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告诉我，婚姻就是妥协；当我嫁给一个男人时，也等于嫁给了他的家庭。虽然妈的公婆住在西部的旧金山，与我们相隔着整片美国大陆，她却觉得他们无所不在。她会定期寄东西给公婆，并提醒爸每周至少给他们打两次电话。要是爸说自己父母的坏话，妈就会加以责备，或是保持沉默，绝不从旁附和。
虽然我很想嫁给华人，讨家人欢心，却又十分害怕达不到婆家对我这媳妇的期望。
首先，我担心自己根本无法像妈一样，头胎就生个儿子。哥哥是爸妈两边家里的长孙，每个人那儿他的相片比其他任何孙儿、孙女都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是第一个到这两个家庭报到的孙子，而只比哥哥晚两年出生的堂姐，照片就比他少得多。
其次，我从小就有太多偏好，至少一定比从不在意我们去哪个餐厅的妈要多。譬如吃比萨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某一家店的馅料，另一家店的外皮。妈以前对我如此挑三拣四、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烈的好恶，感到忧心。
我曾经想：干吗操心？我觉得我有偏好才有个性啊。可是，我二十一岁那年到香港探亲的时候，美丽的堂姐邦如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牙医，是个华人。
“当你和一位男士在一起，你要非常文静地坐着，一句话也别说。”邦如说。她带我到一流大饭店香格里拉饮茶，这样我们可以认真地谈话。“让男方对你表露自己，先让他说话，你再下决定。”
有天晚上我和以前的华裔男友亚当的父母共进晚餐时，曾经尝试运用这个忠告，结果发现扮演文静端庄、可能成为别人未来儿媳妇的角色，感觉很好。这种感觉真够奇怪。我很高兴亚当的家人和我相处得这么融洽。我坐在桌前谦恭地用筷子尾端把最好的鸡块和鱼片挑出来，先夹给亚当的父母和亚当，再夹给我自己。
接着，亚当的父亲泛泛地发表了他对另一个儿子的太太的看法：“我绝对不和媳妇讲太多话，做公公的不应该和媳妇太亲近。”
一听这话，我觉得喉咙像被哽到一样。对我来说，为了好玩，假扮卑躬屈膝的儿媳妇和未来太太是一回事；而要百分之百扮演这种角色，就另当别论了。
几年以后，我有一次告诉爸妈一个我认为有趣的故事，内容与我未来公婆的特质有关。爸听了以后说：“如果你要嫁给这个人的话，绝对不要再讲对公婆不厚道的话，尤其是在我面前。这样很不礼貌，以后别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我不晓得你母亲是怎么和你谈结婚道理的；不过，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只给我两点忠告。
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第二，不管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为了表示尊敬他们，我每天早上得比他们早起，而且要向他们道早安——这是我唯一可以比他们先开口的时候——晚上也必须等他们允许我退下后，才能告退。
妈妈说这叫“晨昏定省”。我每天得一大早起床，洗脸梳头，穿戴整齐，然后在公婆许可的时间，向他们请安。日间，除了最得体的服装，我不敢穿得随随便便露脸，也从不敢披着头发见他们，那样会被认为放肆。
妈妈最多就告诉我这些。那个时候，没人谈论性事或性关系。不像如今，无所不谈。你们年轻人从电视和杂志上知道很多事情。比如，我是回宝山老家时，偶然间从一个缝布鞋的智障女用人那儿得知月经这回事的。她习惯把月事带统统丢在院子四周给鸡狗闻，要不就是在院子里挥着月事带给每个人看。这举动很疯狂，却是我发现月经的经过，我母亲并没有告诉过我。
她给我的忠告后来证明很管用。既然你正值适婚年龄，我就把这套方法教给你。中国家庭是由父母掌权，因此一个女人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因为你是中国人，而且想要嫁中国人，所以我得纠正你两个坏习惯。我注意到我住在你家里，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就掉头走掉。这样很糟糕，你结婚以前一定要把这习惯改掉。
另外一个习惯是在人家问你怎么样的时候，你用美国人那套说“我好累”。我这辈子从没说过自己累。我还记得嫁到徐家第一天早上的情形：虽然我前一天晚上差不多都没睡，而且全身上下因为磕头和婚礼的大小事情疼痛不已，可是我始终不认为自己会累得没法子起床梳妆去见公婆。我一向知道应该对公公（家人称他“老爷”）婆婆（家人称她“老太太”）尽什么义务。
