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就在拜摺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唸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摺著抄給閱看。欽此！」
唸了崇厚的原摺，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裏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裏，固然看不出甚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像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甚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於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咸豐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臥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著，只喊著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趕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態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甚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裏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薛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摺，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裏，像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齣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盡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鬚，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甚麼話說？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於總署的意見，可以想像得之，無非息事寧人而已。我當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請朝廷准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裏一致了。」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裏是怎麼個宗旨？」
「我總立意不跟他開釁。」
「法國人要開釁呢？」
問到這話，曾國藩不斷點頭，慢吞吞地答道：「一個字：挺！」
「中堂的挺經有十八條，」錢鼎銘帶些調侃的語氣說：「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條？」
雖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實是極嚴重的事。曾國藩遇到疑難之際，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現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紀鴻就關心萬分，因而與黎庶昌和薛福成，口雖不言，卻都直著眼看他，是作何話說？
「這一條麼？」曾國藩的聲音顯得很蒼涼，「是頂頂管用的一條。我此刻不說，將來你們就知道了。」
別人開釁，會在兵船上用「後膛螺絲開花」炮，朝岸上轟，這一身硬挺是怎麼個挺法？還說「頂頂管用」，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兒子，你一言、我一語，旁敲側擊地一定要逼他說。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於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件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幾個，教堂燒了好幾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緝兇、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還要開釁，就只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對準的地方。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
曾國藩的神態和心情，都跟從容就義的志士一樣。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尋，說出這樣的話來，做兒子的第一個就忍不住，眼圈一紅，趕緊悄悄背過身去，拭去眼角的淚水。
他的僚友們則更有深一層的想法，勳業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願挨打不還手，不惜一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奮發自強，替國家爭口氣，那就太對不起曾國藩的苦心了。
「那麼請示中堂，」錢鼎銘不再勸曾國藩卸責，問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動身，應該作何準備？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沒有？」
「那倒不必太急，謀定後動，庶乎無悔。我還要料理料理，總在月初才能動身。調甫，」曾國藩又說：「你看看候補道當中，可有腦筋清楚，言詞便給的人，挑這麼兩員，用我的名義發札子，委他們到天津，會同府道，先辦理緝兇事宜。」
「是！」錢鼎銘看著黎庶昌和薛福成問：「還有奏稿，由我這裏辦，還是署裏辦？」
「我這裏辦。」曾國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說。我想，明天總還有上諭，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動手，也還不遲。」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諭，崇厚自請治罪，並建議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而朝命先將崇厚和天津道、府、縣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人，「先行交部，分別議處。」等曾國藩到了天津，「確切查明，嚴參具奏。」
督署之幕僚們，對這道上諭都覺得很滿意，認為朝廷不允崇厚所請，將天津地方官革職，而必留待曾國藩查明了「嚴參」，是倚重授權的表示。照這樣看，曾國藩將來可以放手辦事，不必憂慮掣肘。
曾國藩的看法也相同，但覺得朝廷的委任既專，自己的責任愈重。於是親自口授，寫呈第一通復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說的真假，為本案關鍵所在，決定由此著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說：「諭旨飭臣前往，仍詢臣病。臣之目疾，係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
這個奏摺到京，寶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擔心他這位老同年，怕他病體難支，力不從心，不肯出任艱鉅。但是曾國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當地可以無事，法國的「兵頭」在他安撫之下，不致操切魯莽，另生枝節，而整個交涉，還得總署跟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辦。
這個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時候多。羅叔亞的脾氣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發生教案，總是其勢洶洶，有一番很嚴厲的指責，這一次反倒不大著急，每次都說，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國內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預。這顯得事有不測，寶鋆深為擔心。請羅叔亞請不動，把他的翻譯官德威利亞請到總署，奉為上賓，向他探詢法國方面的態度。德威利亞倒不擺架子，把羅叔亞的看法都告訴了寶鋆。
羅叔亞認為這一案非同小可，最嚴重的是撕毀法國的國旗，其次是殺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再次是殺了他的僑民多人，最後才是焚燬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請示，一面要看中國如何辦理？
「那麼，」寶鋆問道，「請問貴翻譯官，敝國應該如何辦理，貴國始可滿意？」
「不能答覆。」德威利亞很快地說，接著便起身要走，怎麼樣也留他不住。
寶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覷，都在心裏把德威利亞的話想了又想，總覺得凶多吉少，看來不免要動武。
