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中美混合机团的朋友们在印东基地庆祝空军节；他们邀请我们去玩，我们一窝蜂似的涌去了。
一到那边，我们才发觉他们几十个队员们住在草地的帐幕区内，连一个勤务兵也没有。我们这一群内还有两位将官——龙师长和盛书记长，他们自队长以下给我们以优渥的招待，忙得每个队员都当差，我们感觉得不安之至。于是我们到外面乱跑免得太麻烦他们；朱参谋找到了一位飞行员是他军校时候的同学，他们去谈空军里的生活去了；小钟到飞机场去看p-47；我不知如何钻进美国帐幕区，我被一位照相专家吸引住了，他说他是航向员，照相不过是玩玩，但是事实上他担任拍摄全队的生活照片。
等到回到他们的餐厅时，朱参谋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就在一角落向我们广播，他说：这些队员都在美国受过训，他们的待遇不过和陆军差不多，他们自作战以来还只掉过一架飞机，没有损失过一个人员，他们的军士级人员都戴人字臂章，和美国军士一样，不过质地是红的。
他们的中国队长是吴超尘，最近才升少校。我说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他的名字，但是记不清在哪里了。这位队长身体不高大，说话的时候也是柔声柔气的，和美国队长（也是一位少校，他的名字我忘记了）的粗肥体格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说到这位美国队长，令人不大相信他是一位飞行人员，看上去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体重起码有二百五十磅，眼睛是大而蓝的，面颊是红的，就像一位惯喝啤酒的中年人。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工作效率非常高，那天，他自己就亲自率机群去轰炸，听说他历来常常如此。
还有中国方面的张副队长，是一位热情流露在外面的东北青年，他曾亲自驾车邀我们参加庆祝会，并且一块去找新六军商借军乐队和向汽车兵团请业余剧团参加表演。所以我们好像很熟，真想不到这次一晤面，我们就生出了这么多事。当时他又替我介绍他们队里的作战参谋崔上尉，崔上尉是“八一四”以来的老将，他和我们谈淞沪和武汉时代的古战场，以及后来在成都驾轰炸机逃警报的险遇，他又感慨地说，他们在陆军里的同学，都当少将了。我们很同情地说，我们觉得你现在的地位比陆军少将好。
在他们的餐厅里我们还认识了美国方面的作战参谋（他们叫做operation officer）西格菲司上尉，这是一位浅褐色头发，淡蓝眼睛的小孩（大概二十二三岁），他不大说话，但是他的精力到处想找地方发泄，看着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可以窥见他的内心正在想着什么激动的玩意。后来我们听到人家说：他是十四航空队里的出色人物，他有炸沉敌人十四条舰艇的纪录。但是看他的样子不过是一个带稚气的青年，顶多不过是一个棒球选手而已。
九点钟左右，他们集合升旗，什么东西都是双份：中国国旗，美国国旗，中国空军旗，美国空军旗，中国队长和队员，美国队长和队员，中国和美国军士，跻跻跄跄，站满了一大坪。所不同的，我们有两位将官率领着我们观礼，他们没有；他们找来了几位美国飞行护士小姐，我们这边没有。
