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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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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春天,我远赴上海追寻幼仪的过去。我想看看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房子,搬过的地方。若不是深受她过去那段故事的感动,我几乎不会到纽约拜访她,也就不会见识到那个每天早上起床做早操、吃维生素、以崭新面貌面对一天的八十六岁高龄老妇。而当我和她一起生活时,却只看得到她的过往,脑子里呈现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残缺不全的抽象概念,周而复始的话题,还有关于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柏林和上海的种种。

我并不了解故事全貌。幼仪把徐志摩形容得这么像个伟人,起初她以为他和她离婚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到最后又觉得是因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见到她们妥协的缘故。哪一点才是真的?难道幼仪在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他后,又把怒气扭转成爱意与欣赏了吗?

当我把她留在纽约,自行飞往上海之后,她对离婚的诠释更加令我困惑了。在上海,我遇见了四伯祖的一个儿子,他还记得一些老地方。我们找到一辆车和一名司机后,一早就沿着外滩壮观的三线林荫大道而行。外滩沿着上海东边的黄浦江伸展,现已因纪念孙中山之故改称中山东路,依然是上海市的主干道。我们经过了人民公园,这里曾是英国公园,里面竖了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然后我们继续顺外滩而行,看到四伯祖曾任总裁的中国银行,隔壁的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是他以前午睡的地方。

如今上海所有街名都不一样了,我膝上摊开一张地图坐着,一手拿着一瓶立可白修正液,将生硬的以字母“x”和“z”打头的汉语拼音以及新街名抹掉,在原来的地方描上外国租界的边界,写上lafayette、bubbling well、joffre之类的名称,又在上海图书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位置,画上一度坐落于英租界和法租界转角的俱乐部和赛马场。

多亏有堂伯父带路,我们才找到幼仪经营的服装行和银行,前者现在是家复印店,后者现在是家五金行。堂伯父找路的时候,只有老路的方向和转弯之处才成问题,街名不成问题。我们随着脚踏车潮离开市中心后,便前往上海市的住宅区,那儿的房子与宽阔的街道有段距离,外缘是倾斜的弯曲围墙。堂伯父指着法国租界爱多亚路上的一栋小房子,说那正是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过一阵子的地方;他说他们当时是赁屋而居。我拿着地图坐下来,画上“y”代表幼仪,又在这字母当中画上“h”代表徐志摩。

最后,我们来到幼仪从前英租界的住宅,现在有一部分是一家部队医院了。站在范园的空场上,我依然感受得到往日那种优雅气氛,柳树招拂的枝条,还有中国庭园的艺术气息。上海有种几乎让人觉得诡异的时间停滞感,这点是我始料未及的。过去的那些精魂似乎并未消失;而那天早上,他们的存在感愈来愈盛,带着我退回数十年前。当我踩着幼仪在范园里特有的足迹时,我才明白,我有必要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纳她的故事。

我最后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死于意外的前一天。那天他来店里跟八弟打招呼,然后问我他要裁缝师替他做的那几件衬衫的事。他刚搭飞机抵达上海,准备带人去看一个朋友打算出售的住宅。他充当中间人,如果替朋友卖掉这房子,就可以赚些佣金。

尽管当时搭飞机旅行还是件危险的事,徐志摩照旧经常飞来飞去。虽说外国公司的飞机比中国公司的要安全,可是徐志摩讲,他之所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因为他有一本免费乘机券。徐志摩写过一篇描述飞翔的著名散文,中国航空公司想利用他做一部分广告。

那天下午,他说他得马上赶回北京。我就问他为什么非这么赶不可,他可以第二天再回去。我还告诉他,我觉得他不应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不管是不是免费。他像平常那样大笑着告诉我,他不会有事的。

当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摸了几圈麻将,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半睡半醒间听到有个用人进来告诉我,有位中国银行来的先生在门口想拿封电报给我。

电报说,徐志摩坐的包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毁在山东济南;机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两位飞机师当场死亡。

我穿着长袍,完全不敢相信地站在玄关。我刚刚见过的徐志摩还是活生生的。

“我们怎么办?”中国银行来的那位先生一语点醒了我,“我去过徐志摩家,可是陆小曼不收这电报。她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她拒绝认领他的尸体。”

我想到陆小曼关上前门,消失在鸦片烟雾里的情形。她出了什么毛病?她怎么可以拒绝为徐志摩的遗体负责?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我让那信差进到饭厅。一个用人为他端了杯茶,我在一旁整理思绪:阿欢必须以徐志摩儿子的身份认领他父亲的遗体,而且必须有人和十三岁的阿欢一起料理后事,那个人应该是陆小曼,而不是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弟。我告诉他这个噩耗的时候,他开始在电话那头啜泣。

