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护国军退出泸州、纳溪、綦江。护国军反攻获胜
二月下旬，北洋军陆续开到四川和湖南前线。开到四川的北洋军主力集中泸州一线，计有第三师吴佩孚旅、第七师张敬尧全部。此外还有四川军第一师周骏之一部、第二师熊祥生一旅。蔡锷所属护国军只有三个梯团共约三千多人；川军刘存厚部作战很不得力[1]。由于寡众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路，而在泸州、纳溪一线采取守势。但是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他请唐继尧每月补充兵力五百人至一千人，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则“逆援虽众，不足平也。”[2]但是唐始终没有满意的回答。军饷也同样得不到接济，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3]只得用利息向地方人民借款，过了一天算一天。由于战线长达二百里，后面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够分配，只得退出泸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相峙。对方熊祥生旅首先回到泸州，二月二十一日袁破格封他为二等男爵以资鼓励。
从二月下旬到三月初旬，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了二十天的激烈战斗，打得张敬尧的九千兵只剩下五千兵，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但是护国军由于兵力太少和饷械两绌，也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4]。护国军的炮弹只存有二百发，蔡锷请唐赶快接济炮弹三千颗，枪枝每枝加发三百颗子弹以应前线急需，唐仍然没有满意的回答。不久北洋军的援军第八师王汝贤一旅开到，蔡打电报给唐说：“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能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到三月七日，刘存厚的川军首先溃败下来，影响到全军士气，蔡还咬紧牙关主张坚持阵地，但是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弹竭兵疲，主张退守，终于不得不退出纳溪。
首先攻入纳溪的是冯玉祥旅。他本来想把他的部队拖到陕西去，因为熊祥生旅夺回泸州，他才乘势由内江开到前线，攻入纳溪。三月七日，袁又破格封冯为三等男爵，策令中称赞他“忠勇奋发，极堪嘉奖”。同一天，张敬尧得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都晋级陆军中将，熊部团长刘湘也得到勋五位和陆军少将。
纳溪一仗，使袁的意气为之一振，又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可以解决。在此以前，他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受到很多挫折，不得不缓办帝制，而在前方军事得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只等前方再打几次胜仗，看看皇帝又要登场了。
与北洋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5]三月十三日攻占麻阳。袁被接二连三的捷报冲昏了头脑。特别使他喜出望外的是，除了北洋军外，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川军统领杨起元从宁远来电称，二月二十三日他率领部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已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并且授给他勋五位。这是帝制复活和袁党气焰熏天的时期，也是护国军形势逆转和作战更加艰苦的时期。
为了鼓励前方士气，袁政府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计、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送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等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以领取年俸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五百元、二百五十元不等。他又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国内公债（三月十日公布）以充战费。
尽管北洋军在四川、湖南两条战线上打了几次胜仗，但是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越来越大，湘西民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条战线上的北洋军越发处于四面皆敌的孤立地位，除了保守几个据点外，在战区附近广大地区内到处受到人民的武装袭击，或者遇到人民的消极抵抗，使他们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上感受严重困难。于是他们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回答人民。在戒严状态下，对人民进行滥捕滥杀，强派捐税，勒索物资，拉走壮丁以及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等滔天罪行。
北洋军中替袁最卖力的是张敬尧，而蹂躏人民最凶恶的也正是他所属的第七师。蔡锷写信谴责张敬尧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
护国军退出纳溪后，北洋军并没有勇气进行追击，护国军只经过了十天的整顿，又于三月十七日开始反攻。仅在几天之内，护国军配合人民的武装力量，势如破竹地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同时广西响应独立，就使袁的军事独裁统治转入到大混乱和总崩溃的最后关头。
二 陆荣廷派密使迎接梁启超入桂。梁在日本人掩护下经过海防潜入广西
一直到袁公开进行帝制的时期为止，两广和云贵一样，都是北洋军没有达到的地区。广东将军龙济光大刀阔斧地屠杀国民党人，并用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广东人民，因此取得袁的宠爱，把他当作北洋派在南方的一个辅助力量。袁任命各省将军的时候，根据前清督抚驻地给予不同的待遇，龙被任为振武上将军，而与龙有亲戚关系、在清朝末年与龙同为一省提督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却被任为宁武将军，因此引起了陆的厚彼薄此之感。后来袁虽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在洪宪封爵的时候，龙被封为一等公爵，不久又因平惠州有功晋封郡王，陆则仅得侯爵。袁的封爵原是用以笼络各省军阀的，没有想到由于爵位有高低，满足了一部分军阀的愿望，却又引起了另一部分军阀的不平。陆被封为侯爵时，不许属员向他道贺。他拒绝列名于各省将军请袁早正帝位的联名密电。
