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间十时，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夜间演习，集合归队时，突然扬言有日兵一名失踪，在宛平城外到处寻觅不见（宛城在浑河北岸），意图进城搜索，并开枪示威；北平日特务机关也向我当局提出严重交涉，正谈判中，失踪日兵忽已归队，又借口须调查如何失踪情形，强我方派员参加；正调查中，丰台日军已武装出动，强欲进入宛平城，并欲迫我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当为我方所拒绝，日军即开始向我射击，并以迫击炮轰城，而战争遂作。时我城中守军，为二十九军之一部，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率队守其地；王冷斋专员以地方官当折冲之重任。
八日傍晚，剧战继续三小时，敌军伤亡倍于我军，攻势大挫；那晚，战事时停时作，一直持续到九日的清晨。敌方大量调集援军，战火也就蔓延开去。和炮声枪声交错并作的有北平的外交接触；从事变发生以后两星期内，双方都在玩手段，从事虚声的恐吓，一面提出“谈判条件”，请双方予以考虑；一面又把它抛弃，但不久又把它提起来，反复变幻，不可捉摸。（敌方对于停战的诺言，先后失约四次。）同时，在这个短时间内，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一些战事，敌方从未作撤兵的准备。只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双方作种种协商的短时期中，日本军部已在国内下动员令，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大战；一方面又在煽动民众，鼓吹对华膺惩，日方在北平的商谈，只是迁延时日，作军事准备而已。
那时，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兼第二十九军总指挥宋哲元将军，恰巧返乡扫墓，对于当前这困难的课题，作有意无意的闪避。（我国政治人物，每每用拖延的手段来延缓局势的恶化；日方对于宋将军的“在任何挑拨之下，都避免向日方冲突，而又不一心一意随顺日方意向的态度”，已经烦躁，不能稍耐了。）在北平负军事上指挥之责的冯治安将军，他年纪较轻，富有血性；加以当日平津的社会空气，与全国人士的激昂，再加以日军过分的压迫，使人无可忍受；于是，军事抵抗，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尤其重要的，我国民政府及领袖对这局势表白了明决的态度；七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了一篇理直气壮的演说。他提出了四个要点，认为用和平方法解决中日纠纷时，中国坚持：“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在演说中，又郑重声言中国之对外政策为民族自存与国际共存，“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今日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他又正告日当局，谓：“卢案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之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吾人仍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案之解决。”这正是华北军队所期待着的，中央政府对于支持华北局势的坦白而有力的担保。从这时候起，华北将发生什么变化，已可不言而喻了。当时，日本军阀也许以为我们领袖的演说，无非是他外交战术中的最后一炮，只要他们诉之于迅速的行动，便能把我们的庄严誓言，立刻粉碎的。（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好大喜功，也正期待着恶化的局面。）他们并不明白，在他们眼中，看作实力薄弱、衣服破烂的中国兵，正在准备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听从着领袖的庄严的号召。
七月第四星期中所经过的种种，可作简短的叙述：二十一日，中日双方都宣称“撤退军队”。二十二日，我方发现日军并未撤退。那时，宋哲元将军已从他的家乡乐陵赶回北平来，立即下令，以一百三十二师代替“反日”的一百三十一师（但日方立即指出此举于事情解决上并无多大的帮助）。他的措施，似乎是在延长时间，而不在于企求“愿出任何代价的和平”。无论如何，日方已经决不轻易放过宋将军的了，到了二十三日，日方就向他提出“第一次哀的美敦书”（编注：最后通牒）。这时，日军从关外调来的，已在一师团以上，空军实力也增加至百余架之多。到了七月二十六日，军事行动的序幕，因日本空军的出动而揭开了。据日方的借口，说中国方面有人破坏日方通到天津的电线，日人为了报复，乃派空军向廊坊的村庄作奇袭，炸成一片瓦砾，民众死伤千余人。就在同一天，北平日军方面又向宋哲元提出“第二次哀的美敦书”，要求宋氏的部队撤退至河北省的南部。宋氏经过了一整天的考虑，决定拒绝日方的要求，并命令他的部队：“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
二十六日晚间，大井村附近日军声言回防，强欲经彰仪门入北平城，守城军警加以阻止，即发生冲突。宋将军即以赵登禹将军为南苑指挥官，并令三十八师董升堂旅袭丰台，二十八日经我军奋勇猛攻，当将丰台克复，同时我卢沟桥、八宝山两处军队亦将五里店、大井村附近敌人驱逐，猛向丰台推进。其时，南苑方面，敌增援反扑，并以敌机二十架，连续狂炸，驻军伤亡累累，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两将军均于是役殉难。由于南苑之失利，致丰台战事，功败垂成；二十八晚间，敌炮队轰炸宛平县及长辛店，经一昼夜之撑持，我军卒不得不放弃宛平，向良乡、涿州一线转进，卢沟桥亦遂陷于敌手。
