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离婚数月后返国，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这本诗集立即获得了好评，大家高呼他是1925年最有前途的诗人。他也负责在散文和诗作中引介西方韵律和主题。
他对待幼仪的态度，引起了他的老师梁启超的注意。梁启超于1923年元月写了封长信给徐志摩，信上说：
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此名或不当，但吾愿姑用之）实有不能相处者存，故不忍复置一词。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实神秘不可思议矣。
看到梁启超责备徐志摩带给幼仪、徐张两家父母，还有他两个儿子痛苦的信，我多多少少觉得心有戚戚焉。
“人类恃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梁启超又写道。
林徽因后来许配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梁启超几乎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徐志摩；徐志摩想娶的，却是梁启超为他自己的儿子相中的女人。
至于徐志摩这方面，我和幼仪想法不同。我的确相信他是为理想而不只是为林徽因离婚的。他在答复梁启超的信上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
我曾和一位与林徽因有私交的女士谈过，她就是哈佛大学“中国通”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费太太说，她认为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浪漫而非肉体关系，也就是一种偏向文学性质的关系。她还说，每当林徽因谈起徐志摩，就会提到雪莱和拜伦等其他诗人，她认为林徽因和徐志摩一直维持着这种浪漫的爱情。
费太太又说，林徽因虽爱徐志摩，却不能嫁给他。因为她本身是她父亲大姨太唯一的女儿，而她父亲偏爱给他生了个儿子的二姨太；所以林徽因无法想象自己会卷入有个女人为了她而被抛弃的关系之中。
虽然我把林徽因这方面的背景告诉了幼仪，但她还是把离婚的罪过推到当年那年轻女子身上。她说，如果徐志摩连看哪部电影都没办法做决定的话，怎么会有办法做离婚的决定呢？他必定得到了某种鼓舞。
我曾把徐志摩为追念彼得所写的一篇散文《我的彼得》读给幼仪听：
彼得，可爱的小彼得……我的话你是永远听不着了，但我想借这悼念你的机会，稍稍疏泄我的积愫。在这不自然的世界上，与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当不在少数，因此我想说的话或许还有人听，竟许有人同情。就是你妈，彼得，她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所以至少她，我敢相信，可以懂得我话里意味的深浅，也只有她，我敢说，最有资格指证或相诠释——在她有机会时——我的情感的真际。……
彼得，我说我要借这机会稍稍爬梳我年来的郁积；但那也不见得容易；要说的话仿佛就在口边，但你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又不在口边：像是长在大块岩石底下的嫩草，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岩石才能把它不伤损的连根起出——谁知道那根长的多深！
是恨，是怨，是忏悔，是怅惘？许是恨，许是怨，许是忏悔，许是怅惘。荆棘刺入了行路人的胫腂，他才知道这路的难走；但为什么有荆棘？是它们自己长着，还是有人成心种着的？也许是你自己种下的？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荆棘：一则因为这道是你自愿才来走的；再则因为那刺伤是你自己的脚踏上了荆棘的结果，不是荆棘自动来刺你……你来人间真像是短期的作客，你知道的是慈母的爱，阳光的和暖与花草的美丽，你离开了妈的怀抱，你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我想他听你欣欣的回报这番作客……你的小脚踝上不曾碰着过无情的荆棘，你穿来的白衣不曾沾着一斑的泥污。
读这篇悼文之时，我不得不对徐志摩个性之复杂产生感触。为什么徐志摩对彼得之死，有如此切身之感？他只是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好父亲，还是有更多寓意？他是否为他当初要幼仪打掉孩子而产生罪恶感？我觉得他的口气似乎对离婚有悔意，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开始欣赏幼仪。
然而，我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这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他。
幼仪仔细听完这篇文章以后说：“嗯，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
“可是啊，”她继续说，“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有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
彼得死后，徐志摩和我一起去了趟意大利。他要我去，我也觉得我需要离开柏林休息一阵子。打从离开中国以后，我已经有四年没度过假了。在中国，我要服丧四十九天，而在欧洲，去旅行一趟或是设法把这件事忘掉，好像比较适合我。