袁的军事独裁建筑在军事实力和特务活动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遍布政治特务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在非北洋派的各省军阀中，同样用高级特务分子充当该省巡按使或巡按使以下的职官，以监视他们的日常行动。如云南巡按使任可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广西巡按使王祖同都是袁派出来的高等特务。王祖同还被加上一个“会办广西军务”的头衔。当一九一五年九月王祖同到广西就任的时候，陆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便向袁请假以示反抗，这是陆对袁不满的第二个原因。
袁对各省军阀还采取了以子为质的办法，使他们不敢跳出他的手掌心。即使宠信如龙济光，也有一个儿子留在北京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们，大多被袁任为公府武官，表面说让他们有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的机会，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当陆托病请假的时候，就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北京为质的儿子陆裕勋，陆裕勋到了汉口，袁就派人把他毒死了。这样，就使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他并不形诸词色，而袁也竭力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双方唱的都是骗人的假戏。
陆是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拔起来的。岑此时做了国民党军人派的偶像首领，极力劝陆参加讨袁事业。陆素来仰慕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而梁也一再函劝陆树起讨袁的旗帜来。陆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怀有戒心，如果讨袁事业由“温和”的进步党来领导，又有国民党军人参加，他认为是可以和他们合作的。但是他还慑于袁表面力量的强大，不敢过早地动手，当云南宣布独立并且电劝他响应独立时，他只表示广西与云南互不侵犯，所采取的是一种局外中立的态度。
他很重视北洋派冯段两大将的倾向。段祺瑞被软禁在北方而且没有直接兵权，所以他对冯国璋更加重视。如果冯也参加反袁阵线或者至少不助袁，他就认为讨袁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冯派来一个吊丧代表，这个代表就是惯于兴风作浪的政客潘博。陆从潘博的口中得知袁冯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大大推动了他参加讨袁的倾向。一九一六年一月，他派唐伯珊、陈协五两人到南京、上海一带，一面加强与冯的联系，一面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协商讨袁计划。
梁在蔡锷经日本转道往云南的时候，也就偷偷地离开了天津，―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了上海。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在上海接见了陆派来的密使，接受了陆的邀请。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三月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访问梁，介绍他于四日乘横滨丸到香港，然后换乘妙义山丸到海防，沿途自有人妥为照料。梁登舟后，躲在舱位下层锅炉旁边，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上甲板透一口气。他在途中草拟了很多讨袁文件，准备了以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的一个建议。三月七日船到香港，香港总督因受朱尔典的嘱托，派有侦探到码头侦察反袁分子，梁躲在舱底下不敢出来。七八两日，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两个支店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面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周到”。根据他们的报告，以前通过越南的护照，只要缴纳手续费数元就可领到，此时法国驻港领事馆受了法国驻华公使康悌的关照，必须领照者本人亲自到领事馆查对照片并按印指模后才允颁发，因此日本人与梁商定了一个偷过昭关的办法。
妙义山丸是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定于十二日由港启碇，开往海防附近洪厓。就在这一天，三井支店长林氏备有小火轮驶靠横滨丸，把化装为日本人的梁通过小火轮渡到妙义山丸来，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个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替梁布置了一间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十五日船抵海防附近产煤地洪厓时，即有日本商人横山携带两个日本妇女预先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偷偷上了小艇。为了避免法国关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十六日夜间八时到达海防。横山把梁隐藏在自己所设的牧场里。后来，梁由此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经过这次曲折离奇的冒险旅行，对日本人这样关心中国的事情，这样布置细密而周到，不能不感到很大的震惊。
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热心于帮助中国人民推翻袁的帝制，而是想利用中国人的反袁活动，推进中国的分裂，以达到它出兵中国、军事占领的目的。在护国战争时期，日本与英、美、法三国完全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 袁命龙军假道广西进攻云南。广西宣布独立，入桂龙军被缴械
梁启超没有到达广西前，广西局势已由渐变阶段进入突变阶段，使袁在刚刚因四川方面攻占纳溪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受到一次猛烈的打击。