诚如勃脱兰氏所说的，我们所以追叙这些事件，并不是因为它的本身是有特殊重大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将成为更大的军事行动的序幕。如果把当时崩毁的墙垣和青葱茂密的高粱地上的“青纱帐”作为背景，把大刀队夜袭日军的事迹描写上去，那末，卢沟桥抗战的故事，很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就卢沟桥这地方事件来说，在战局大体，只是不十分重要的一角；若在其他情况之下发生（假如发生于一年以前），这事件不过在我们的忍辱记录上多一事件而已，然而卢沟桥边的枪声，已成为中日间延期已久的实力试验的序幕，“战争”终于到来了。
（从日军的战略上看，包围北平，乃其入关后之积谋。占了榆关和热河，即对北平为远势之两面包围，冀东伪组织成立及增兵占丰台，乃成近势之三面包围，然犹网开一面，使北平西南角上仍得与外方交通，至卢沟桥被占，始成四面包围之势。）
（卢沟桥即架于卢沟河上之大桥；卢沟河即永定河，为沽河五大支流之一。永定河上游，流于黄土带，沙水浑浊，故有浑河之称。惟自三家店以下，河流平地，河水横溢，河流之冲击力甚大，而河水转成卢色，北方人称不纯黑者为卢，此卢沟之名所由来也。卢沟架桥始于金时，为大石桥，长六百六十尺，宽二十六尺，为北方伟大工程之一，《马可孛罗游记》中尝盛称之。卢沟桥在北平西南二十六里，为北平西南方之孔道，宛平县城即在桥首；平汉路铁桥则在桥北半里。平汉路自卢沟桥分为二，其一东北驱，直达北平，并有支路至通县；其一东向至丰台而与北宁路相合；平绥路自北南驱，在西便门外与平汉路相交，直至丰台为止，由此可知卢沟桥地位之重要。）
推开远一点，我们看看当时东京方面的情势：事情的决定是在七月十一，星期日。那天的整个上午，日内阁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一般新闻记者在接待室内，来来去去，忙个不了，互相猜测着不可思议的谣言。下午，近卫首相到叶山行宫去觐见日皇，袖着和战的决策回来。到了晚上，全日本统统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那天的号外，惊人的题目，是“日本决出兵华北”、“四个师团将立即开拔。”
席勒（一个久驻日本的美国观察家）在日本内幕中也曾叙述道：“近卫公爵匆匆跑到天皇的海滨避暑处，请他批准军部计划和军部特别费，以便用既成事实来对抗议会的紧急会议。”当傀儡议会，第一次召集的时候，据同盟社记者说：“其目的在于批准陆军占领华北的平津区域，以及改革经济财政的通盘计划。政党领袖都不想在议会中用质问大臣的方法，来问驻华军政机关所采的积极政策，因为政府的对华政策早在二星期以前，经过天皇的批准了。”近卫公爵假面具脱下来了。九月六日，美联社从东京拍出如次的电讯：“首相要求议会核准其经济计划，此举如果实现，将使日与德意相同成一全体主义的国家。政府得以统制商业、航业及其他国民经济、生活方面云。”军部变成最高的统治者；日本的人民，失去他们的自由了。
后来有一位日本的大尉，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野心：“我们（日人自称）的目的就是独霸大陆。在昨天，我们得到满洲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就必须占有中国；到明天，越南、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或许连印度都将是我们的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帝国主义的贪婪。是要想称霸。这只是一个生殖力与侵略性民族所不可避免的发展。昨天，白种人在亚洲居于领导的地位；今天日本（它自己就是一个亚洲的国家）已能作亚洲的霸主了。在亚洲的‘新秩序’内，再没有外人插足的余地了。我们的头一项使命，就是建立中国的和平，我们坚信：外国的帮助，是中国继续抵抗的原因。一旦中国停止抵抗，它就会变为日、‘华’、‘满’经济集团的一员，这个集团，在我们指导之下，就要控制整个的太平洋。我们想由中国冲入越南，由越南而泰国、缅甸及荷属东印度。这些步骤一旦完成，我们就可以毫无畏惧地来应付对苏美的战争了。”这样一个下级军官，他就很深刻地接受了《田中奏章》所说的计划，他清楚晓得他自己国家的需要，也晓得应该怎样去满足这种需要。这便是酿成日本军人心目中的“圣战”的“酵母”！
或者，我们应该进一步看看当时日本财阀（金融贵族）对于这次战争的意向。一般公认，政友会是三井的党，而民政党是三菱的党；三井与日本半封建势力的关系，远比三菱为深。三井因为是经营出口丝，又对其他家庭手工工业，有着金融上的控制，它与地主阶级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三菱大部投资在于重工业及其他大规模企业，它需要国外借款与外汇稳定。不过，这支配着全部日本的经济生活的两大托辣斯巨阀的利益，在许多地方是共通的，所以常常为敌，也常常为友。一九二七年的金融崩溃，才给军人以第一个机会。一九三一年，日本军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占领满洲以重建其优越的地位，这政策是获得三井财阀的支持的；不只获得三井的支持，当满洲之夺取为英国所默认时，军人更获得一切大资本家之支持。这两大集团，对于侵华的战争也是赞成而且予以全力支持的，虽是关于战争应进行到何种地步，容有意见分歧之点。陆军和海军，事实上与财阀联合在一起，同样希望征服中国，而且唯有两者合作，始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就在“七七”战争发生那几天，有一位英国记者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在东京一家咖啡馆作深谈，那经济学家说：“日本的真正势力只有两个——陆军和海军。他们政治上是代表着什么呢？那陆军是与重工业资本勾结着，这一部分人要求向大陆发展，他们需要华北的原料和矿产，和对苏作战的根据地。那海军是被制造业和轻工业资本家所拥护，他们必须依赖国外贸易，他们要求南进，他们需要更多的市场，需要得到中国‘善意的谅解’，这样他们才能逐渐以经济侵入中国，独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的，这其间的确有一个冲突，大资本家间的利益冲突。哪一派强些呢？当然是陆军，每次都是这样。自从一九三二年上海战争以来，海军在政治上失了势，现在他们也许要重新抬头，然而陆军仍旧控制着政府。”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理解陆军、海军与财阀所谱成的战争进行曲，是怎么一种情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