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一九三四）

一九○七年，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决定将该款部分用于中国在美留学生，部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造就学生异日留美。于是，创办了清华。它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隶属外交部）。随着时间的演进，清华后来改成一所正式大学。一九二八年，又改为国立，自此，只派少数毕业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内政大部恢复了，中央、各省都恢复了。工商业正在复苏，铁路逐渐修复，公路修筑得很多。这段短暂的时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平时进步的能力。

清华校园在北平城郊，外观很美。清华的土地，在帝制时期是一位满清皇族的。原来的建筑是古老而庄严的，大约建于十八、十九世纪。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建立一所新式的学校，对于建筑物的一致性很少有人去考虑，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如此的。有些学校早期建筑物是临时性的，只能用来作学生宿舍。其他的是留美学建筑的回国学生们设计的，他们抄袭了欧美的形式，合而为一。大学后面，是圆明园（帝王的夏宫）的遗址，该园毁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额尔金（lord elgin）和格洛（baron gros）的手里。园内占地几百亩，有假山和人工湖。其中景物系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意国建筑师于十八世纪前五十年应乾隆皇帝之聘到中国来。当我在圆明园废墟上漫步时，仍可看到大埋石柱子、残破的雕像、亭台楼阁、水池、人工湖的遗迹。漫步其间，令人不禁兴起许多感想。我一方面认为十七、十八以及十九世纪早期的帝王实在是太奢侈太浪费了；另一方面认为英法联军将该园毁为废墟也未免太野蛮，太残忍了。现在清华大学在这座故园废址上创立了，我衷心祈祷，祈求中国历史中的新时代来临，希望清华能促成这个新时代的早日降临。

清华改成国立，预算编在教育部预算中。和其他大学一样，每年经费由国库拨给。除了政府所拨的经费外，清华另一个经费来源是退回的庚款，在当时每年可有四十万元。美方按年继续拨付，于是经费越积越多。就经费说，清华的确是中国大学中的天之骄子，它利用这些钱建筑了图书馆、化验室、大礼堂、宿舍、教职员住宅，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并从国外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清华已经发展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学府。

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装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有时，我反对增加建筑，有时我提议两三个系共用一座楼。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很幸运，由于学生日增，总算使我们超建的建筑物也派了用场。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另一项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某些地方可以学外国，但有些地方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世界各国在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成就，中国都可以抄袭使用。可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换句话说，就以上情形论，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

有些清华教授认为这种情形是滑稽的。这个情形虽然我们个人没有责任，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个问题。最后，我们提议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

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大部分历史已经经过科学地彻底地研究过若干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可以有一套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却不然。我们有丰富的资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综合历史资料。在过去，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历史。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甚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

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

为了行政和教学的需要，清华设四个院：文、理、法、工。法学院内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系。在战前，我就已经看出，理工逐渐抬头，而文法渐趋没落。甚至我们在文法学院教书的人也都认为这种倾向是对的，因为我们深知中国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我们绝不想去与自然科学争长短，更不想阻止其发展。然而，在校内却存有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在课业研究方面而是在专门程度方面。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们希望高度专门化。他们希望学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开始接受专门课程。我们教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同寅却希望晚一点开始专门课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课程。结果，经过一番折衷妥协，才算解决。但是结果双方都认为不满意。无可讳言的，清华在战前比一般美国大学在专门化方面要认真得多。

虽然清华不想受政治干扰，但政客们则不愿清华置身事外。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欲想控制政治就必须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认为老师和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人才对。也有人认为控制一所大学就意味着控制了许多任命权。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教书与做官两者之间是不易清楚划分的。中国过去教书的人转任官吏可能比美国律师转任官吏还要方便得多。因此，战前的清华是有遭到政治干预的危险的。

校长罗家伦是国民党忠实党员，同时他也是教育界优秀的学者。虽然他忠于国民党，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订为课程，但他毕竟是个好人，是个好学者，所以他不想把清华变成任何一党的附属品。一九三○年春，当北方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反对中央时（按，即中原大战），有一个时期，看起来好像他们就要成功了。此一成功远景使某些阎氏左右的学者煽动一次学潮反对罗校长。清华教授中有些是不满罗的，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他们认为罗的办学政治色彩太浓，不适合他们的胃口。再者罗校长过去和清华没有历史渊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此种个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当反罗运动一开始，多数教授都袖手旁观，不支持他。一九三○年的清华学运，使罗校长离开清华。