自从云南宣布独立后，由于法国公使拒绝北洋军假道滇越路，袁就决定了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的另一计划。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拒绝北洋军假道的呼吁，电阻袁派兵到广西境内。袁既不愿放弃这个军事计划，又怕把陆逼上梁山，就反过来劝陆自己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这不仅由于龙氏兄弟是云南人，在云南南部有一定的潜在力量，特别是由于龙觐光与陆为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龙运乾就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果然陆拿不出理由来拒绝，他就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士兵可在沿途招募，有了军械不愁没有军队。刚好龙济光正在忙于对付广东境内的反袁活动，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仅仅抽调了四千人组织征滇军。他完全同意陆所提出的沿途招募新兵组织成军的意见。
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龙觐光率领军队到了南宁，他的军队包括由广东抽调的四千人和在广西境内沿途招募的四千人，合共有八千人。三十日，他由南宁到武鸣访陆，武鸣是陆的老家，陆正回到老家装病请假。两个亲家见了面，一个热到极点，一个却冷到极点，陆表示他什么事情都懒得过问，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这种谈话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二月八日，袁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派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剥隘，并指使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龙体乾在故乡云南蒙自县勾结乡团为内应。同一时期，袁电请陆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这次陆却出人意外地毫不推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队前往协助龙军。在此以后，陆对袁的态度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对他的将领称赞袁的许多好处，这些消息都传到袁的耳朵里。袁虽是老奸巨滑，但他认为陆荣廷态度的改变，多少受了龙觐光到广西以后的影响，而且此时北洋军在四川打了胜仗，见风转舵也是人情之常。因此，他又进一步请陆进兵贵州开辟对云贵两省的另外一道战线。陆对此也不推辞，他要求拨发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元，以便动员出发。当然，陆对袁表示了忠诚，袁对他也不能不表示信任，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分批照发。
三月七日，袁任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命令中指出这个任务出于陆自己的请求。与命令发表的同时，袁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的行动，如果发现有可疑之点，可在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陆一面通电就任贵州宣抚使，一面又向袁索饷一百万元。袁正感到难于应付，十二日忽然接到他的密探广西巡按使王祖同发来的万急密电，报告陆离开南宁以前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况。在会议席上，就是袁所欲勾引的陈炳焜，发言最为激烈。他大声地斥责陆“事新君（指袁）则不忠，背旧主（指岑）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密电说，陆在会议上虽然没有明白表示，但他是绝对不可靠的。
三月十一日，陆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十三日，他就与梁启超及广西军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此电限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答复。十五日，陆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广西的独立，使在四川方面艰苦作战的护国军坚定了讨袁的信心，瓦解了北洋军的士气，并使袁认识到此时已不是以一隅而抗全局的问题，而是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皇帝已经做不成了。
广西独立前，龙觐光军三月九日占领剥溢，他的儿子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地方团队的三路暴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觐光移驻百色后，他的前锋李文富团又已进入到土富州附近。正当其时，陆派来协助的陆裕光忽然从内部动起手来，把他的全军缴了械，并把他和他的儿子龙运乾扣留起来。龙运乾不敢直接和丈人通电，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放他们父子一条生路。回电说，政见虽不同，亲戚究竟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他的兄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不敢不从。同一时期，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也被驻蒙自的第二师刘祖武扑灭了。这些坏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袁于三月二十日还下令任命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任云南巡按使。命令发表的时候，这位“云南将军”正站在台上声颤手战地宣读广西独立的电报全文，这是百色人民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他不敢不从。
广西独立是护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关键。如果与辛亥革命作比，护国战争具有另外一些特点，就是独立各省都是先提出劝告，后宣布独立的。此外，袁一生善于行骗，此时却处处受人之骗，云南、贵州、广西都是先向袁骗饷骗械然后宣布独立的。
护国战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起义的三省军事首领，并不严厉处置袁党。云南当局对袁派来毒死了一个师长的特务分子，仅仅扣押起来，并不明正典刑，对袁派来做巡按使的高级政治特务任可澄，还把他摆在起义通电中，对举行暴动危害云南治安的龙党，也不追究罪责。贵州放走了袁的特务、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同样做袁特务的广西巡按使王祖同，于广西独立之后请求出境，陆还赠以程仪二万元，派兵保护出境。又派兵护送龙觐光移住南宁，以免受到百色人民的清算。对于愿意回广东的龙军军官，一律不予阻难。