徐志摩和我一道旅行，奇怪吗？呃，我可没打算在旅馆里面和他同房，或是坐在休息大厅里等他，我们的情况和当年我们还维持夫妻关系，住在伦敦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次我们又跟以前一样，和徐志摩的两位英国朋友同行，她们是泰勒（taylor）姐妹。两姐妹与我用简单的法文沟通（我那时还是不会讲英文），而且我白天通常都和她们在一起，徐志摩单枪匹马四处观光去了。
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徐志摩都在焦虑地等待由他朋友胡适从中国寄来的信或拍来的电报。他那种一大早就坐立不安的态度，让我想起他在沙士顿的举动。过了几个月后，我晓得我猜得八九不离十：徐志摩又恋爱了。这次的对象是北京一个名叫陆小曼的交际花，他唯一的问题在于：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他发现了他们的恋情，扬言说要杀徐志摩。
所以，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徐志摩都会收到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回国的信件。
有天早上，徐志摩终于在看完一封信以后抬起头看着我说：“太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胡适致函徐志摩，告诉他可以安全回家了：陆小曼的丈夫已经改变主意，决定不杀徐志摩，而答应与陆小曼离婚。
这些年来，我把当年发生的事情一一给凑了起来。徐志摩是1924年夏天在北京邂逅陆小曼的，她是个双十年华的大美人，在社交场合极受欢迎。比方说，如果她没去参加某个宴会的话，大家都会表示失望。陆小曼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她兼通英语和法语，能文善画，能歌善舞，1920年经由父母安排，嫁给了王赓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毕业，能说流利英、法、德语的英俊男士。
这对年轻夫妇原先住在北京，经由熟人介绍认识徐志摩。王赓接受哈尔滨警察厅厅长这职位的时候，陆小曼不想离开北京，所以王赓就把她留在娘家，请徐志摩陪她参加各种活动。有人说，徐志摩和陆小曼友谊的花朵就是在这段时间绽放的。也有人讲，徐志摩是在与陆小曼同台进行一场慈善义演时认识的；两人各自出演男女主角，徐志摩饰老学究，陆小曼扮俏丫鬟。两人戏终人不散，大概由此种下了爱苗。
徐志摩与我同游意大利的时候，想必是在进行一次“感伤之旅”，目的在考验他和陆小曼之间的爱情。他避了五个月的风头，一直到8月才回国。这个时候，我已经迁离柏林，定居汉堡，为的是完成下一阶段的学业。
我对汉堡的认识不及柏林。当时朵拉走了，彼得走了，甚至二哥也离开耶拿大学回国去了。我在德国举目无亲，有时候觉得徐家人好像把我给忘了，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徐志摩和陆小曼分散掉了。老爷和老太太按月寄来的支票开始延误，而且寄到的时间不定：可是我需要钱付房租、饭钱，还有每天乘渡船到学校的交通费。有一回，支票来得太晚了，我就把剩下的钱和食物（一袋马铃薯）各分成十堆。
我告诉自己：支票十天以内就会到。幸好果真如此。
不过，彼得死后，我心情非常郁闷。我开始觉得，我完不完成裴斯塔洛齐学院的学业都无关紧要了。彼得走了，我没办法教育他了，而我又已经错过了阿欢最初成长的那几年。话虽是这样，但我有个肯定的感觉：以我所学，我可以在国内找到一份教职供养自己。
1926年春天，我又开始接到徐志摩和徐家二老的来信。虽然王赓和陆小曼已经完成离婚手续，可是陆小曼的母亲在确定徐志摩和我离了婚以前，不让女儿嫁给徐志摩：她不希望陆小曼屈居妾的地位。老爷和老太太在得到我本人同意以前，也不让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徐家二老和徐志摩都希望我马上回国，我成了局内人之一。
应老爷和老太太之请回国给了我面子，表示他们还尊重我。我回去是帮老爷和老太太的忙，我不能让徐家二老以为，我在徐志摩跟着陆小曼团团转的时候，不顾徐家的名节。我想去给出许可，把事情安排妥当。我回国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丑闻正闹得最厉害，这就等于摆明了我当初是心甘情愿同意离婚的，而且从那之后我已经自力更生了。
我几个兄弟向来都是在适当时机正巧出现在我面前。这次是你爷爷（也就是我八弟）出现在我家门口，准备陪我回国。在我所有兄弟里，你爷爷是最能让我想起徐志摩的。他过去五年一直在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这两所大学正是徐志摩读过的学校。这会儿，他提议我们采用徐志摩当年来欧洲时的做法，取道西伯利亚大铁道回国。我一直以你没见过徐志摩为憾事，但让我高兴的是，你对你爷爷很熟悉。虽然他们两人相差六岁，但有一点可真像：都是充满勇气的梦想家。
我在欧洲的五年里，父母已经名正言顺地把家从南翔搬到了上海的一所房子里。我的兄弟大多被送到国外学习，姐妹里除了四妹还待字闺中，其他的也都各有归宿。在车站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我觉得恍如隔世。我不在的这些年，父母苍老得不成样子。
妈妈抱住我，不能控制地在我肩头抽泣。“别哭。”我安慰她。无论是我还是众兄弟姐妹，都没直接告诉她我已经离婚的事，但我确信她对于我和徐志摩的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结论。“只要我快活就好了，”我对她说，仍然没提离婚的事情，“那才是最重要的嘛！”
