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后，日人先后在汉口、青岛、福州、南京、汕头、镇江等城市作武力挑衅；尤以军舰云集汉口，陆战队武装演习，青岛日居留民举行大会，烧毁《国民日报》及市党部，日炮舰开枪向汕头市示威等事件最为严重；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卒于上海近郊爆发，时为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事后推想，当年日军在我国各地的示威挑衅，只是一种扰乱作用，其主要目标，仍在巩固东北地区的占领。接在东北占领以后次一军事行动，显然沿长城墙边，窥绥察，胁平津，作进攻华北的准备。淞沪战役，原不在他们的预定程序之中。至于我国的军事准备，离现代化的标准还远得很；军队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北洋军阀所遗留的地方割据势力非常之大，若干军队正在参与继续不断的地方争霸战；招募而来的士兵，知识水准低，骄横习气深，加以下级军事干部缺乏，上级将领不谙军事，这庞大的军队，和乌合之众也相差不远。至于枪械来源的不同，重兵器缺乏，国内交通线简陋（沿海数省而外，绝少铁路与公路），更无从动员全国来和蓄谋已久、现代化了的日军抵抗。国民政府的武力以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纪律、士气比北洋军队进步很多，装备还是落后。而且掺杂了一件不幸的政治因素：在革命阵线中携手并行的国民党、共产党，北伐初期便意见分歧，演成激烈的内讧。日军进攻沈阳，那时期，政府军队正和共军在江西东南两部作生死搏斗，几乎耗尽了双方的全部兵力。后来日军在北满、南满继续军事攻击，政府军队一部分移向沿海地区，共军便乘机展开攻势；赣州危急的消息正和锦州失守的警讯同时传来。加以国民党内部意见的分歧，更增加国民政府对外肆应的困难；国联对远东问题的软弱无力，也使国人格外失望。其时，蒋委员长又以朝野责难频至，从纠纷中引退，暂隐于其故里（浙江奉化溪口），军事指挥上也失去了重心。临着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日本军人自更趾高气扬，目中无中国，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国难严重，国民党内部由分裂而合作，蒋汪重复携手，西南政务委员会若干委员由北上，参与国民政府的改组，新政府于三十一年元旦成立，以林森氏为主席，孙科氏为行政院长。这时，在江西前线和共军作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参谋长赵一肩将军，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将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将军。）奉命警卫首都，驻防京沪沿线。这支部队，据当时外籍记者所见，面目黄瘦，黯灰色的军服，草鞋，斗笠，从外表看来，除了斗笠这新鲜的标帜而外，只显得十分疲劳，甚至有点近于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样儿。他们的武器，也简陋得很，步枪轻机枪而外，只有手榴弹，诸如重炮、高射炮之类的重兵器几乎绝无仅有。他们都是广东人，南方的口音，这一点使他们和上海环境很相安；他们驻防闸北，和虹口的广东居民非常相得。虹口也正是日本侨民丛集之处，他们对于广东人的坚强精神非常不愉快；因此，对于广东的军队，心底起了藐视与憎恨的心理。“一·二八”的战事，也就是这么挑动起来的，日本军人有意要和“广东精神”来挑战！

依照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一贯步骤，首先是制造借口。一月八日，东京樱田门外发生朝鲜李泰昌狙击日皇事件，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日方即认为大不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吴市长（铁城）谢罪，封闭《民国日报》，连带要求市府当局压制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接着发生了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实业社事件”。据日方所传，说是那天下午日本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山等五人，经过杨树浦路时，被三友实业社职工及救国义勇军所袭击，重伤致死；一月二十日，约有五十个日本人，均为青年保护团团员，手持刀棍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归途与公共租界巡捕冲突，巡捕三人受伤，一人致死，日人亦三人受伤，一人致死。于是日本居留民集会咆哮要求日领事提出强硬要求，于是日本特务舰、巡洋舰及第十五驱逐舰陆战队急驶来上海，以盐泽幸一少将为司令官，向我当局示威。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一星期中，山雨欲来，一步迫紧一步了。二十六日，日村井总领事向吴市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市长向日方谢罪；二、处分加害者；三、偿付抚恤金及医药费；四、解散所有抗日团体。限廿八日下午六时以前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日方的要求，我市府已于廿八日下午四时答复，全部承认其要求，《民国日报》已于前一日自动休刊，当日下午并已下令封闭抗日救国会。但战事之发生，仍依照日军预定之攻击程序爆发，初不以我方承受其要求而有所改变。是晚，十一时，日本海军司令忽发布告二道，其一谓：“日本海军对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及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之军队撤退，并解除该地之一切敌意的防御。”其二谓“委派日方保护租界之一段，日军将采取认为必要之行动”。

二十八日夜半，时蔡廷锴将军在真茹指挥所，已就寝，盖以我市府已承诺其要求，敌方当不致再有军事行动了。谁知闸北守军传来警讯，谓日军已开始进攻闸北，蔡将军即下令抵抗；这便是“一·二八”战役与“九·一八”事变的不同之处。十九路军的抵抗打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闸北的梦想，恢复了我军（装备虽落后）足以抗拒现代化日军的信心，在中日战争行程中可说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据日方军事记载：那晚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攻击令，分三大队向闸北我阵地进攻；第三大队由北四川路向我天通庵车站袭击（淞沪线车站），第二大队由虬江路向宝山路突进，第一大队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攻击，并配有野炮、曲射炮、装甲车队，激烈战斗便于二十九日上午零时展开了。其时，我军沿宝山路、宝兴路一线防守，敌军则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日本小学为根据地。战斗一开始，日军的攻势并不顺利，闸北街道市区，日军重兵器无从发挥威力；十九路军士气旺盛，敌装甲车冲入宝兴路时，我军冒死攀登，向其投掷手榴弹，有登屋顶向下掷弹者，毁敌战车数辆。而三义里敌军陷入我军包围中，全部几乎被歼灭。敌航空母舰“能登吕”飞行队即连续飞至闸北阵地，投炸弹及照明弹助战，战至天明，阵地未改变，而日军攻势已衰退了。二十九日，日空军整日疯狂轰炸，宝山路一带火焰四起，黑烟蔽天，商务印书馆、湖州会馆、淞沪车站先后中弹，化为灰烬。这是日军立体战争的尝试。

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城市，接触了开埠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战争威胁；其时又适当国联调查团准备东来，日本向国际允诺不扩大战争之际；因此，战事真正开始，上海领事团便参与调处。二十九日上午，我上海吴市长向领事团提出抗议。下午，英美两国总领事应吴市长之请，完成休战的局面，以下午八时为始，双方同意勿再战争。卅一日，日我外交军事当局经英美两领事调处，曾会晤商定，“由日本总领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一办法，使日军由突出之阵线撤退，倘不邀允，则中国方面亦当呈报中国政府。在未接最后答复以前，双方非因对方先行开火，则不得自行开火。”（各国领事均签名）在国际调处情势中，双方乃短期休战。

事后证明日方允诺“短期休战”，乃其政治上之奸计。日军初以为虚声恫吓，可以压迫我军退出上海，攫闸北为租界；恫吓不遂，乃以武力尝试，不料遭遇了十九路军之坚强抵抗；且以进行街市战，损失惨重，“皇军无敌”之夸词已为实际战斗所否定，乃利用休战时机，增调援军。二月初，日军增至二万五千人，六日，日政府又派援兵两师团西来，淞沪战事遂进入更激烈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