四 五将军的密电。袁被迫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
三月九日，装病多日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忽然销假视事。在此之前，阮忠枢奉袁命南下，往来于南京、徐州之间，极力劝冯与张勋联合北洋派军人发表一个拥护袁和拥护帝制的联名通电，以澄清各方面关于北洋派分裂的流言，并为前线北洋军打气。冯、张在口头上总还是拥护袁的，当然不便明白拒绝，但是这个电报始终没有发出来。这位“钦差大臣”实在熬不住了，就代替冯、张二人拟好一个电文发了出去。冯、张二人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不便明白否认。不久广西宣布独立，冯肯定袁的末日即将到来，他暗中与各省北洋军阀加强联系，想造成在袁与护国军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他对梁启超、陆荣廷打来的文电或者派来的代表，都不作肯定的表示，但又暗示他不是护国军的敌人，言外之意似乎是说，“你们倒袁我是赞成的，但要我亲口说倒袁的话或者直接参加讨袁行动，是不可以的。”他本来是袁的好学生，完全学会了袁在辛亥年的榜样，想一面利用护国军打倒袁，一面再联合北洋军阀对付护国军，使他不蒙忘恩反噬的恶名，而能达到取袁而代的目的。
与广西独立的同时，四川将军陈宧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和冯接洽。冯的侄儿冯家祜、女婿陈之骥陪同胡去见冯。胡向冯直接陈述：“二先生（陈宧行二，手下人都称他二先生）对时局的态度，完全唯上将军（指冯）之马首是瞻。二先生说，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叫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冯似应非应地哼了一声，马上又用别的话岔开了。
胡一连去了几次，渐渐地厮混得熟了，冯的侄儿和女婿又都保证这个人可以深谈，不至把机密泄漏出去。一次，冯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虾蟆难过端午节。这也是天意如此。我对他非常痛心。”最后问胡：“你的电报呢？拿来我照发好了。”[6]
由于阮忠枢擅自作主代发了一个拥袁电报，使冯大不痛快。因此冯密电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借以打击袁。当时回电愿意列名的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冯觉得五个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的同意。这个密电落在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就向袁告密。袁正在因为广西独立暴躁异常，三月十九日又接到这个密报，吓得几乎晕倒过去。直到这个时候，袁才完全明白他自己一手培养的北洋军阀已经转变成为他的敌人，而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更为可怕。他两眼失神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哼声说道：“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指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他又十分沮丧地提到他的历代祖先都是在五十九岁之前死亡的，而他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他害怕过不了五十九岁这一关[7]。
他又把他的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西南问题，事态才不至扩大，而要和平解决西南问题，首先必须取消帝制。袁顾虑到取消帝制仍然不能满足西南各省的愿望，如果他们得寸进尺，不许他再居总统的地位，那么取消帝制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杨说：“如果是这样，就是我直彼曲，就会激发起北洋派同仇敌忾、团结自卫的勇气，我们继续用兵就有把握了。”事实上，袁不取消帝制，全国反帝制、反独裁的人民决不肯罢休，北洋派内部的分化必然日益加深加速；而取消帝制，全国人民也断然不会原谅他因而停止反袁活动，同时在袁威信完全破产、孤立绝望的时候，北洋军阀断绝了封侯拜将的个人希望，只能更影响士气而不会起提高士气的作用。所以无论取消帝制与否，都不能解救袁政权灭亡的危机。
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迫使袁不得不放弃帝位，退一步还想保全其民国总统的地位。此外，五国公使又提出口头警告，日本公使公开表示将承认西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更使袁感到不取消帝制别无出路。此时袁所考虑的是怎样替他自己遮羞的问题。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请他仍任总统的决议来。但是危机迫在目前，已经来不及召集立法院完成这个“法律”手续了。此时他也不能再唱独角戏了，想找几个老朋友和老部下出面来替他解围。但是这些老朋友和老部下都早已被他打入冷宫，在事机危急的时候求助他们，可能他们置之不理。因此，袁不得不厚着脸皮亲自写好几封密函，于三月二十一日交由承宣厅派遣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请他们参加当天下午的公府紧急会议。专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这样，徐、段等人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正像清朝末年御前会议解决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还是袁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意见。他说：“取消帝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彼曲我直，我们就不怕他们继续捣乱了。”徐、段两人都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此时应袁电召来到北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也出席了会议，他站起来大声地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仍然自称为臣，愿意带兵去打西南为“圣主”效力。袁说：“丹忱，你看”，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电文给他看，他也无话可说了。
