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战事方停，而东北的情势，又转为非常严重；所谓“满洲国”便在日本军人的羽翼之下组成，对中央要求独立，在东三省行使主权。这种手法，早在国人预料之中，日人在吞并“满洲”以先，必拥出一个傀儡组织来，扮演所谓地方政权，宣布独立，脱离中央之统治；朝鲜之前例昭在，可以覆按也。（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政道博士创东三省先独立然后归并日本之说，谓：“满洲为中国之殖民地，亦为日本之殖民地，除应在该地设立独立国外，如有强国能加以保护指导，则此项计划可以实行；至谁为元首之问题，不过小事而已。”）
伪满洲国成立以前，日人控制东北地方政权，早已有了具体而微的傀儡组织。“九·一八”事变以后，日人即强迫解散所控制之县政府，组织地方维特治安会或类似之机关；协同该维持会者，有所谓特务部，以一日本人为之长。至各大城市，则于日军占领之初，即行改组，沈阳陷落，日方即以袁金铠为沈阳地方维持会会长，到了十一月七日，地方维持会遵关东军司令部之命，改组为临时省政府，并由赵逆欣伯继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市府之日本顾问大增，控制之力量也加强。十一月十五日，临时省政府又奉命改组为奉天省政府，以臧式毅为省长，臧氏在在受日人监视，无异于囚犯。至吉林省，则日人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任命熙洽为省长，这个复辟主义的遗老，也就做了傀儡。由于地理上的关系，黑龙江为最后屈服于日人兵力之省份，直到齐齐哈尔陷落，日人又以张景惠为省长。其间，也曾想利用马占山将军，马将军不受其羁绊，举起了最初的抗日旗帜。各省政府之中除了日本顾问之外，还有特务部，直属于日本的军司令部，可算是真正的提线人。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日人又在沈阳召集联省会议，出席代表均由日军保护与会，防范无不周至。会议结果，决定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用作组织新政府的准备。
到了三月一日，坂垣、土肥原所导演的伪满国便宣布成立。土肥原大佐为制造东三省独立运动三军人之一。（其他二人，即南次郎与本庄繁。）东北事变初起时，他以特务机关长名义驻沈阳，其实际乃是日本驻南满的军事观察员，日军既占沈阳，即署理为市长。为了组织伪满国，坂垣便到天津去强劫溥仪，挟至大连。二十年十一月二日，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往见溥仪，请其前往沈阳，溥仪不允。香椎遂警告溥仪，谓如不听警告，则将有意外之危险。十一月七日，忽有人送鲜果一篮往溥仪寓邸，篮内发现炸弹一枚，溥仪大惊，其明日，日人煽动天津乱事，社会骚然，谣言纷起，溥仪惶惶不可终日，乃由日军保护上轮，前往旅顺，挟至南满铁路附近之汤岗子，被看守了三个月，等待一切布置就绪，才让他就满洲国执政之职。
据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供称：“九月十八日，日军强占东三省，时余寓居天津，身边怪事接踵发生。余不得已于一九三一年杪往旅顺。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参谋坂垣征四郎来告余，谓拟驱逐军阀，铲除共产党，建立新国家，并谓此乃本庄司令官之命令。又谓：‘君乃满洲人，故望君为满洲之元首。’余当时即予以拒绝；坂垣恚甚，反旅邸告余顾问，谓：‘请溥仪往任新政权元首，乃关东军之决定，如遭拒绝，当采断然处置。’其时坂垣态度甚为严厉，且带恐吓性；余之顾问大为震惊，劝余勿予拒绝。（溥仪又指明土肥原贤二为组织东北傀儡政府之主动分子。）（顾问指郑孝胥。）”溥仪又述：“日方虽称：满洲国系独立国家，然十一年间之历史事实十分明显。余就任‘皇帝’后，形式上一切政令虽经其批准，事实上完全受日军监视指挥，毫无自由。一九三二年晤见李顿爵士时，亟欲一谈东北真实情形，但因受日军将校监视，不果。除本人外，其他东北人均为监视，无人能将真实情形告知李顿爵士。一切内政，实际由关东军施行，关东军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施行政策，凡关于满洲者，悉由第四课执掌。日籍总务长官之权限高于‘国务总理’。敕令、国务法令等均由日籍总务长官任议长，关东军代表课长任次长，开会决定，会后由各部次长加以检讨，然后秘密呈关东军批准。决议案除形式上须经‘皇帝’或‘总理’批准者外，其余均由次长擅自处理。会议时，中国人之意见，完全不获采纳；苟有反日本之国策，即有生命危险。做‘皇帝’固无自由，作为‘个人’亦完全无自由。与外国人会见，必有人在旁监视，其后甚至与日人会见亦被监视。最后接见‘满洲国’官吏，亦被禁止，仅能一周接见‘国务总理’郑孝胥及‘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一次。每年两度由各部长作公式报告时，亦有日籍总务长官在侧，而各‘部长’之报告完全系‘日人’所作，各部长仅行诵读而已。说穿来，这不过是一种猴子戏而已。”“又本人（溥仪自称）与满洲国军司令官每年会见一次或二次，与政治会议同样，其所提出之报告，全系日军顾问官所预作，又不能直接会谈，所谈仅能涉及吉冈中将（驻伪满日大使馆武官兼任伪官内府顾问，系溥仪与关东军联络官）规定之事项。吉冈规定可以接见之亲戚家族名单，其余均不得见面；会见时，又有宪兵在旁监视，一言一语均由宪兵笔录，向关东军作报告。余之一切往来书信，均被没收，甚至不能扫祭祖墓！”（溥仪之妻，患病时由日本医师诊视，即被其毒毙。）
