍，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奉天军事教官及中级军官。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北方支部成立时，彭入盟被推为军事部长。他听了良弼阻止清室退位的消息，内心十分气忿，愿以一死除此害群之马。一月二十六日，他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到良弼下朝回来，他扔了一颗烈性炸弹，炸断了良弼的一条腿，延至次日不治而死。彭自己也被弹片炸伤，当场牺牲了。

在此以前，袁曾经捏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清贵族还将信将疑。在十一天之内，接连发生袁自己被刺和良弼被炸身死的两大事件，他们就不能不相信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并且由于袁本身也是刺客的对象，没有人怀疑良弼之死是出于袁的政治阴谋。

良弼之死，一般王公大臣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离开北京逃到天津、大连、青岛一带。在京的满族大员纷纷请袁派兵保护。袁正要利用保护之名把大批政治俘虏控制在他的手里。

此后，参加御前会议的王公大臣更是寥寥可数了，而少数参加者又都是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于出头来说反对退位的话。后来还是庆亲王奕劻表示意见说：“咱们已无可用之兵，除了接受退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直到最后关头，载沣和隆裕太后终于选择了性命重于皇冠的一条路。

三　北方暴动事件的先后失败。汪兆铭的叛卖行为

同盟会与袁成立谅解后，就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北方支部，以汪兆铭为支部长。同一时期，北方秘密革命党团有共和会、铁血会、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也在天津联合成立了一个“北方革命协会”[2]，推胡鄂公为会长，孙谏生为副会长，熊得山为秘书长。这是同盟会以外的另一革命组织。在南北和议的前后，这些革命党团曾经几次策动过革命暴动事件，但都失败了。

第一次为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九日）的北京之役。当天夜晚，有秘密革命党团分子组织敢死队，分作五路进攻北京城，被袁派兵扑灭。这次殉难的人有陈雄、李汉杰、高新等。

第二次为任丘、雄县起义事件。十二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北方秘密党团又在任丘、雄县揭竿而起，也被当地政府军击溃，殉难的人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

第三次为滦州之役。这是滦州“兵谏”事件的继续发展。自张绍曾等离开滦州后，该地仍驻有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部共三营，管带为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随同张绍曾出走的该镇旧将孙谏生，曾秘密回到滦州，策动第七十九标同志于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起义响应南方革命军，因事机泄露失败，下级军官李孝通等六人被撤职，孙逃到天津参加了“北方革命协会”。他终于取得施、王、张三个管带的同意，再回到滦州来，滦州军乃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滦州革命军政府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孙谏生为军务部长。

袁派总兵王怀庆到滦州“宣慰”革命军。王金铭表示愿以都督一职让与王怀庆。王怀庆并不推辞，借口察看地形布置防务，骑马逃出城外，等到革命军发觉从后面放枪时，他已去得远了。

一月五日到一月七日，政府军从铁路两翼进攻，都被革命军击退。八日，王怀庆引了第三镇曹锟的军队大举进攻，由于革命军敢死队队长凌子煌是个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摇动了军心，加以张建功因没有取得较高的位置举行叛变，革命军被迫放弃滦州，王金铭、施从云、孙谏生等都在雷庄、古冶战死了。

第四次为京、通暴动计划。与滦州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协会”曾派会员分途运动驻防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的毅军，响应滦州起义。他们进行得非常顺利，起义日期定为一月九日，但因滦州起义失败以及汇款未到，决定延期举行。通州秘密机关设在会员王丕丞的家里。不料奸细余临江向毅军总部告密，毅军派兵包围王家，王与其子王洛增、王斌和联络员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杀，暴动计划就不能实现了。

第五次为一月十六日北京刺袁的一幕。这一幕也是“北方革命协会”所发动的。

第六次为一月二十九日的天津暴动。暴动计划是“北方革命协会”于一月二十七日召集京、通、保三处的联络员及被联络的各军代表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本部开会决定的，准备分作三路进攻直隶总督衙门，由姜赐卿率领敢死队一百四十多人担任正面，发动时以抛掷炸弹两颗为信号，并以“直隶”两字为发动日期的口号。天津水师炮筏和韩柳墅、小站的驻军约定同时响应。当天晚上，担任放信号的藏身在总督衙门附近一家木厂里的日本人谷村和两个青年志士，看错了钟点，过早地抛掷了炸弹，各路人马来不及集合，在天津市区内的第一路敢死队只好先动手。总督陈夔龙得知暴动的消息，赶忙地扯起金刚桥，各路交通断绝，结果敢死队被军警分途扑灭，革命骨干分子钱锺山、高士俊、林少甫、管国贤、何南屏、韩佐治、江润生和日本人谷村都战死了。