当然，刚开始很难知道要怎么讨好他们。中国人不说“行”“不行”，这样、那样，或直接把话说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得猜。比方说，老太太很少进厨房，因为家里有一堆用人，公公也不像我爸爸那样对食物特别挑剔。所以有一次老太太进厨房，我惊讶得站在她旁边，什么事也没做。这时候有个待在徐家多年、知道如何讨好老太太的老用人赶紧递给我一把扇子，用同情的口气说：“你应该让自己有点儿用处，趁你婆婆煮东西的时候，让她凉快凉快吧。”
后来，我学会一些小事情。硖石当地有个在春节、端午和中秋期间大家互赠礼物的习俗，赠礼的方法既复杂又傻气，程序是这样的：有人先送我们四份礼，我们就说，“哦，四份礼太多了”，然后收下两份，退回两份。接着我们也送四份礼出去，他们又退两份给我们。老太太不喜欢浪费钱，所以我们把礼物两两弄成一堆，摆在一边，等着另外两份礼物——不管是退还的礼，还是别人送来的礼。这样就可以再凑足四份礼送人。这套方法很麻烦，因为我们得确定没有把礼物重复送给相同或相关的人，永远都在为一堆堆不同的礼物做调整和穷担心。
有一次我回家省亲的时候，突发奇想决定要让我婆婆吃惊一下，就一口气把送给亲戚和乡亲的礼物都买了。我公公每个月给我十块或二十块银元，我从没花过，所以就用四十银元在上海耗了整整一个下午，采买火腿、鸭子和其他珍馐佳肴。
省完亲后，我满载而归回到硖石。老太太问我全部东西花了多少钱。
我扯谎说：“二十银元。”
老太太笑笑说：“这倒不坏。”
我说：“那好，我们干脆直接把四份礼送给每家人，这样就了了所有事情。”
我就是用这些小技巧设法讨好老太太的。
我从没学会像讨好公婆那样取悦我的丈夫。奇怪的是，我们在床笫之间却很自然地成为夫妻，新婚之夜头一次行房也是如此。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年轻，而且在这以前，我们都不晓得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长什么样，所以我们得互相学习。不过，我大概一下子就被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些事情给绊住了，而且在乡下地方，女人是不准跨出合院一步的。所以，徐志摩清早出门时，我不得随行。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所以你瞧，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打从开始就没法子了解我丈夫。
北京大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学，主要由一群归国学人（也就是那些到西方留过学，再把所学带回中国的人）治校。在写给公婆的家书里，徐志摩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精彩生活。大学期间，二哥把他介绍给了梁启超，后者收他为弟子。
徐志摩也见到了胡适。胡适因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摒弃以文言文所写的旧文学，开创反映大众情感、以白话文写成的新文学的文章而声名大噪。徐志摩留洋之后成为诗人，就是用这种白话文写诗，而且把白话文带入新的表现层次。
听老爷大声宣读徐志摩家书的时候，我好羡慕我丈夫的自由自在。起先我以为我也可以回学校念书，就写信给母校询问我是否可以回去。校方说我必须重读一年，因为我已经错过了一学期。这表示我两年之后不能毕业，而我认为刚结婚的我不可能离开公婆这么久。我是徐志摩的太太，也是镇上首富人家的儿媳妇，镇上的乡亲已经觉得我太新潮了，而且都嘲笑我有双大脚。结婚之初，因为寂寞的关系，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回上海娘家一次，乡亲们就问：这个媳妇干吗这么常去上海？虽然徐家老爷在上海有生意，可是他媳妇干吗这么常去？难道她脾气不好？和老太太处不来？他们都偷偷笑我脚大、脾气大。
和大家都有生意往来的老爷说，这种闲话不好听，叫我应该设法节制一点儿，不要这么常出门。我出身于城市，不习惯成天坐在合院里，被人家禁止出门给自己买买东西或是看看亲朋好友。但我顺从了。我知道寄宿学校的事情是免谈了。可是，你能想象你十五岁就结婚，从此不再学东西、不再求新知的情形吗？我后来当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的时候，在办公室聘了一位私人教师，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懂的事情是这么的少。要一个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终止学习是很难的。