升完旗之后就举行纪念仪式，这种仪式单调而冗长，完全中国式的。一下稍息，一下立正，美国带队官不懂这些礼节，就只好看着中国队的值星官动作，有时候也不免做错，而适得其反。太阳越晒越厉害，演讲的越来越多，美国朋友们听不懂，也耐不惯，有些顽皮一点的军士就慢慢地，很自然地坐在地上了，还有些也不报告，就径自走了。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刻板严厉和美国人的活泼随便。我不在这里讨论哪一个好；我只记得去年，我们在德里参加联合国日的时候，全典礼只有国旗，军乐队，五光十色的制服和轻快的纵队行进，没有一个人演讲。我觉得，我们国际性质的集会里所有的仪式还是轻快一点的好，就是纯粹中国人的集会里，最好也弄得简单一点，请演讲的时候尤其不要把所有有地位的人都拖出来应酬一下，因为在台底下肃立听几小时的味道实在不好受。
好容易典礼完毕，我们回到餐厅，崔参谋告诉我，他们今天下午还有任务，恐怕要派飞机出去轰炸。很早以前我就希望有机会随机观战一次，因为地面战斗我已经看得够了，总不能脱离那一范畴。空战、轰炸，这是多么有刺激性的节目！五千英尺的灵感，高速度里的偶然性，简直要使我们心醉！恐怕那天是中国空军节，他们对于观战的座席特别慷慨吧。我们和崔，西格菲司商量，西格菲司去请示，回头他告诉我们，陆军方面的同事们如果想去观战，你们可以去五个。他还把左手五个指头伸出来，用中国话讲：“五个！”那一下使我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朱和小钟还在帐幕里休息，我跑去大惊小怪地告诉他们：“喂，他们去轰炸，我们可以坐他们的飞机去，还有座位，你们去不去？”
他们当然说去，我们六只脚板劈劈颇颇地跑回餐厅，马上跑去报名。五个人已经足数了。第一个是吕德润，那时候他还在军部兼秘书，他比我们先来一天，到此的目的就是随机出征。此外就是我们三个和凌课长。凌课长天性好动，好奇心比任何人大。据说在雷多的时候，无论是谁的车子，也不管开到哪里去，只要给他碰到了，他总要跟着去，这次，他更没有不去的道理。
西格菲司一定也很赞成我们这种莽撞，但是他笑着说：
“你们四个人可以随着编队参加中空轰炸，一个参加低空轰炸……”
他的话没有说完，凌课长抢着说：“那么我参加低空轰炸。”
西格菲司接着说：“低空轰炸是去破坏腊戍附近的一座桥梁，炸完就走，非常危险……”但是凌课长接着：“me——low——altitude。”
我想和他妥协：“课长，西格菲司上尉讲低空轰炸很危险，你是一个课长，出了事不大好；并且，我这里有照相机，让我去算了吧，拍几张照片回来大家看看……”
但是他一干二脆的坚持着：“我去低空。”
我真后悔在雷多的时候不该把空军节的消息告诉他，假使在平时，我一定要和他争执辩论一番。但是现在许多人面前，他是中校，我只有尊重他的意见。于是他一个人参加低空轰炸，我们大伙参加中空轰炸，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
指挥车停在餐厅外面，他们说吃完就出发，并且要快，所以我们那一顿午餐，极尽狼吞虎咽的能事。这一次轰炸要飞行三个多钟头，我不知道是多吃东西还是不吃东西好。加以没有参加低空俯冲轰炸的机会，多少有些不快，那一顿饭更吃得莫名其妙了。
刚出饭厅，看到凌，朱，钟，每人借了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借来的，仓促之间，我也借了一件毛绳衣，加上我自己的毛绳衣，想总也可以对付了。后来我才知道完全用不着，这三小时内，我们连穿一件毛绳衣的需要都没有。在野人山一带飞行时，我们坐上c-47也飞一万三四千英尺，那天我们最高却只飞到一万一千多英尺，有许多飞行员始终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背心，就像在雷多区开卡车一样。
