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想，现在留学的观念应该与我一九一九年夏季进哥大时一样。哥大是我留“西洋”的最后目标。当时在哥大的中国学生约有一百五十名。他们也都是留学生。
当我在哥大研究时，有一天，校长布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先生非正式招待哥大中国学生。我想他这次例外地对中国学生表示客气，可能是受师范学院院长孟禄（monroe）教授的影响。孟禄教授多年来对中国教育有兴趣，而且对哥大中国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他认为：从留美学生中，可以看出一种历史动向，此种动向会形成当时令人无法相信的发展。在招待会中，布勒校长先致简短的欢迎词。接着他又训了四十分钟话。大意是谈历来的美国留学生问题。他指出：在不同的时期，美国的伟大学府和著名学者如何能从外国吸引来大批学生。他说，这些伟大学府帮助我们了解文化的动向。他的口才很好，并对出席的中国学生大加赞许。那次招待会增加了我们对留学和对历史使命的认识。
当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我应该专攻新闻。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我曾阅读英美两国许多报纸，也曾阅读许多对美国舆论具有广大影响力的主笔们所写的社论。我梦想在自己国家政坛上，能扮演一个像他们那样的角色。为此，我进了新闻学院。但我在新闻学院读书期间，有一年夏季，突然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我认为：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因此，乃于一九一九年秋放弃新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觉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首先，政治科学讲的是抽象理论和计划。我相信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固守任何固定的原则。因为政治科学中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那么我要从哪里去获得真正实际的政治知识呢？我的结论是：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我已经由新闻转政治，现在我又从政治转攻历史。在我过去的人生历程中，我曾改行很多次，从教历史到公务员，再到新闻记者，换来换去。直到最后，我还无法确定究竟那一行能使人对政治有最佳、最正确、最深入的了解。
留学生往往是羡慕有关大学中著名学者的名气才进那所大学的。中国学生进哥大更是如此。我们未入哥大之前，就听到许多哥大教授的大名。如果不是为了上这些被认为有名、杰出的老师的课，我们就不会进哥大。但问题是：一个人欲想闻名全国就需要很长时间，欲想闻名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待一个人驰誉国际时，往往已经过了他人生的巅峰。当外国学生前往受教时，他们已经落伍了。本国学生因为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所以对教授的声望本身不甚注意。另一个理由也可证明教授声望不足以当作选择学校的标准。有时一个人选择一所国外的大学后，他才发现校中有许多伟大学者，他们的名字在国内时从未听到过。我们认为这是可喜而偶然的发现。
我在哥大时，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凡是政治研究所的学生没有不选穆尔（john bassett moore）教授“国际公法”课的。他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国务院的官员，的确是驰誉全球的。他对中国留学生很客气。每年至少要到我们俱乐部来演讲一次。他来演讲时日期往往是选在我们的双十节国庆日。他最器重的中国学生是顾维钧。他常对我们讲顾氏在哥大读书时，有一次去找他，请他帮忙在哥大《旁观者》（spectator ）上发表文章，他对这位年轻爽直的学生印象甚好。后来顾氏当选《旁观者》编辑。穆尔教授又说，自从顾氏担任编辑后，《旁观者》的可读性就更高了。
他讲课很少有变化。每年开学时他发一份授课大纲，附带一份参考书书目。每次上课他的开场白总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某卷某页到某页的问题。”他问：“是否有人对指定阅读的课程有困难，如果有，是否有人要发问？”十之八九是没有人提出问题的，因为大部分学生对指定的课程都还没有准备过。但是，如果某个聪明的学生能提出一个有兴趣的问题，他就会从各方面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很广泛，令人很爱听，很感兴趣。有时他会说：“嗯，说实在的，你没有准备我指定的课程。但我指定的课程的确很有内容，希望你能用心去读。”于是他把书翻到那一页开始念一下。然后他再讲一段他自己出席国际会议的经历。我必须指出，常年这样坐着听讲实在是很乏味的。但是，许多写国际法论文的学生告诉我说穆尔教授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也曾从吉丁斯教授（franklin h. giddings）研究“社会学”。他授课可以说是一篇经过充分准备的演讲词，从不偷工减料。他除了教课外还担任教会职务。有时我们想找个机会向他发问，或是反对他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观点。但他从不给我们机会。
有一次，吉丁斯教授从墨西哥渡假归来，第一次上课就告诉我们，他在墨西哥过了一个很好的假期，他的精神已经恢复。接着他又说，这次旅行，他的基本学说之一——文明是从下层开始的——被证实了。他说：“当他站在墨西哥大街上时，他看到那里的女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但是，她们的袜子都是相同的，大多数都穿丝袜子。这足证文明是从下层开始的。”这是吉丁斯教书生涯中仅有的一次迹近幽默的说词。
在财政方面，哥大有赫赫有名的塞尔曼（edwin r. a. seligman）教授。他的“公共财政”在哥大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我看得出他是公共财政的权威，是口才便给的演讲人。但他何以致此，我却不知道。上课时他能自始至终控制住听课人的情绪。第二学期他因病不能继续再教，于是校方从其他大学请来一位教授，来继续讲他未完成的课程。于是出席率大减，学生听课的情形也不似过去。