「曾滌生說，抱定宗旨，不跟他開釁，我看難免開仗。」寶鋆說道，「經不經得起打，且不說，光是軍費就不得了。『西餉』還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債，現在就算有甚麼稅課作擔保，跟洋人開仗，就借不到洋債。馬上大婚還要多少銀子來花。真正是，唉！」他頓足長嘆，「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著，「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內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餘地。」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裏，「上翔鳳胡同去。」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商量了好半天，還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於各國通商，大有關礙。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於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甚麼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繼國書，到巴黎覲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慈禧太后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甚麼呢？」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這話董恂卻不敢說，只拿眼望著寶鋆。「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寶鋆又說，「聖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你們看呢？」
「臣等與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適。」
慈禧太后心裏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確是個很適當的人選。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后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奴才幾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詫異，「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病已經好了。」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裏，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慈禧太后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於收功。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說得像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強地點了頭。接著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抬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后說：「你有甚麼話要問？」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裏在想，慈安太后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甚麼好說的，只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佈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像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裏說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摺」保薦，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裏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復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瞭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於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著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崇厚語塞。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著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於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係；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討個輕鬆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稟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縉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唸給他聽，有的建議憑借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氣如此，著實可慮。」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佈告。」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佈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說，「醇王六月初一上了個摺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說：『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日也接到京裏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衛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極堅決，「如今是山雨欲來的局勢！洋人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說話，如果他從別處再調來幾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藉故推翻，別生枝節。所以交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寧人。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只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幾位承審委員，盡三兩日之力，務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談其他。」
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後出佈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瞭了。挖眼剖心之說，純粹是因為不瞭解教堂內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譬如教堂裏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只拿《水滸》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至於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願送堂收養，並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確有可疑，但供詞反覆莫衷一是。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煉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說，同時親自擬一張佈告，刻印了幾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內外，通衢鬧區。
佈告中宣佈朝廷懷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
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並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佈告，越發憤懣驚詫，都說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甚麼分別！
消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根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萬一決裂無所措手。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與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台兩地，形勢極為緊張。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與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採取敷衍的辦法。羅叔亞看著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交涉。京裏的空氣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羅叔亞觸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裏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的態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兇手。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兇手，亦可同意，至於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等羅叔亞辭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趕了來，一見曾國藩的面，便氣急敗壞地說：「壞了，壞了！洋人要大起波瀾了！」
曾國藩和他的幕友們，無不詫異，及至崇厚轉述了羅叔亞的話，更覺詫異。羅叔亞認為這一次的教案，是出於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路過天津的記名提督陳國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這三個人抵命。「這成甚麼話？」一向喜怒不現於形色的曾國藩，使勁擺頭，「萬萬不可！」