这已经是南北和议将要告成的时候。二月六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二月十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秘密党团感到极大的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政策换得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而袁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就一日得不到保障。七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往锦州再作最后一次的奋斗。易宣在锦州有很多的同志，想在五天之内策动锦州独立。他们走到唐山就发现了跟踪而来的侦探，在开枪互击中他们二人都倒下来了。

以上事件，都是北方革命党团脱离南方革命派的和平轨道而别树一帜的革命行动[3]。它们不同意对袁的妥协政策，反对廉价拍卖革命的南北和议，并企图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方爆发一次革命，以达到扫穴犁庭的目的。但由于他们缺乏领导和必要准备，均以失败流血为其最后之结局。

在此以前，汪兆铭在袁的面前曾经吹嘘他有力量制止一切革命党在南北议和时期进行破坏和议的一切活动。滦州独立后，袁打电报质问他为什么不能约束北方的革命活动，他回电委称“起事的人是土匪而不是革命党”。通州破获革命秘密机关时，袁又有电说：“这难道也是土匪吗？”汪肯定地回答说：“是的。”袁在东华门遇刺以及天津暴动案发生时，都有电责备汪事前没有报告，汪在南京回电仍然抵赖为“土匪行为”。

汪既已取得同盟会北方支部部长的名义，袁就向他表示：“北方土匪都假借革命党的名义，东边来一个暴动，西边也来一个暴动。我如果加以杀害，别人会要疑心我决心与革命党为敌，没有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请你携带二十万元到天津，解散那些五花八门的革命党，叫他们以后安居乐业，不要再干杀人放火的革命事业了。”

二月二十一日，汪果然在天津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外，一律点名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的出卖。

四　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五色国旗。清帝宣布退位。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的并立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清政府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形式的国旗。在此以后，它看见世界各国都有国旗，才决定以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龙”为皇帝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在“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时代，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非驴非马的国旗。但是龙这个动物，在现代是没有的，因此西洋人嘲笑龙旗是在一块黄布上画着一条“有爪之蛇”。清政府开始用黄龙旗时是三角形，后来才改为长方形。三角形的国旗也是世界上很奇怪的东西。

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所用的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又改为代表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五个民族的五色国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旗，孙中山却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提出如下的理由：

贵院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本总统认为未可遽付颁行。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天日之旗，为汉族共和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者十余年。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故本总统认为（五色旗）暂勿颁行，而俟诸民选国会成立之后。

关于青天白日旗的问题，孙中山、黄兴二人过去曾经有过一番争论。一九〇六年冬天，孙、黄与章太炎等在东京研究制定《革命方略》时，谈到制定国旗的问题，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白旗，黄兴认为与日本旭日旗相近似，有“日本并华”之象，主张用井字旗。孙中山忿然说：“我在南洋奔走革命，托命于此旗者数百人，今欲摒而不用，请先把我开除出盟。”由于孙中山火气太大，黄兴也请先将他开除出盟。后经刘揆一、章太炎等调解，才将国旗问题搁置不议。

孙中山咨文中所提的“共和党”，是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因为兴中会在当时是主张共和制度的唯一政党。在兴中会成立的早期，曾经用过红、蓝、白三色旗，红色象征流血以求自由，蓝色标志“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说明“人心皎洁而互爱”，合起来就是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大意义。这个旗帜不久即为青白旗所代替。

临时参议院对国旗问题重行讨论，认为青白旗仅是同盟会一个党派所制定的，不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意见，而五色国旗既经武昌革命军采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该院仍然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将青白旗改为海军旗，并将武昌革命军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规定为陆军旗。通过第二次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的问题就成为定案而不能加以变更了。

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由十七省代表所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与孙中山的政见颇有相当的距离。该院虽举孙为临时总统，但对袁的妥协空气仍然是十分浓厚的。