除了整天和老太太坐在一起之外，我无所事事。我们会坐在女眷室里面为家人缝好几个钟头的鞋子。以前在宝山娘家，所有鞋子都是由那个疯掉的女用人缝的，在这里，就算我们家境富裕，还是自己动手。对老太太而言，我们的鞋子很特别。我们先把一片厚厚的鞋底缝在一块粗粗的黑布上做成鞋子，然后用真丝线穿在一根精细的绣花针上，绣出装饰每只鞋尖的细致花纹。有的鞋上绣着层层相叠的积云纹，老太太走路的时候，那花纹就微微发亮。有的鞋上绣着“寿”字，每走一步都明明白白道出绣鞋者的用意。我给老太太缝鞋的时候，针脚缝得小巧细腻；替自己缝鞋的时候，就粗心大意乱缝一通，因为对我来讲，穿什么鞋都无所谓。总而言之，我从没跨出过大门一步，而且在从欧洲回国以前，连徐家拥有的地方都没看过。我归国以后，许多风俗的限制已经放宽，而且我在西方住了五年，也不在乎镇上人的想法了。
用人都说老爷是个精明的人，知道怎么样抓着钱不放。他不在家中养小老婆，却在镇上交女朋友，人数多得没法子从中挑选，而且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有一个。有好多个晚上我都给老爷等门到深夜两三点，所以才知道这些实情。我照着妈妈的指示，对公婆晨昏定省。这对我真是件难事啊！因为老太太是个早起的人，而老爷是个晚睡的。
用人还说，在老爷夜晚流连的茶室里，许多裹脚的姑娘会在桌上跳舞，诱惑男人偷瞥她们仅仅被裹脚布和花哨的丝鞋包住的脚背。这些连走出房门一步都不可能的姑娘，用她们细碎的步子把老老少少的男子迷得神魂颠倒。参加拼酒比赛击败众家的男人，会把一只玲珑绣花鞋里装的最后一杯酒饮下，那鞋子的主人就躺在茶室的顶楼等他。两人在她房里亲热的时候，她会解开脚上的布条，把脚露给他看。当天晚上，在激情缠绵的最后一刻，他会把她松了绑的小脚举到肩上，再塞入口中吸吮。
这些小脚的故事都是从用人那儿听来的，它们充斥着我的耳膜。比方说，小脚是一个女人珍贵的财产，是她嫁妆的一部分，也是有钱的岳父馈赠给合适女婿的礼物。古时候有位相公在一个村子的街上行走的时候，抚弄了一位骑马姑娘的小脚，害得她差点儿名节受辱。
我听小脚的故事听得太仔细了，以至我觉得自己的大脚失去了原来的魔力。我以为它们把我变新潮了，没想到它们反而成了我的敌人。它们不能在村里的街上行走，不能让我受教育，也不能教我丈夫关心我。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当时我太年轻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至少眼下还没这样要求），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东西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辈子都和像他一样有学问的男人——我的父亲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我。唯独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气时，徐志摩没交代一声，就不见人影。我从一个用人口里得知，他乘着轿子去徐家在东山上的一栋房子了。虽然我从没上过那儿，可是我晓得从那山顶可以望见一座女石像。根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妇人的丈夫到海外经商后一去不复返，她登上一座可以眺望大海的小山盯着海面瞧。她守候丈夫的时间太长了，被泪水沾湿的身子最后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当地人就给那座山取名叫“望夫山”。所以我假想我到过山上那处所在。
这时候，我才了解阿嬷说的“不三不四”是什么意思。我本该是个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却当我缠过脚似的对待我。他认为我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喜欢我。然而，对老太太来说，我又不够传统。有双小脚的她每天待在女眷室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却想到硖石街上一探究竟。阿嬷和妈妈对我许过种种愿望，可是我既不像妈妈梦想我会变成的太阳姐妹中的一个，也不像阿嬷想要我变成的月亮姐妹中的一个。
徐志摩回家以后那几个星期，老太太一直紧盯着我。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胃口，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有喜了。”