崇厚也知道羅叔亞的要求，過分無禮，是再也辦不到的事，但他也決不能因為曾國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來的，只是本來想用個「晴天霹靂」把曾國藩嚇倒，然後迂迴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後的一句話，此刻看看嚇不倒曾國藩，就唯有開門見山，直抉本題了。
「崇大人！」在座的錢鼎銘，有意要讓他心煩，「你可別忘了，陳國瑞現在神機營當差，是醇王的愛將，無憑無據的事，得罪醇王犯不著！」
「我又何嘗願意得罪親貴。實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錯的，大家都聽說當豐大業斃命時，路過天津的陳國瑞，不無煽動的情事。民間又紛紛謠言，說法國人迷拐小孩挖下來的眼睛有一罈之多，已經讓陳國瑞帶進京去了。照羅叔亞的調查，這就是陳國瑞自己傳播的謠言，以誣陷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話，羅叔亞不是說說的，真有那麼個想法。中堂，我看，我們得先站穩腳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國藩說：「站穩腳步這話我要聽。我們的腳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會，我們自己先辦。地方釀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為地方官不能化導於平時，防患於未然。拿道、府、縣先撤任，聽候查辦，亦是情真罪當的事。」
曾國藩不斷搖頭：「我雖不惜得罪清議，這樣的事也還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國藩打斷他的話說，「這件事難商量。」
口風中水都潑不進去，崇厚不得要領而去。到了第二天，羅叔亞又來見曾國藩，嘰哩呱啦說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氣，於病體不宜，當場不敢照譯。但羅叔亞詞氣神色的凶悍，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後不久，接著就送來一件正式照會，另附中文譯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抵命，以及嚴拿兇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戰機一觸即發。」黎庶昌壓低了聲音對薛福成說，「我們先想個保護中堂的辦法出來，再把照會送上去。」
「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銘軍飛調到津再說。」
銘軍大部駐紮在山東與直隸交界的張秋一帶，另有三千人由劉銘傳的部將，記名臬司丁壽昌統帶，駐紮保定，要調就只有調這三千人。
等商量停當，才把照會拿了上去，曾國藩有些沉不住氣了！對於黎、薛所建議的調丁壽昌所部，移駐天津附近的靜海，他亦認為有此必要。不過他不是為他自己著想，主要的是拱衛京師，免得洋人長驅直入。擋不擋得住是另一回事，擋總得要擋，不然對任何一方面都無法交代了。
「你們讓我靜下來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國藩一個人繞室徬徨，通前徹後考慮大計，口中不斷在自問：「拿甚麼來打？」
其實這已經考慮過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不與法國人開釁。但事到如今，有難以控制之勢，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後果。
很自然地，曾國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聯軍，那時有僧王和勝保當前敵，恭王和桂良主持撫局，文祥辦理軍需供應以及京師城防，猶不免一敗塗地。如今只得丁壽昌三千人馬，擋一擋也不過為兩宮太后和皇帝騰出一兩天工夫，便於再一次「逃難」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還是要和。英法聯軍入京，一把火燒掉了圓明園，先帝雖為此急怒攻心，病勢加重而「棄天下」，但圓明園畢竟是離宮別苑，英法聯軍不曾毀傷宗廟社稷，還可以和得下來。而這一次果然讓法國兵打到京裏，為了報復起見，在大內放起一把火，連太廟一起燒掉，那時再要說談和的話，無異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為清議所不容，而且對後世亦難交代。這樣和不下來，就只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終於亡國為止。
轉念到此，曾國藩眩暈的毛病又發作了，只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趕緊扶著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於是多少年來的感觸，又梗塞在他心頭了，一切不如人，說甚麼都是空話，唯有忍辱負重，奮發圖強。接著便想起洪楊平定以來的諸般新政，沈葆楨所經理的福建船政，規模龐大的上海製造局，京師的同文館等等，總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為有這些成就，曾國藩越覺得非和不可，此時忍辱，將來才有報仇雪恥的機會，否則剛創下的一點基礎，浪擲在戰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爐灶？於此可知，自己立意不與法國開釁的宗旨，真正是萬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因此，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聽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據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極其熟悉，辦理緝兇，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會銜的奏摺尚未到京，總理衙門已經接到法國公使提出強硬照會，以及羅叔亞在天津與他們的水師提督頻頻會商的消息，看樣子戰端隨時可起。寶鋆急得食不下嚥，只怨自己運氣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當兒，出現了這麼棘手的局勢，而且軍機上三個人還不能協力同心。李鴻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說，他後面有醇王和清議的支持，發言頗有力量。看來撫局難成，戰火要起，這副千斤重擔，怎麼挑得下來？
「我也知道，這副擔子你挑不下來。」慈禧太后聽得寶鋆的陳奏，斷然作了處置：「現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趕快銷假，一面讓恭王進宮來看摺子，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不力疾從公。」
以私人的交誼，寶鋆不忍把這副重擔放在病骨支離的恭王肩上，但情勢所迫，無可奈何，只得遵旨傳諭。
「鬧教案不想鬧成這個樣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鬱地說：「這一陣子，我們姊妹愁得都睡不著覺，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緊，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總得有人切切實實出個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甚麼個意思？」
「丁日昌給奴才來信說，總宜保全和局為是。」
寶鋆的話一完，李鴻藻接口便說：「丁寶楨也給臣來信，其中有兩句話，臣請上達聖聽。」接著，他用極清朗的讀書的調子唸道：「倘或其曲在彼，釁非我開，則用兵亦意中之事。」
這江蘇、山東的兩丁，是巡撫中頂尖兒的人物，寶鋆和李鴻藻針鋒相對，各引以為重，於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說話了。
「現在就是先要辨個是非曲直。曾國藩的頭一個摺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以臣愚見，局中人見聞較切，這一案既已責成曾國藩查辦，不能不多聽聽他的意見。」
這番話看來平淡無奇，其實是放了李鴻藻一枝冷箭。李鴻藻也跟倭仁一樣，雖受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卻從未視過事，「局中人見聞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與言洋務。總理衙門的大臣都跟李鴻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陰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樣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鴻藻的暗鬥，不為人所注意。
三個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站在一邊，自然佔了上風。同時李鴻藻也不是不瞭解局勢的人，他並不主戰，只是覺得有責任為「義民」說話而已，話說過了，責任就盡過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話中有刺，隱忍不言。
只要不抬槓，兩宮太后都樂意他們多說話，於是慈禧太后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這對兩宮太后來說，多少是一種安慰。
但等曾國藩和崇厚會銜的奏摺一到京，這份安慰便變成極沉重的負擔了。奏摺中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列陳所以「致疑」的原因五點，奏請「佈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這已經是要從長計議的事，又要將天津道、府、縣三員撤任查辦，以及派兵彈壓，並俟「民氣稍定，即行緝兇」，那就決不能輕許了。
不許怎麼樣？寶鋆和董恂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會開仗。是和是戰，兩宮太后無法作任何決定，慈禧太后還覺得這事也不能只聽少數人的意見，於是召見病起第一天進宮看摺的恭王和軍機大臣，面諭召集御前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