这个时候，袁与南方的交换条件早已讲清楚，只待他不论采取任何手段压迫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他本人宣布拥护共和，孙中山即解除临时总统并推荐袁继任。他要竭力保持封建道德的外壳，还提出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根据这个条件，清帝退位后仍能保持其一定的尊荣，在生活上将要受到民国政府的充分优待。

优待条件共分为优待清帝与优待清皇族的两部分。大体内容是：清帝退位后仍然保持皇帝的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清帝暂仍住居宫廷，日后移居颐和园；民国政府每年付给清帝岁费四百万元；原有禁卫军饷额仍旧；王公世爵仍旧；皇族公权与国民相等；皇族私产一律受到保护。

毫无疑问，这个条件是完全不应当接受的。接受了这个条件，就无异于承认共和制度之得以建立，是出自清朝皇帝的“恩赐”，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国内之国”，为国内国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后来果然发生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的复辟政变和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建立满洲伪国的丑剧。）但是，由于南方对袁的妥协空气日益浓厚，竟然进一步地发展到对清政府的妥协，在袁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后，优待清室条件竟然取得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修正及通过。

二月十二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其内容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此诏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署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发表。

同一天，袁发表了表明自己态度的“真”电[4]。电文中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末尾还有一句“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话。

通过这两项手续，袁认为已经完全履行了他的诺言，只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但有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第一，以前南北双方协议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而此时袁用政治手腕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国民会议葬埋在还未产生以前。这个问题本来是北方代表团提出来的，因此南方对召开国民会议与否并不予以重视。第二，双方协议首先由袁履行劝告清帝退位与他本人宣布态度的两个条件，然后由南方履行孙中山辞职及改选袁为临时总统的条件。此时清帝所发表的退位诏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一句话，这是原稿所无而由袁亲笔加进去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特殊现象，共和政府不是由民国临时议会来选举，而是根据清帝的命令产生的。因此，孙中山电袁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

袁在退位诏中补进去这句话，其用意是怕在他履行诺言之后，南方不履行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的诺言；如果发生这种受骗的事情，他就可以把清帝的退位诏作为他在北京组织另一共和政府的根据，以免他的地位落空[5]。接到孙中山的抗议后，他找不出正当理由来回答，就用无赖口吻撇开“清帝的委任”，而在咸电（二月十五日）中另提“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作为他取得总统地位的另一根据。这是信口编出来的一句谎言。即使真有其事，这个根据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他表明态度的“真”电中，明明写着受电人为“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这就是承认有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但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他又在对北方的文告中谈到“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中断”，即用“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代替了被推翻的清政府，内阁全班人马不动，仅仅将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领。他自己用“本全权”的名义，对外照会各国公使通告政权的变更，对内发号施令，事实上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以外的另一个“临时政府”。

由于孙中山的质问，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说“未遽组织”，以抵赖他另组政府的非法行为。显而易见，他自称为“临时政府首领”，仅仅没有用“临时政府总统”的名义，并且把旧机构全部保留下来，这不是“组织”又是什么呢！他又自称为“本全权”，这个“全权”不是由于清帝的委任又是怎样取得的呢！

从这些漏洞百出的言词和行动中可以看出，袁是个完全没有信义、阴毒险狠的封建军事独裁者。对这样的一个独裁者采取妥协政策，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　孙中山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袁不肯南下就职。北京发生兵变，临时参议院同意袁在北京就职

二月十三日，孙中山实践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他鉴于袁是一个推行实力政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人，乃在咨文中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孙认为让位于袁既已成为不可变更的一个诺言，那就只能采取其他方法以避免因让位于袁而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后果。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军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正在加速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就可以约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轨道。

二月十五日，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的十七票补选袁为临时总统，并在通告袁的电文中称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6]。这件事反映了南京方面因清帝退位而引起的“百事大吉”的心理。

二月二十日，临时参议院补选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

此时袁不再需要清帝委任的“临时政府首领”那个不合法的头衔了，也不再需要“北方军队推举”的“临时大总统”的那个不合法的根据了。他在对内对外的文告中立刻改称为“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个合法头衔是由革命军十七个省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选举出来的。但是，在袁南下就职以前，孙中山仍未解除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仍然存在。同时，北方也有一个“临时政府”，也有一个“新举临时大总统”，这仍然是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袁在未就职之前就行使总统职权，为古今中外各国所无，这就显然说明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临时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孙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是孙、袁争执的主要焦点。孙认为如果袁不肯南下就职，就是缺少拥护共和和尊重法治的诚意，而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即使袁在北方以“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行使职权，都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为了促使袁的行动合法化，在袁当选临时总统的第三天，孙以临时政府名义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五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南下就职。