哥大教“政治学原理”的教授邓宁（william a. dunning）年高德劭。他已完成他的杰作《政治思想史》第三卷。邓宁任教哥大的同时，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名叫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也在哥大教授同一门课程。他在城中新设立的社会研究所授课。我上午去听邓宁的课，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课。他们二人不仅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教法也截然不同。邓宁不独断、不大重视教条。他仅仅提出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学生肯考虑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话，他们一定会了解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在政权稳定的时候，大学教授们似乎用不着强调稳定政权的困难。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有些国家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若干年后，我越发认为邓宁教授的见解是高明的。
与邓宁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辩滔滔的口才慑服了我们。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他会引证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斯丁、圣·阿奎那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课时，他从不停止。我们常被他的言语带开。我认为有许多次他自己也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无疑的，拉斯基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极大的影响，风靡了英国、亚洲，尤其是印度。
在哥大，有两件令我高兴的事，必须在此叙述一下。第一是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他教我们“欧洲发展史”，他的观念使我终生感到不安，他的理论是无法否认的。但我们对欧洲发展的伦理价值却是怀疑的。由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向外扩展的结果，大家不禁会问：“究竟西班牙人占领南美，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及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瓜分非洲，是对还是错？”欧洲发展的背后没有什么哲学基础，也没有什么计划。欧洲人向外扩展的原动力是利益、政治力量、传教、昔日的英雄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把他们的文明（从政治、经济到宗教），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去。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一些事物，开始更了解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土地上接触到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这些社会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虽然不如欧洲，有些的确很好。因此欧洲人在知识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欧洲以外地区比较，并能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物质实体及现象有所了解。如果说欧洲人不向外发展，科学的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国的革命哲学，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人进入其他社会（有些是原始的、有些是古老的）也不会发生。
就我记忆所及，沙费尔德教授从未用过“帝国主义”一词，对于欧洲人的扩展，他的伦理观念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却不停地讨论此一问题。他对世界性、持续性的发展本身就极有兴趣。因为沙费尔德教授从来没有讨论过帝国主义问题，所以他的课自然而然引起我对此一问题的好奇心。因为中国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牺牲品，所以，在不问欧洲对外发展究竟对欧洲以外地区是福是祸之前，我是不能听他的课和读他所介绍的书籍的。我也不能不问是否能有较好的方法来解决此一问题。当然，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自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开始活动起，至十九世纪末瓜分非洲为止，从未有人提出像国际联盟所具有的“代管制度”（mandate system）和像联合国宪章中所包括的“托管制度”（trusteeship system）的想法。——欧洲拓殖只是一种临时现象，或是一种管训工作的想法。
当时霍布森（john a. hobson）有一本书名叫《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a study ），深获我心，使我对帝国主义得以明了。后来我又发现：这本书对印度的尼赫鲁也产生重大影响。“帝国主义”一词过去没有人给它下个定义，也无法下个定义，它是一个和人性一样难以界定的伟大名词。自然，我们所谈的是实质绝非字面。现在我们先不谈帝国主义，让我们先回头讨论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殖民地化”。殖民地化是怎样的形式呢？所谓殖民地化是一种力量的发挥，此种力量无以名之，你可以称其为“组织力量”。说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向住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发挥这种力量。如果两个地区，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当然，我们认为：欧洲过去的殖民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这不过是事后聪明。在过去欧洲人认为：他们的殖民方法已经很好、很实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地说，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而无利的。欧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时做了很多事，有些他们有意做好，有些他们有意做坏。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
当我离美返国时，我仔细回想沙费尔德教授的授课内容。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