关于关东军干部对伪满所抱观念，溥仪亦有所供述：“吉冈中将尝谓‘满洲国’乃日本之子，梅津司令官亦抱同样意见，主张日满一德一心，企图使‘满洲国’成为日本之殖民地。所谓一德一心，出自所谓八纮一宇，八纮一宇一语出于日本神话中神武天皇之诏书，意谓统一全世界为一家。梅津欲将八纮一宇之日本神道，推行于‘满洲国’。后吉冈奉梅津之命令将余携至日本，晤见日皇，参观日本所谓三种神器，将其中之剑与镜交余。（溥仪慨然叙述）满洲国毫无信教之自由，神道乃迫人崇拜天照大神，进一步迫人崇拜天皇之宗教。”
关于日人统治满洲经济，溥仪亦有所供述，谓：“满洲因日本之开发产业，统治经济而大受损害。一切工商金融业实权均操于日人之手，彼等致力于钢铁业，主要的生产在兵器。其特殊公司，全部达六十四家，资本异常庞大。”“日本在满洲之经济统治，最主要之专卖对象为鸦片。又根据总务长官星野之计划，衣服粮食，均被统制，一切日用品，悉行配给制。‘满洲国’通货，全部在日本印制，强迫人民储蓄，日本投降时，银行存款达六十亿元。关于日本之移民，二十年间，关内外日本移民达六百万人，日方以少许补偿或无偿没收中国人民之土地，分与此辈日本移民。又对一定年龄之东北人民发给‘国民身份证’，限制人民之旅行及移动。梅津任司令官时，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东北人民，均被迫为日军修筑道路，开发矿山，在日人所组织之协和会下，为日本服劳役。劳动者所受待遇极劣，且极不平等，待遇最优者为日人，韩人次之，中国人又次之；配给亦依此顺序而行。日本利用东北人力物力资源，以扩大其军事基地。”
导演傀儡组织之任务，本由关东军司令部之第四科主持；其后扩充为自治指导部，以于冲臣为部长；于某为该部之唯一华人，乃有名无实之首领，其余均为日人。
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日人挟溥仪、郑孝胥诸逆至长春举行“满洲建国”典礼，而大同元年之僭号亦同时出现。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方有驻满机关统一纲要之决议，九月十五日签定第一次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满”未另订新约以前，旧时日华一切公私条约一律有效；日“满”为共同防御，日军得驻扎于满洲国。二十二年三月，东北伪组织更设立所谓“宪法制度及调查委员会”，制造伪宪为溥仪僭号之张本；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溥仪正式称帝，废弃共和，改名为“大满洲帝国”，年号“康德”。同时利用僭号之机会，将东北原有行政区域辽、吉、黑、热四省，划分为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通化、牡丹江、东安、北安十四省，又将兴安（东蒙哲里木盟及呼伦贝迩）划为兴安东、南、西、北四省，另设奉天、哈尔滨二特别市。
伪满国成立之经过，以及日人控制满洲之实情，由幕中人溥仪自己来叙述，自是最可信的直接史料；不过日人控制伪满洲之居心，路人皆知，日人虽不容溥仪对李顿调查团作真实的报告，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说及“满洲国”的一段，详叙新“国家”之政府组织，说及日人在该政府行政上所具之势力，（日人控制事实上等于国务总理衙门之总务厅、法制局与咨议局及各部各省之总务厅，各县区之自治指导委员会以及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省之警察厅。日本顾问参议及秘书，各局大多有之。）又说及该政府成立后之各种设施，都和事实完全相合；所以日人虽欲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终于欲盖弥彰呢！李顿《报告书》曾作初次的结论：
至于“政府”及行政机关，其各部名义之长官，虽系居住满洲之中国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权，则仍操诸日本官吏及日本顾问之手。该“政府”之政治的及行政的组织，不仅予此项官吏及顾问以供献专家意见之权，抑且予以实行管理及指挥行政之机会。此辈固不受东京政府之训令。其政策亦非与日本政府或关东军司令部之政策相符合。但遇重要问题发生时，该官吏及顾问等，均渐渐被迫而遵照日本当局之意旨以行。此日本当局者，因其军队占领满洲土地，而“满洲国”政府又依赖该军队以维持其对内对外之权威。（第二节）
满洲国成立以后，日外相内田伯爵曾在贵族院作如次之演说：“吾人欣幸‘满洲国’已趋于稳定，日本政府深知承认此新国，乃稳定满洲情状及树立远东永久和平之唯一方法。为使及早正式承认满洲国起见，吾人方采取各种措施，务期在最近之将来，吾人之计划，见诸实行。”从这一演说，我们明白日人又将有所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