袁认为叫他南下是南方的调虎离山之计，他到南京将不能有所作为，将成为一个无权无勇的空头总统。早在他表示态度的“真”电中就曾经提到：“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他在回答孙的“咸”电中又曾一再地强调不能南下的理由。他说：“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在以上两电中十分明显地看得出，他利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力量来吓唬临时政府，以抵制孙所提出来的第一、第二两个附带条件。他在“咸”电末尾还拿出放刁的口吻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南方革命军方面的妥协派和投机分子正在以帝国主义不承认民国为虑，正在以南北破裂后将要继续流血为虑，袁的威胁口吻恰恰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早在二月四日，黎元洪等就发表过主张定都北京的通电。这个电报代表了南方妥协派和投机分子对袁迁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心理。孙处于他们大包围的圈子中。

但是，南方五个迎袁专使到北京来了，这又使袁感得有变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经设想到，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而孙又坚持其必须新总统南下就职始行解职的意见，如果临时参议院因他没有南下就职而仍然挽孙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是对他不利的。

二月二十五日，他用极端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欢迎北来的五个专使。他对专使们不再提不肯南下就职的话，而且反过来用极端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路线，他说他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当时一般人的看法，由于五位大员专程奉迎，他不好意思再推托了。

二十九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得枪声四起，接着就看见一片通红的火光映在窗面，不久得知北京的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而哗变了。以后枪声越密越近，据说变兵将加不利于五个专使，因为怀恨专使们要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专使们听了这个惊人的报告，就张惶失措地逃到六国饭店避难。

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好像完全“证实”了袁所讲的“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的话不是“骗人”的。但不久就得到反证：变兵是北洋军中最精锐的第三镇，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最信任的忠实奴才。兵变发生后，袁的卫队奉派去“弹压”，而他们也和变兵汇合起来成为变兵的一部分。

在以后的几天内，兵变在北方成为一种急性流行病，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通州都曾经发生过，使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北方仍然保持“督”“抚”名义的未独立省区的当局纷纷电阻“袁宫保”离开北京。必须说明，北京兵变完全证实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性”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

北方各地发生兵变后，各帝国主义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英美两国虽然也有调兵进京増强东交民巷警戒的表示，但是它们终究是积极支持袁的政治阴谋活动的；日本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日本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且首先由山海关调兵一部到北京来。帝俄也调兵一千人由哈尔滨开到天津。因此，又“证实”了袁所讲的“内讧外患递引互牵”的话也不是“骗人”的。

兵变发生后，袁向专使们绝口不谈不愿南下就职的话，反而用极端诚恳的态度谈到他对北方秩序应当负完全责任，以免引起更严重的事态。他建议本人暂留北京六个月，先请黎元洪到南京受任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

五个专使之中有袁的“内线”在内。内线在必要的时候必然是要发生作用的。袁正是通过这个作用，让撤回南下就职的条件从南方专使的口中说出来。果然五个专使出面来替袁说话，于三月二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三月十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他说此举“在南可以节饷，在北可以防乱”。这位老实人还是拿“南北一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具有政治阴谋的问题。这个建议引起了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的说法，阻止南军北上。

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三月六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这不是三个条件，而是新总统就职前必须履行的三项手续。

六　临时约法公布。唐绍仪组织民国的第一届内阁。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八日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到了这个时候，同盟会原定的“调虎离山计”完全破产。但它对袁还建筑了另外一道防线，就是利用临时约法作为紧箍咒套在袁的头上，以限制其滥用权力。临时约法就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修正本。但是两者间有着很大区别：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的是总统制，临时约法采取的却是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于二月八日起草，三月八日通过，三月十一日公布。同盟会采取种种方法都不能跳出袁的手掌心，却想利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这又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情。

从袁宣誓的一天起到四月一日孙解除总统之日止，在这二十多天当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称“本大总统”，自以为名正言顺，但是接收手续尚未完成，仍然是两个政府、两个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而北方的临时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在新内阁名单提出前，属于同盟会的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由孙中山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也有通电附和。