我问他:“你明天能不能带阿欢去济南一趟?”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说。

第二天早上老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告诉他有架飞机失事了。我根本不必讲谁在飞机上,因为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徐志摩定期搭飞机。

老爷就问我那乘客的状况。我不敢当场告诉老爷实话,我怕他这么大的年纪会受打击,所以我就假装徐志摩还活着的样子说,他在医院,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老爷说,他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到医院看他儿子。他要我去,然后回来向他报告。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老爷问我:“有什么消息吗?”我低头看着盘子说:“他们正在想办法,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能怎么样。”

隔天老爷又打听了一次消息,我终于像头一次听到噩耗的时候那样,哭着说:“没指望了,他去了。”

这时候,我看到老爷脸上有好多内容:哀痛、难过、悔恨。他把脸别过去说:“好吧,那就算了吧。”

虽然说起来这事很可怕,可是徐志摩太让他伤心了,而且他对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这件事很生气。

后来,有支搜索队被派到撞机的山边寻找尸体。徐志摩的遗体在离撞机地点不远处被发现,虽然尸首不全,而且严重烧焦,不过还是认得出来。

后来他的遗体先放在济南,中国银行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祭和丧礼;其中有阿欢和八弟参加。老爷也作了一副挽联致哀。他在挽联中,大胆将徐志摩与历史上两个著名诗人相比拟: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的楚国诗人屈原,他因为君主不信任自己而投湘江自尽;一个是唐朝诗人李白,据说他在醉酒的时候,因为想抓住水中的月亮倒影而淹死。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

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

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我也想在丧礼中说些话,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起头表达我的哀伤。二哥的朋友就以我的名义,作了一首挽联,其中提到济南地区的候鸟大鹏,这种鸟的背非常宽大,每年都会迁徙到天池。

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徐志摩死后的公祭仪式举行完半年,中国银行终于安排用一节火车车厢把他的遗体从济南运到上海,再运到硖石安葬。当时运送工作困难,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正在那个地区打仗。八弟带着阿欢去上海迎接已封盖的棺材。

虽然我连去参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没有,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里电话铃响了。

“你一定要来一趟。”一个朋友说。

我问为什么。

“你来就是了。”他说。于是我去了公祭礼堂一趟。徐志摩的灵柩已经打开,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脸被黑丝袍衬得十分惨白浮肿,一点儿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他致敬。他才三十五岁,这么年轻,又这么有才气。

我从灵柩旁走开以后,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出现在我身边。他强调说:“你一定要帮忙,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她也不喜欢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国银行的协助下,帮徐志摩用传统的寿板订制了一口棺材。这种棺材有一面是圆的,形状很像树干,而不是长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遗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想法,教我觉得恶心;把他的寿衣换掉也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说:“就算他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现在也一切难改了,何况他是在这种意外状况下死的……”

我不想见陆小曼,也不想跟她说话,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了个结语说:“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以防万一陆小曼出现。后来我听说他们还是让徐志摩穿着中国寿衣躺在中国棺材里。我搞不懂陆小曼,难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时候穿西服吗?我可不这么想。

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多进步,我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去年我才读到他死前写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从没跟她一起过过家庭生活。她拒绝搬到北京,因为住上海鸦片比较容易到手。徐志摩为了供养她,老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读到他最后的生活情形,我非常难过。

你晓得徐志摩为什么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吗?他要赶回北京,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他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女朋友跟我离婚的,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从住沙士顿的时候起,经过他们与泰戈尔同游,甚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飞机在山东撞毁的时候,梁思成正巧到山东,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队里的第一批人员。

我1947年的时候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我到北京参加一场婚礼,有个朋友过来跟我说,林徽因住在医院,不久以前才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大手术,可能不久于人世;连她丈夫都从他任教的耶鲁大学被召回。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吗要见我,可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后来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才死于肺结核。我想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但如果她爱徐志摩的话,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人家说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陆小曼爱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他的遗体),我不认为那叫爱。一个人怎么可以拒绝照顾另一半?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

而且,他们两人没有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的鸦片瘾把徐志摩弄得一穷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贷。他也会跟我借钱。可是如果我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给他,我就会说:“这是你爹的钱。”

徐志摩本人并没有恶习。他不喝酒,也不吸鸦片,甚至一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开始抽香烟。他有一种极好的个性,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