罗离清华后，反对派提名一位名叫乔万选的人担任校长。这个选择就政治观点说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乔先生是阎锡山的同乡，大家认为他一定能获得这位北方新领袖的赏识。此外，乔又是清华毕业生，大家以为他必定能改弦易辙，不走罗的老路。但事实上大出意料，学生和教授都对乔某不满。战争终止，阎冯失败，这位短命的清华校长也就不见了。阎冯倒戈失败，中央获胜，中央认为应该物色一个比较接近党而愿意宣传党的政策的人来主持清华。在选择时，中央方面对清华情况以及中国教育界的心理估计错误。清华教授和学生很有礼貌地向中央表示，对其所提人选（按，即吴南轩）无法接受。拘于面子，中央政府收回成命，最后发表梅贻琦为清华校长。梅自一九一五年起即在清华任教。一九二八年任清华在美学生监督，深得清华各方人士尊敬。清华在他领导下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工业研究所的事我曾和天津国民党党部之间存有芥蒂。现在，我又和国民党中央闹得不睦。因为错误报导说我是反对清华校长党提名人选的主谋。我虽然反对国民党的提名人选，但事实上我并非主谋，因为事实上无此必要。清华同寅并不想反对国民党，但也不希望清华成为政党的附属品。

梅贻琦长清华后，我们都能安心工作。对我个人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由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覆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满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

研究清代以前中国历史，学者可以有很多书目提要作参考，但研究清代历史则不然。当然，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可是有许多文学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门的纪录，却不能指给我们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去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十九世纪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大家只知他在外交界的职务，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过僧格林沁的秘书。僧格林沁于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御英法联军的进犯。远在英法联军进犯的当时，郭就建议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视外国人，应该谈判通商条约。后来，他代理广东巡抚时（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绝与外人往来。他的政策是要中国在国际上寻求和平、繁荣……而不要闭关自守。与他同时代比较进步的人士，已经有少数人准备接受外国武器、轮船，甚至铁路，但郭某较他们更进步，他进而主张采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经济措施。惜乎中外双方人士均未重视他的识见。他的论文集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我获悉他有很多未公开的日记。因为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写家信时，就常提到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记。有一天，家兄写信告诉我他遇到一个湘潭杂货商，他是郭的孙子。我立即写信要他去查问，看看他家是否还存有他祖父的日记。我哥哥回信说日记就在那个杂货商的手里，而且他愿以一千元代价出售。这简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电报给家兄，要他尽快把它买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对出卖这份遗产，结果，买卖不成，日记仍存郭家。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国藩的文集，中间很明显的有残缺之处，我一直想把它补全。只要是我认为与曾家稍有关连的人，不论路途如何遥远我都去拜会他。多少次我均徒劳无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后，我在汉口有一天获悉有三百封曾氏亲笔函在坊间出售。索价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对方愿将三百封全都出售给我，我愿每封出价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汉口湖南名人圈中传布出去，他们都想保存一些伟大同乡的墨宝；以至我功败垂成。抗日战争中期，汉口将陷落时，湖南人上演一幕争夺曾氏书函的趣剧。后来，大家同意，将书函分开。我分到一些曾国藩致他弟弟曾国荃的信函，其内容为对太平天国战役中包围并收复南京者。我很幸运，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内容，因为分信的人都只注重书法的好坏，不太重视信中的内容。我约定将内容有关包围南京的部分都分给我。我希望只将未公布过的信分给我。同乡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分给我的信都是精选的，这些信使我们对曾国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当我离开大陆时，一件突发的变故，以致未能将上述信函带出，被遗在上海，它们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同时又出版两卷编纂资料（《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在此我不准备多说，只想叙述一些回忆。

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满清，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因为我是个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过不少小风波。后来，当我到政府任公职时，我想撰写一些历史题目的文章，或发表专题演讲。这种情形又引起相当的麻烦。举个例子：一九四二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我发表一次演讲，讲词用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在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我的讲词，并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个与孙感情不睦的人攻击我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请蒋委员长核夺，蒋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我的文章。