回到家里，爸爸询问起我欧洲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只字不提离婚的事情，而是用这种方式探知我过得好不好。我很惊诧他没有用传统方式对待我，没对我恶言相向或将我扫地出门。此前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守旧的人。但很显然，即使是他也不能无视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剧变。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理念已经进入中国。仅在乘人力车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段路上，我就亲眼看到了种种变化：先生们头发往后梳得油油亮亮，穿着尖头皮鞋；小姐们留着卷卷的短发，上身穿着薄纱白衬衫，里面的紧身胸罩看得一清二楚，下身穿着及膝短裙，腿上包着肉色丝袜，脚上踏着高跟鞋。
我从娘家去见老爷和老太太，他们住在上海一家旅馆的套房里。走进起居间的时候，我深深一鞠躬，向他们问好，然后对徐志摩点了一下头。他坐在起居间那一头的一张沙发上。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只大玉戒，色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绿的。这种翠玉叫作“勒马玉”（stop horse jade）。据说古时候有个王子曾用他的玉戒指着一匹向自己猛冲的马而救了自己一命：那匹马一看到那鲜绿的颜色，以为是草，就立刻低下头来盯着瞧。
“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老爷打破教人紧张的沉默气氛，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啦，老爷和老太太早知道这回事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写什么或是徐志摩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要亲耳听我承认。
“是啊。”我尽量用平和中庸的语气说。
徐志摩这时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声音，身子在椅子里往前一欠。老爷听了我的回答，显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差点儿难过起来。
老爷问我：“那你反不反对他同陆小曼结婚？”我注意到他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这字眼，可见他已经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摇摇头说：“不反对。”老爷把头一别，一副对我失望的样子。从他的反应来判断，我猜他一直把我当作说服徐志摩痛改前非的最后一线希望。
徐志摩高兴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尖叫，乐不可支，忙不迭地伸出手臂，好像在拥抱世界似的。没想到玉戒从开着的窗子飞了出去，徐志摩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惊恐万状——那是陆小曼送他的订婚戒指。
我们全都看着楼下的院子，可是他找不到戒指。他在我同意他结婚这个节骨眼上，会把戒指弄丢，可真是怪事！我觉得这好像是陆小曼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预兆。
几个月后，徐志摩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当然，我没到场，徐家二老也待在家里。但我知道，二人婚礼当天，徐志摩认识到我已经为他迎娶陆小曼扫清了道路。
我最初的意图是回国后在硖石靠近徐家的地方住下来。我想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里，在当地为年轻女孩开办一所学校。我甚至找到了一栋我认为非常适合做学校的房子。但是，我和公婆住了几周之后，带着儿子搬到了北京。
我把阿欢留在中国的时候，他才三岁，正和彼得离世时的年纪相当。五年过去，他已经长成一个酷似徐志摩的小少爷了；皮肤之洁白，骨架之纤细，都和徐志摩如出一辙。这点和我结实的彼得完全不同。我一直想让他们兄弟见面来着。阿欢从四岁起就跟着一位先生读书，而且看起来学得很好的样子。我听他吟诵诗歌，夸奖他在这方面显而易见的兴趣。但与此同时，我也担心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我希望我的儿子从小就能学会自立。但过去几年担当阿欢监护人的徐家父母并没有按着这个路子抚育他。如果没有用人的帮忙，他就不会穿衣服，而且整天都在吃糖。一天下午，我趁徐家二老和用人都没瞧见的时候，打开阿欢的嘴巴看他牙齿，发现大部分都蛀坏了。难怪他每天老要厨师做软乎乎的菜（比如狮子头和回锅肉）给他吃。
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不能继续在硖石住下去了。我已经离婚了，但乡里仍然把我看作徐志摩的太太，这让我很不舒服。更要紧的是，在公婆家里，我无法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教养儿子。我请求他们为孙儿的安全做长久打算，并且解释说生活在城市的话对阿欢更有好处。当时全国各省正被不同的军阀把持，乡下地方经常有小规模的战事。再说，阿欢可以在北京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令我惊讶的是，老爷和老太太同意了我说的。我很感激他们甚至在彼得去世以后还能信任我。在我筹划和阿欢搬去北京这事的时候，老爷告知我他要把财产平分成三份：一份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给我和我儿子，另外一份留给他和老太太。此后，我每月都能收到三百元，这使得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教养儿子。