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徐志摩还在世的时候,老爷每个月帮他忙,供他三百元生活费。徐志摩死后,老爷还是每个月给陆小曼三百元,因为他觉得照顾她是他的责任。他把那三百元直接存到她银行户头里,这样他就不必看到她了。老爷在徐志摩身故后又活了十三年,那些年他都跟我住,而且每个月帮陆小曼的忙,甚至在她公然与情人翁先生同居以后也一样。翁先生和陆小曼无名无分地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于1961年去世为止。他比陆小曼早死六年。而这期间,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为他太太和女儿难过。

1944年老爷辞世以后,我继续每个月放三百元到陆小曼户头里,因为我认为供养她是我儿子的责任。过了四五年以后,翁先生跑来见我,告诉我他卖了好几吨茶叶,现在的财产足以供养陆小曼和他自己了。从此我才不再寄钱。

现在,我的故事接近尾声了。就某一方面来讲,你就是我的故事结局,因为你是头一个听我诉说毕生故事的人。可是你有兴趣听,而且想知道我的身世,所以我真心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和盘托出。你老是问我有没有时间再跟你谈,现在我所拥有的就是时间,我有的是时间坐下来回想过去。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因为我一向关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尽管我离了婚,我和徐家,甚至和徐志摩的关系,始终还是很近。打从开始,我的相命婆一直就喜欢徐家。

你曾问我,既然我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间服装行,怎么还对徐家二老和徐志摩这么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就是伴着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长大的,不管我变得多么西化,都没办法丢弃这些观念。

所以,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前几个星期我在一份台湾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讨了十八个老婆的男人。他说有这么多老婆好得很,有什么好烦心的?他也举了些充分的理由。他说,他所有老婆都有薪水,吃得饱,又独立自主,每个人哪有什么问题?他解释得很清楚,说这些理由符合任何宗教,为什么一定要制定反对多配偶制的法律?

他家每个老婆都很快乐,没有一个发牢骚,只有第十九个老婆例外。他准备讨第十九个老婆的时候,女方的妈妈很气,就把这件事情在报上披露。你晓得,我觉得这种事情非常有意思,真的可以让人省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徐志摩死后,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十年。那段时间,中国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后来又是到1949年才结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

我在这段漫长的战乱时期运气很好:生活没受干扰,又赚了许多钱。我买了两箩染军服需要用的染料,等到价钱涨到一百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有了这笔资金,我又开始投资棉花和黄金。服装行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我赚了钱,别人都没赚到。

有一年,有个人称宋太太的女士对我做的每笔生意如法炮制。她每天早上都来我家,我打电话给我的买卖中间人,她也跟着打电话给她的买卖中间人。她现在住在香港,总是来信告诉我,她最高兴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间我最坏的遭遇,发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时候。当时女子银行差点儿倒闭。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尽是逃出城的人潮。好多顾客跑来银行,我的现金准备短缺,不得不请求大一点儿的银行接受我们银行那栋建筑的所有权状,作为现金预支的抵押品。接着就有个顾客跑进服装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尽办法为银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后面找经理说:“如果这个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话,明天银行就开不成了。我们的银行会关门大吉。所以我想提议为他担保这笔钱。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们放在保险押金箱里的钱够不够?”

经理向我保证,如果银行关闭的话,他会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来。我就叫他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走到那顾客面前,问他愿不愿意考虑接受担保。

虽然我们是女子银行,可是这位顾客是位男士。他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

于是,我们写了张契约,说明我在六个月内连同利息把这笔钱给他。我以这个方法解救了银行。接下来那半年,我一直亲自带着那张保证书。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

我儿子阿欢1939年的时候满二十一岁。自从我由德国返国以后,我一直监督他的学业,而且看到他跟他父亲和舅舅们一样中学与西学兼备。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学业以前结婚。他满二十一岁的时候,我问他有兴趣娶谁做太太。我想帮他找个合适人选,免得像我一样,过着完全暗无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

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

不过,我从麻将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请她和她母亲吃晚饭。阿欢看看她,和她说了几句话,就喜欢上她了。那年,他们完成了终身大事,婚礼上有一千位来宾到场祝贺。

后来他们的日子一帆风顺。小两口1947年移民后,一直住在美国。我有了四个孙子,甚至还有个曾孙。起先我很担心我儿媳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样的麻烦,所以供她同时上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这么一来,她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

我是1949年4月离开上海的,刚好是在共产党进入上海前一个月。每天,我都会注意登在报纸头版的共产党节节推进形势图。我们离开的时候,中国内地的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我极其幸运地在飞机上得到一个位子。在飞往香港的班机上,我们还得当心轰炸机。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张家所有兄弟姐妹都离开了中国大陆。我们选择不跟国民党领导人到台湾,而尝试在西方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后大半手足都落脚美国。可是在这以前,我们散布世界各地:四哥先去澳大利亚;二哥先到香港,再到印度;八弟先往日本,再赴巴西。这三个兄弟最后都选择加州作为他们的家。四妹和我在香港住过一阵以后,先后来到纽约。她1956年来,我1974年来。