有的反应是从大洋对岸来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后来升任大使）托亚那波里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阿伦（allen）教授向我征询意见，问我鸦片战争时舰队司令克尔奈（kearny）的行动如何？有人告诉我说阿伦教授是受命于克家要他写一篇克尔奈传记。问题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国门户开放。正巧中国当时有一部分资料（那时尚未发表）对克尔奈于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情形透露一线曙光，我的结论是：他并非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将备忘录发表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当时我是该刊编辑，此事对我说，到此已经完结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图书管理员出示给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要他注意上面别人加的旁注，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馆员认为一定是中国学生剪的，要他调查一下究竟是谁干的。不久裴克博士获悉纽约市立图书馆已经抓到那个破坏书刊的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克尔奈的后人。

我在清华时期，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我深虑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出路。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可以到中学去教书，但是待遇低，图书设备差，不利进修。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一旦有学生申请入历史系，我都给他们浇冷水，我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我也要他们晓得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就我所知，一九三○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西藏、泰国及越南历史专家。一旦我发现一个青年，认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的话，我就说服他在研究院学习相关的语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励王信忠（wang hsia-chung）去学日本史。因为他在清华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资料写过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外交关系的论文。他到东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认为中国大学不会有学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请并通过了特别考试。他在东京研究两年，回到清华任讲师。

另一个例子是朱谦云（chu ching-yun），他研究苏联历史。他从中英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份奖学金，到伦敦斯拉夫语学校（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去研究。后来他又入达帕脱（dorpct）大学。为了能在苏联多住几年，他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

后来又有邵循正（shao cheng-chung），清华毕业后为了准备将来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语。

宋迪夏（sung ti-hsia）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毕业后，又申请入历史系。我对他在学校的情形曾留心过，而且对他多少有些成见。从我对他劝阻的言谈中，他知道我反对他再入历史系。他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我已浪费很多时间，但我是确实可以读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读，请让我试试。”我勉强答应了他。为使他及早回头起见，我指定他个难题，要他研究领事裁判权以前中国境内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经有人就法律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想逐案去搜集有关的中国资料，找出中国官员在国内如何处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兴冲冲地研究此一专题。当他研究完成时，无疑的，成了中国治外法权方面的权威。但就他所搜集的资料而论，我发现他的论文中还遗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设法把它补进去。我告诉他：此种增补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能作的好，我可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将他的论文发表。他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但，不久战争开始，宋就开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后，他到我行政院政务处长办公室来看我，见面后，我立刻问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议的增补工作。他即时承认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经把原稿遗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后永远不要再来见我。不久以后，我辗转听说他开始酗酒，终致客死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

清华予我足够的资料和时间从事研究工作。那里也有许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每年我都发现有些人他们的生活与我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也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华座落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我们打网球、游泳、滑冰、骑马、打猎，尤其有兴趣的是旅行野餐。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每天都是风和日丽，我每天下午都带孩子到上述各处去游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宝颇具长姊风范，为人爽快，有相当的外交手腕。二宝多情善感。三宝喜欢嬉戏，自由奔放，对父母的管教不甚注意。因为他身体健壮，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宝在家中是最受宠爱的。他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时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赏宝塔，松树，玉泉山的清流，圆明园的漫步，庙内温和、凶恶的神像和成群的小孩子。

一九二九年我到清华任教时，校中约有五百名学生，五年后，人数增加了一倍。每年录取的学生约占报考的十分之一。一般水准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学生们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知道挤进清华大门之不易。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我敢肯定地说，不会超过百分之二三。

在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国家中，学者普遍受到社会尊重，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自然也会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自汉代以来即是如此的。新的民主理论只是强调了学生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而已。在过去的五十年，教育和革命是分不开的。每个政治领袖都要靠学生起家。每个政党都要争取学生。由于中国对现代政治组织和宣传鼓动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运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现者也和其他方面一样，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传进中国。显而易见的，政治领袖、煽动家、幕后的政治团体的作法都为学生政治家所左右。

中国大学教授欲想对学生们提出政治性建议是很困难的。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来的需要？在混乱的中国，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答案所能解答的。事实上，当政治风潮刚开始时，具有说服力的劝告还有效果，一旦风潮发展到某个阶段，教授们的话就没有用了。每逢风潮，学生们的心中也是矛盾的。他们一面喜欢风潮的刺激，一面也想要读书。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沦为政治剧场，其程度如何，要看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生的好坏。基于此种理由，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它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去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报上登出中国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了，我们就会认为参加的人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