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教授，他事实上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海斯教授使我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全不适用。国家必须干涉。他清楚指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我敢说：海斯在哥大授课的当时，他的立场是左倾的，尽管当时左倾一词还未被使用。我很奇怪，人们也没有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对社会立法极有兴趣而已。若干年后，当我再赴美国时，许多对社会安全措施的批评，令我大感吃惊。如果说，罗斯福总统不能或不应该从事俾斯麦于一八八○年在德国，以及劳合·乔治于二十世纪初期十年在英国所从事的社会工作，那是十分荒谬的。
根据海斯和沙费尔德两位所授课程的启示，我决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内容是讨论英国工党的国内外政策。我发现英国工党，在高度工业化和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能鼓吹一种新方法以建立国际组织，令我深感愉快。英国工党以为：新时代的英国，如果放弃统治的观念而代之以合作的观念，必能保持其原有之伟大和光荣。我并不是说，英国工党创出一种新帝国主义哲学，事实上亦不可能如此。因为在工党提出上述主张之前，自由党和保守党早已提出过类似主张。帝国和英国其他事物一样，有其传统性，该传统是持续不断的，很多人都对它有过贡献。英国对所有参预建立大英帝国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用不着抱歉，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是混杂的，但总说起来，都是有价值、仁慈的。
在谈到国际问题以前，海斯教授出版一本论述民族主义的短论——《族国主义论丛》。就我记忆所及，该书最先并非与授课内容或笔记内容一样。不过，它的确令作者花了很大的心血，作者似乎将他所有的见解都注入书中。我一直没有放过那本书，一读再读。它令我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我决心一俟回到中国，尽速将那本书译成中文。
无疑的，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抛开精神方面问题不谈，中国已因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而积弱。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以当前政治而论，民族主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宗教。海斯教授所主张的我不能全部接受。我认为：他书中有些地方离题太远，不适于我国。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下一步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目前精神基础已经建立了；只是组织架构尚待完成而已。另一方面，我认为海斯对民族主义的论文，如果能在中国开出第一朵民族主义的花朵，则可使中国民主组织架构顺利而自然地趋于完成，否则，就建立不起来。就中国人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
当中国人热衷于救国主义和中国文化时，他们往往犯错误，往往从褊狭的角度去接触问题。中国人的过去，正如多年来所努力的一样，的确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是否中国后代人应该继续维持中国的传统呢？即使是如此，他们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崇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越对西方哲学有了解，我们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国自己的哲学。同样的，如果我们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我们就越能重视中国文学。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
在这方面，世界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中国的物质建设，是项建设计划，已于一次大战期中由国父提出。国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在计划发展中国经济时，却提出中国要尽量利用外国资本及技术的主张。他称他发展中国的计划是“国际开发中国”。此一工作的名称曾经引起批评。我认为这是国父思想太新的原故，他不仅比中国人、甚至比许多世界上其他人也新了几十年。
因为我有了以上的意念，因此我想把海斯教授的书译成中文。出我意料的，该书译本相当畅销。
一九二一年，我担任美国东部各大学中国学生夏令会主席。我们的会址设在康内克提州派克维尔豪克斯（hotchkirs）学校可爱的校园里。有两百多名学生聚会在一起。碰巧在聚会开始时，华盛顿美国政府宣布召开裁军及有关远东问题的会议。这样的大事，我们学生岂能轻易放过。一年间，所有留美学生都为华盛顿会议而激动。
当我们在派克维尔聚会时，我看到前期毕业同学，他们有些已经在中国自封为学生领袖。也有些人埋首于特殊研究工作，他们前来聚会是为了多认识几个人、休息一下以及和他们的同行专家们交换意见。此外，还有一些出生在美国，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也愿意参加那个团体，参加团体中的爱国活动。
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来自国内的学生坚持聚会时要用国语，禁止用英语。此一严格规定，无异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关在门外。我认为这样很糟糕，损失很大。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人，他们没有机会精通中国语言，至少，无法精通到可以公开表达的程度。对此问题，大家争论得很厉害，使我感到吃惊。我对此问题没有作成决议，我提议：每人都可以说他自己认为最能表达意思的语言，主席可以翻译他的发言大略。尽管我的提议双方都不满意，但他们还是接受了。
