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之有通志，犹古者列国之各有史也。自司马迁作史记，为古今所取法，而郡国之志蔑闻焉。东汉以还，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纪，而志郡国者渐备，盖志者史之一体也。浙旧无通志，明嘉靖间，华亭徐阶创为之，武进薛应旗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阅今巳一百二十余年矣。我皇上建极以来，耆定告成，薄海率俾，爰命修一统志，所以广风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征文考献，必取信于通志。于是督抚诸臣下其事于藩司，以及郡邑之长，刻期从事，先后各以书献。康熙癸亥七月，遂开局棘院，延集耆硕，听政稍暇，相与搜辑编摩，矢公矢慎。自秋徂冬，载历二时，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删润，且恪遵功令，复以秦、豫二志为准。试举其同异之槪而综核之。如薛志止纪都会，而兹则备列帝王。国书之异于私史也。薛志统形势、官制、物产诸条于杂志，而兹则分类定名，厘然不紊，亦犹支流之自为脉络，列宿之各为经纬也。至若附祥异于星野之后，盖以客星入牵牛，岁星入南斗，即为祥异所由征，此义类之同于豫而不同于秦者也。冠本朝兵制于历代之前，所以崇声灵而张挞伐，与秦、豫稍别，不妨变文以起例者也。又若名宦、人物，有美无刺，其义专主于风世，盖善善长而恶恶短，此则诸志之所同也。引伸触类，难更仆数，然岂仅矜淹雅，侈闻见而巳哉？昔萧何入秦，首取图书，因以周知户口阨塞之数，而朱熹宦辙所至，必先考其志乘，识者以为知务。今距薛志一百二十余年，其间民俗之繁富，风尚之醇庞，士习之端雅，不能无今昔之殊焉。在圣朝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渐。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则考掌故而晰利弊之源流，览故府而详补救之缓急，其所裨益宁浅鲜欤？是役也，督抚暨藩司诸公，提纲挈领于上，二三名儒按部就班于下，而际可等复谬为之订其疑误，综其起讫，毁誉不狥，恩怨不私，犹恐挂一漏万，品骘未详，惴惴集木之怀，阅数月如一日也。虽曰一国之史，不敢僭疑笔削，或可比于越绝、吴越春秋诸书云尔。康熙二十二年仲冬之吉，新定毛际可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