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大概过了一个月，我收到老爷和老太太从天津拍来的一封电报。我很讶异这对老人家竟然离我这么近，我还以为他们在硖石呢。
电报说：“请携一佣来我们旅馆见。”
我到天津以后，看到老爷和老太太非常烦恼的样子。可见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婚礼后已经去硖石探望过他们了。
“陆小曼刚来看我们，”老太太想起他们见面的情形，怒发冲冠地开口说，“可是她竟然要求坐红轿子！”这种轿子需要六个轿夫扛，而不是通常的两个人，而且一个女人一生只坐一次。
“还有啊，”老太太继续说，她话讲得太快，声音都发抖了，“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
我想，连八岁的阿欢都知道把饭吃完是种礼貌。米是中国的主食，无论什么阶段、什么形态都受重视，包括稻谷、稻田、糯米、稻穗、去壳的米和煮熟的饭。为了对播种、耕作、收割和去糠的农夫表示尊敬，每个人的碗底连一粒饭都不应该剩下。
老太太说：“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哪。”
“现在，你听听陆小曼下面做什么，”老太太接着说，“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做自己的事，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对志摩说：‘志摩，抱我上楼。’”
我一直觉得把女人抱过门槛这种西方才有的风俗很特别。而且硖石家里的楼梯特别长，大概有五十级。
“你听过有这么懒的人吗？”老太太差不多是尖叫着对我说，“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她的脚连缠都没缠过哪。”
“那天晚上，老爷跟我讲：‘我要坐下班火车离开这里。你打理打理箱子，告诉用人一声，弄好了再与我碰头。’”
“所以，我们就到北方来找你啦，你是我们的儿媳妇嘛。”老太太的话到此打住。
老爷和老太太置我于一个多么别扭的地位啊！我知道徐志摩一定会恼羞成怒。结果我猜得很准。当我把徐家二老从天津带到北京家中，就接到了徐志摩打来的电话。
他问我：“你写信给他们，要他们去找你。是不是？”
我说：“不是这样。我何必这么做？”
徐志摩说：“教陆小曼没面子啊！”
我并没有叫徐家二老来，他们只不过是不了解陆小曼的新作风罢了。徐家二老搬来和我同住的时候，还差几天就是庆祝时间长达三个月的农历春节了。我们一起共度佳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阿欢收到好多礼物，老爷和老太太甚至还记得我生日是农历最后一个月的二十九日。这段日子我试着不去担心单独留在硖石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事有凑巧。新年过后不久，我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妈妈病重；于是徐家二老得回硖石去了。我立刻带着公婆前往上海。他们先待在一家旅馆，再回硖石，那时徐志摩和陆小曼还住在那儿。
我抵达家门不到十天，妈妈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围在床边，为失去妈妈哀伤。丧事由我一手操办。
我在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在她嘴里放了个布包，里面装着一颗珍珠、一粒红宝石、一块玉石，以及金子和银子。这是给将来让妈妈进入冥府的龙吃的东西。
然后我叫用人替妈妈净身，再给她穿上七层七彩寿衣：头四层有长裤，材料分别是白丝绸、浅蓝丝绸、深蓝棉布和暗蓝絮丝绸布；第五层和第六层是两件白色长袍；第七层是绣着金线银线的白丝礼服。我叫用人在礼服下摆四角和每只鞋上缝颗珍珠，这些珍珠是领着妈妈进入来世的明灯。
第二天，几个和尚来接引妈妈的遗体。遗体放在一块木头上，他们把它挪到一门棺材里，再把没有封盖的棺材停在屋里超过百日。屋里充满了诵经的声音。
我母亲过世后，我父亲说，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他们在父亲出世以后就被互订终身，而且一起过了很长一段幸福的日子。母亲走了，教父亲怎么过活？所以她逝后百日，他也伤心离世。
父母都不在了，我和兄弟姐妹觉得好像被遗弃在世上似的。你爷爷对我说：“现在，世界上再也没人会责骂我们，教我们明辨是非了。”
徐志摩没有出席任何一场我父母的大殓仪式。我并不指望他为了我的情面到场，却希望他能看在我兄弟的面子上露面；可是我兄弟并没有因为徐志摩缺席而觉得受辱。我在沙士顿的时候，二哥曾经写信告诉我，他觉得我们离婚的消息就像我们的父母辞世一样让他难过。二哥爱徐志摩的程度，不亚于爱我们的父母，他当然会宽恕徐志摩没去参加丧礼。
原题《追悼我的彼得》，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6期（1925年8月15日），后收入散文集《自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1月初版）。——编者注
剧目是《春香闹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