华盛顿会议原意在裁减海军，这和中国几乎是没有关系的，中国事实上等于没有海军，列强之间对海军的限制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但会议中也要讨论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譬如：中国境内的租借地问题、关税自主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以及山东权利，包括以前德国在山东的铁路和在青岛的权益问题。有关上述各项问题，中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和其他国家一样享有自主权。我们希望，关税能够完全自主。我们希望收回租界地，每方寸土地都由中国人治理。我们希望废除领事裁判权，所有居住于中国土地上的居民，无论是哪一国的，都要服从同一种法律，隶属同一法院。站在中国立场，我们自然认为德国以前在中国所享的特权，于战后自然而然地应该交回中国，绝不应该转移给日本。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什么歧见。大家所争论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式问题，有人主张采取渐进的办法，有人主张即刻废除。
引起派克维尔夏令会与会人员们注意的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他们是北京政府任命的。国父已经在广东成立一个与北京对立的新政府，他宣称：他的政府才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他和他在美国的代表，要求美国撤回对北京政府的承认，改而承认广东的政府。我们学生们认为他的主张不切实际。我们指出：如果美国果真撤销它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其结果，在华盛顿会议中就没有中国的代表了。果尔，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受到损失。尤有进者，我们认为：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代表也同样是爱国的，代表中有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驻英公使顾维钧博士，他们均是夙有机智的爱国者，堪称一时之选，必可称职。如果南方政府派代表，其才华及爱国程度也不会超过他们。我们在派克维尔聚会的学生清楚指出：我们要恢复中国的权利，至于谁应该在华盛顿会议中代表中国，乃是次要的问题。
尽管我们设法很礼貌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但到最后我们还是不能两全其美，我们对此很感困扰。我们对北方军阀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也不愿在当时与拥护国父的人为敌。
国父在美国的首席代表当时是一位名叫马素（ma soo）的绅士，有时他设法表现他极有才学，他能引用许多拉丁古典字，简直能把我吓倒。但和他谈到政治却无法深入，他是一个盲信者。我们之间如果不谈政治问题，他就恢复了人性，变得幽默、有理性、有节制。渐渐的，我认为他是在演戏。以他在美国代表国父的身份，除了攻击施肇基所率的代表团外，可以说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因此，我们学生认为设法使双方达成协议是没有用的，因为正式协议是不可能的。
夏令会结束时，我们成立一个学生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华盛顿会议进行情形。当我从派克维尔返纽约时，听说马某已经煽动中国城的人民用暴力反对我们学生。罗家伦（lo chia-lun）——我在派克维尔的一位密友，他认为我们最好立即赶往中国城，面对群众。我们到中国城最大的中国报馆编辑室，和那里的人辩论。争论了几个小时，报馆编辑要我们写一篇声明，表明我们的立场。罗先生用毛笔写好声明，并且为报馆制版。声明发表了，我虽不敢说声明说服了马某的群众，但却使他们冷静下来。从那时起，我们与中国城的同胞即不再有芥蒂，学生们中间也没有困难了。因为罗是位有名的书法家，声明是用毛笔写的，所以那份声明后来也成了著名的墨宝了。
华盛顿会议开始时，中国官方代表团都出席，另外，还有两位民间代表。事实上，我们早已开风气之先，开始所谓民间外交活动。民间代表之一是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另一位是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他们的才华和爱国热忱，为国人所深知。他们出席会议似乎保证中国人在华盛顿必定爱国。事实上，蒋博士和余先生以及官方的代表，他们都是爱国之士。
会议进行期间，我们学生委员会的委员也到了华盛顿，我临时兼任余先生的秘书，因而有机会看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地调整税率。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因此，于评估会议最后结果时，我们可以说：偏颇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对中国的承诺，在华盛顿会议中根本未予兑现。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中国学生在开会前后，都曾游行示威，所以知名度相当高。当代表们出席大会重要会议时，我们利用口号和标语，使各国出席代表清楚知道，中国要在国际家庭中完全平等。
有一点，我们认为相当滑稽。有一次召开一个讨论中国关税问题的预备会。美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亚拉巴马参议员恩伍德（underwood），他是个民主党分子，我们当时感到很奇怪，华盛顿共和党的政府居然派一个民主党分子出席会议，讨论外国关税问题。有关美国关税问题，是共和党说了算，但是中国关税问题，却是恩伍德说了算。
在这段时期中，我没有上课，但是却开始写论文。为了尽量参预华盛顿会议事务，以致论文停止了一学期没有动笔。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出席会议，主要目的是要学习一些东西。我学到许多外交礼节。当时聚在华盛顿的人很多，他们都被认为是专家；其中有福开森博士（dr. john farguson），他是著名的中国艺术权威，当时他担任中国总统徐世昌的顾问。他替徐世昌监视会议有关事务。此外尚有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w. w. willoughby），他为中国代表团做了许多文书准备工作。还有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他在威尔逊执政之初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华盛顿会议时，他已退休。他以前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主任。芮恩施是美国总统从教授群中擢升为外交官最早的一个，我对国父发展中国经济的主张发生兴趣，就是受他的影响。他曾尽量使西方政府对国父计划发生兴趣。当世人对国父的民生主义不感兴趣时，他深感失望，这是我永难忘记的。
此外还有辛普森（berlram l. simpson），他曾写过许多有关远东的新闻报道。我在宴会、茶会等各种场合见到他们及一些其他的人们，我听他们谈到他们的经历。华盛顿会议使我这个研究生获益非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