随后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的问题。徐仍然推三阻四地不肯担任。经不起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肯帮忙谁来帮忙”的话，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个会议决定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徵祥的国务卿，请他仍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二十二日发表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危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是袁请从来不肯赞成帝制的张一麐起草的。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自己吹嘘为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承认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从此一笔勾销。申令末段还向西南护国军作了一个扬拳欲击的姿态，这就是根据杨士琦的说法，如果西南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西南护国军知道他的厉害。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这是根据袁自接受帝位以来的一个习惯口吻，袁却提起笔来在后段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一句，使大总统字样又在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为总统的一个“画龙点睛”的笔法。
自袁改元洪宪一直到撤销承认帝位为止，一共算是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
与这个申令发表的同时，袁还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骗诱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
承认帝位案撤销的一天，日本首相大隈召集元老、重臣举行紧急御前会议，拟以保护各国侨民为借口出兵中国。因袁死得太快，中国局势比较稳定，未敢贸然实现。
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三天，即三月二十五日，黎元洪跑到公府来，坚决要求袁下令取消他的王爵。他说如果不明令取消，他就没有面目做南北间的调人。他还追算了一笔旧账：过去不久，他在政府公报上看见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一道奏折，保举一批官吏，在县知事陈培埏名下注有“此人曾由参谋总长臣黎元洪保举”字样，他曾跳起脚来发火说：“你自己称臣不够，还要代替别人称臣！”他要求袁代他追究这件事，袁只能报之以苦笑。
就在同一天（三月二十五日），参政院全场一致通过袁所提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全场一致通过推戴袁为皇帝一样。该院于即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且自请解散。
再隔了一天，袁接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电首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睽隔，瞬已两年”，下面就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来骂他：“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这个电报比起康有为的一封长信来，措词更为严厉。此时袁已经没有勇气再和他们进行意气之争了，他分别致电康、唐二人，请他们以国家为重，在调停时局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月二十九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的公文八百四十余件。
四月二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必须说明，自从袁承认接受帝位以来，帝制问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发表“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第二阶段由于云南独立与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第三阶段由于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才被迫撤销承认帝位案。在这三个阶段中，袁所采取的都是拖延和欺骗的手段：第一阶段，对外称“民国”而对内则称“帝国”；第二阶段，在前方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第三阶段，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仍然提及“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总之，他是以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帝制进行的速度以及帝制应否取消的，在他死亡之前，根本就没有下过取消帝制的决心。
同样，袁责成黎、徐、段三人与西南护国军进行和议，也是一种拖延和欺骗的手段。一直到他咽气之前，还在竭其所能地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布置对南方继续作战的计划，根本没有与南方停战议和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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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锷说：“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见《松坡遗墨》。
[2] 见《松坡遗墨》。
[3] 见《松坡遗墨》。
[4] 见《松坡遗墨》。
[5] 袁派往湘西作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忽于2月26日自杀身死，遗缺由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升任。攻克麻阳时，周文炳升授陆军中将，后来患精神病去职，第十二旅旅长齐燮元升任第六师师长。
[6] 以上资料由胡鄂公反映。
[7] 根据夏寿田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