她会比我先知道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结果被她料中了。怀胎头三个月，我害喜相当厉害。但从第四个月起，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肚子里是个男孩。
我已经告诉过你，中国的女人是一文不值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死的时候，是从阳世转到阴世。女人、阴性、月亮，以及所有被动和幽深的东西，都属于阴界；男人、阳性、太阳，以及所有强势和崇高的东西，都属于阳界。
你可能觉得这么分有失公平，可是中国人认为，只有男性——儿子、孙子、曾孙，还有永无止境的后继者——身上才有阳界祭奉阴界祖先的适当成分。好好敬奉祖先，并且维持阴阳界平衡是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死者会离开阴界，变成孤魂野鬼侵犯阳界。而我们女人只有依靠为夫家生育子嗣，才能保住在阴阳两界的地位。
这就是中国人喜欢男孩，尤其是长子的原因了。记得我听说过，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女孩以后，非常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要产婆立誓保密，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无法隐瞒为止，中间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虽然我也想要个儿子，可是随着怀孕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娃儿，我不会那样对待她；也不会把她的八字别在襁褓上，然后把她丢在田野里，让发现她的人把她当童养媳马上嫁掉；更不会把她的脚缠起来和限制她求学。
妈妈依照新娘的母亲应该遵守的礼俗，在我怀胎最后几个星期来看我。自从婚礼之后，她就没再来过硖石，这是她仅有的几次能来的机会。她带着一捆婴儿衣服来到我床边，我动作飞快地把那捆衣服从床上抖过，想让整捆衣服自行松开，飞散到床上。
结果衣服并没有散开。妈妈摇摇头说：“啊，好吧！你生的时候会痛很久。”
我抱怨说：“是你没把它绑对嘛！拿来我瞧瞧。”
妈妈就说：“不要强辩。”然后示意用人拿个托盘来我床上，盘子上有一大碗特别准备的白饭，妈妈在白饭下面的碗底交替摆了一圈肉丸子和水煮蛋。我拿起妈妈递给我的筷子戳到碗底，结果筷子那头带起一颗肉丸。
妈妈皱着脸说：“唉，是个女孩，不是男孩。”
我抬起头看着她说：“要是你给我普通竹筷子的话，说不定就有好结果。可是你给我的是象牙筷子，它们滑溜溜的，一戳就戳到肉丸，戳不到蛋呀！”
妈妈说：“别嘴硬，认命吧！是女孩。”
我顽固地说：“我不是嘴硬，我是说象牙太滑了。我们等着瞧吧！看看是不是男孩。”
生产的时候，我晕了过去，可是没人叫醒我，他们懒得叫。后来我是因为生下儿子，产婆尖叫“是个男孩”才醒转过来。通常，以前乡下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想让神明知道家里生了男孩，否则神明会把他带走。
我公婆极为激动。他们送了一堆红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来人间报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庆祝，觉得大为宽心。能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带到这世上，真是有福气！我一见他就很疼爱，祈求他会在我老的时候善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1918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还没多久，他便离家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渥塞斯特（worcester）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儿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没待在那儿。
此处遵英文版，台湾智库版对此部分进行了详细描述：“这次面谈以后，徐志摩写了封措辞谦卑的信函给梁启超，表达他的敬意和热爱，后来梁启超就收徐志摩为弟子。徐志摩在家书的结尾引用了一本著名小说（译注：指《红楼梦》）里一句话说：“弟子的也该烧了。”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和梁启超的一比，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