三月十三日，袁提出以曾充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7]。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后，二十五日，唐到南京提出新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施肇基。

从袁的一方面说起来，这个内阁表现了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所以他称之为“混合内阁”。唐绍仪一方面是他的老朋友，另一方面又是同盟会的新会员，因此是个具有双重性的典型人物。陆徵祥和施肇基都是无党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分子，他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无所属的“超然派”。仅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是在他的这方面的，而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则都是在同盟会方面的。因此，他认为在分配内阁席次中他充分做到尊重同盟会，而自己一方面所占的席次反而较少。

这是一种骗人的说法。事实上，这两个外交家早已成为北洋军阀的附庸，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与袁之间已经选择了亲袁的路线。因此，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几个重要部都抓在袁的手里，留给同盟会的仅仅是当时无所事事的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蝉联陆军总长，其目的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个人的工具。但袁从来把军权看作是产生一切力量的源泉，对陆军总长的人选决不肯轻轻放弃，更不肯同意派一个同盟会的“实力派”首领来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改提黄兴为不在内阁体系以内的参谋总长。参谋本部在袁看起来也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同盟会对一切问题都已让步，对这个问题最后也只能以让步了之。

此时黄兴忽然产生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表示不接受任何职位，袁就请著名的好好先生徐绍祯担任参谋总长，徐也表示不接受。袁又想用调虎离山计调黎元洪到北京来兼任参谋总长，当然黎更不肯舍近图远、去实就虚，最后才决定请黎“遥领”此职，派次长陈宧长期地代理部务。

四月一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务，派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后由袁政府补加任命）主持南方革命军的整编和遣散的问题[8]。这个时候，同盟会除了保持临时约法的一道“灵符”以外，在一切问题上都已表示退却，而参加辛亥革命的各投机派和妥协分子日益倾向于袁，因此袁就进一步力图打消建都南京的定案，以免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尾巴。在他的影响下，四月二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该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

这就是所谓南北统一的实现。北洋派在军事战线上不能取得的东西，都在政治战线上取到手了。因此外间渐渐流传着袁想做皇帝的一种谣言。六月二十五日，袁通电辟谣如下文：

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鉴：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世凯膺兹艰巨，自不得不力为支持，冀挽狂澜。乃当事者虽极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终难开怀以相谅。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为而复虚与委蛇，致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自问何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怍，亦复遑恤其他。惟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当以救国为前提，则自能见其大，万不能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特此宣告，维祈亮鉴。世凯叩首。

这个宣言是针对同盟会的某些激进分子而发的，因为他们不满意同盟会上层人物对袁的妥协政策，同时又看出袁进行帝制的叛国野心，便产生了一种策动二次革命以推翻袁政权的秘密运动。从这个电文看得出：袁早已蓄意与同盟会破裂，而他的帝制自为的叛国野心，在所谓“南北统一”的初期，就已露出马脚来了。

* * *

[1]　袁在北京遇刺一节，是据郑毓秀的回忆。她参加了这个计划，事败后找到法国记者保释了被捕的七个人。据另一参加者胡鄂公回忆，三义茶馆投弹者为张光培，祥宜坊酒楼投弹者为黄之萌。

[2]　见《孙中山年谱》。

[3]　以上事件素材，均由胡鄂公提供。

[4]　袁表明心迹的电报，应当在清帝宣布退位诏后发表，真电应是倒填日期。（“真”是十一日的代字。）

[5]　袁原拟建议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因与南方成立了协议，才打消了这个主张。

[6]　华盛顿是以全场一致的票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临时参议院每省有参议员三人，但每省只有一个票权。参加参议院的共计有十七省的参议员，袁得了十七票，而孙中山以前当选时还比他少一票。

[7]　从南北议和到唐内阁的成立与倒台，参见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

[8]　各省革命军由于兵多饷少，难于维持下去，黄兴主张以大刀阔斧的手段进行裁兵。他曾建议举办国民捐作为裁兵经费，这是一种极其天真的想法。后来因为办不通，他就采取了强制解散的办法，引起各省伤兵和退伍员兵组织“光复乞丐团”等等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南京留守府于六月四日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