我1953年嫁给一位苏医生。他住在我香港家里的楼下,有四个十来岁的小孩。我是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这婚姻行不通的话,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件很糟糕的事。他也离过婚,我想他太太已经改嫁了。

于是我写信给我哥哥,因为我什么事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也征询了我儿子的看法,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四哥从澳洲写信来说:“让我考虑考虑。”

二哥也决定不了我该不该再嫁,我今天会接到说“好”的电报,明天又会接到说“不好”的电报。我哥哥太爱我了,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受伤害。而且,中国人有种想法,认为一个孀居的女人不应该再婚,因为这会让娘家失面子。可是徐志摩早在他遇难前就和我离婚了,所以我觉得假如我再婚的话,并不会让家人蒙羞。

一直告诉我要重视自己内在感受的二哥,后来来信说:

兄不才,三十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我儿子阿欢也回信说:

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我儿子迁居美国以后,从事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行业。可是他写那封信给我以后,每个读信的人都说,从那封信看得出来他是徐志摩的儿子。

虽然四哥始终没给我答复,可是我儿子同意了,二哥也不反对,我就嫁给了苏医生。那我爱不爱他呢?这我没办法讲。我嫁他的时候,心里这么想:我能不能为这个人做什么?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他成功?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他儿子和三个女儿就会赶快离开饭桌。我一直好奇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在几杯啤酒或是葡萄酒下肚以后,老是和他们争吵,所以他们想赶在他发脾气以前,离开饭桌。

我把这件事告诉苏医生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自己并不晓得这回事。我就跟他说:“你别再喝酒了行不行?这样孩子们就会留在饭桌旁边了。”

从那天起,他就把酒戒了,从此滴酒不沾。他这点我非常欣赏,有那样的习惯以后,说戒就戒。此后,孩子们都留在饭桌旁了。

和苏医生在一起,我可以同他聊天,商量事情,还可以帮他忙。他刚搬到香港的时候,必须考取开业执照,我就在他研读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的时候,陪他熬通宵。后来他开了两家诊所,早上看诊的那家在港口对面的九龙,另外一家在香港。我负责替他登记所有看诊和预约的时间。如果有人打急诊电话来,我就搭车去天星码头和他碰面,再告诉他去哪儿赴诊。

1967年的时候,我甚至和苏医生一起回到康桥、柏林所有我住过的地方。他大半生都在日本度过,从不曾到西方旅行,我就带他去看看。他和我坐在康河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到沙士顿。我只是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么年轻。

我们到柏林以后,看到整座城市都不一样了,很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我连要走去布兰登堡大门或者菩提树下大街都没办法,因为那儿正好在柏林墙后面。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站在一两栋建筑外头看到了我以前和彼得、朵拉住过的家。

走访过这些地方以后,我决定要让我的孙儿们知道徐志摩。这很重要。所以,我请一位学者,也是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同事梁实秋先生,把徐志摩全部的著作编成一套文集。我提供了一些我的信件,由阿欢带去台湾见梁实秋。我希望留一些纪念徐志摩的东西给我儿子和孙子。

苏医生在1972年过世。他和我在德国生的儿子彼得一样,肠子出了问题。他得的是肠癌。6月中旬有一天,我在码头和他碰面,看到他的汗水从毛呢夹克渗了出来。后来医生跟我说:“你还有半年时间,得准备准备了。”

他去世以后,我们把他葬在香港。

苏医生死后,我就来美国依亲,离儿孙近些。现在,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钟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喝一碗麦片粥,或是吃颗煮了两分半钟的蛋。为了保持健康,我一直服用维生素和一汤匙加在橘子汁里的啤酒酵母。我喜欢看报,探望我的家人,甚至还上了一些我所住的公寓提供的课程。我可以学习德文、有氧体操,或是钩针编织,这些都是给老人家上的。我现在每个星期还打麻将,准许自己一年有二百美元的输赢。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分别为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编者注

应指《想飞》,载1926年4月19日《晨报·副刊》,后收入散文集《自剖》。——编者注

原文如此。林徽因实于1955年去世。——编者注

原文如此。陆小曼实于1965年去世。——编者注

计量单位。1箩相当于12打或144个。——编者注

译者注记其名曰“苏记之”,另有称其名为“苏季子”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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