现在，我写这篇纪录的时候，虽然事隔多月，一切印象如在昨日。我记着人员坐满了小指挥车，大卡车小卡车的簇拥到司令台下，有的攀在车沿上，有的坐在引擎盖上，和电影里看到的毫无二致。下车到布告处，每一组飞行员，航向员，通讯士和射击士的姓名已经用打字机打好钉在布告板上（都是用罗马拼音），连我们观战人员也在内。我赶紧找人介绍认识我那一组的飞行员，名单上写的k. l. chang，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做张广禄，我又赶快记住他的面孔，是一位眼睛眶很深，头发墨黑的青年。那时候大家聚散在走廊上，我随时注意着张的行踪，恐怕一下出发找不到人，把我遗忘掉了。
那天九架飞机参加中空轰炸，轰炸的目标是mohnyin村内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备。那时候中英部队正沿着铁道线前进，mohnyin是敌后三十五英里的一个重要补给站。九架飞机内，有三架是美国人驾驶，其余都是中国人员。我再看名单：小钟排在美籍人员的飞机内，我们四个人外，临时又参加了两个观战者，这是特别党部的邹干事和新闻记者乐恕人君，西格菲司用铅笔替他们添上去了。小朱由一架飞机换到另一架飞机上，理由是：他高兴坐在他老同学飞的飞机上，西格菲司也用铅笔替他改了。
我只知道他由一架飞机换在另一架飞机上，殊不知他由我们这个编队换到旁的编队！当初派遣轰炸腊戍铁桥的时候，决定只有西格菲司上尉单机去，所以也只有凌课长一个人去观战。到午餐之后，我不知道他们决定再加派一架，正好由朱的同学驾驶，这一更换，朱也跟着到腊戍去了。在那一阵更改的混乱里他们没有告诉我。事后朱说，他自己到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是低空炸腊戍铁桥，现在，我想他是知道的，他的同学一定和他说过。大概是远征腊戍，又是俯冲轰炸，他恐怕好机会给人家竞争去了，所以只说换一个座位，就悄悄跑到两架编队里去了。我一直到轰炸归来吃晚饭的时候才知道这回事，当时后悔得要擂自己一顿。我想：我首先发起参加空军节，又首先提议坐轰炸机观战，现在头等座位一个也给人家坐去了，两个也给人家占去了。到后来几天，我才知道他们坐头等座席可增加了不少的麻烦。
我那样想看俯冲轰炸，因为我看过一套富于刺激性的照片，影写着一架俯冲轰炸机接近目标的情景，各影片的距离是两千英尺，八百英尺，四百英尺和两百英尺，但是从俯冲投弹到拉高，不是照片、电影或者文字所可以表露的，像很多类似的场合一样，真实要体味到这种动作的经过只能凭感觉。所以，从上车到出发我还苦苦央求凌课长和我换一换座位，一方面他不会答应，我也知道这种央求为徒劳。
位次组别排好，到地图室里听美国队长讲解任务。这一间房子，有黑板，有讲台，有一排排的座位，和满壁琳琅的航空照像，和我们常见的教室没有两样。美国队长当讲师，旁边还有一位翻译官当通译。大概这种任务他们是常去的吧，所以没有多少可以再讲的。我只记得他规定投弹时飞行高度是五千英尺，进入目标时角度为一百多少度，什么情况解散队形，什么时候集合，我又记着他叮咛如果有敌机拦截一定要记住飞机的式样或种型等等。
我们真的出发了，崔参谋领我们到降落伞室领了坐式伞和钱袋。这钱袋里面密密地缝着九十六个银币。在缅甸，盐糖、布、线、鸦片和硬币是可以收买人心的东西，也只有这几样东西引得起土人的兴趣，我们学着他们把钱袋系在腰上，多少有点好玩的心理，假使我们真被击落，像半个月前他们队里的一组人那样，跋山涉水的逃命回来，这九十六个卢比就是我们的旅费。
于是我们再爬上卡车，各就各位的到停飞机的掩体里去了。卡车经过一飞机的位置，坐在顶上的人大声叫着飞机的号码，车子停一停，这一组人跳下车来；到另一架飞机，又一组人下来；到第三次是我们这一组，航向员刘，射击士马，都相继跳下来，我跳下来的时候，他们帮我接住降落伞，这时候我看到飞行员张，通信士，和另外一位射击士也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
一架b-25张开肚子伸着三只脚停在那里，地上都是敷着凿孔的钢板。这种b-25，初看上去是很不顺眼的，引擎比翅膀还要长，头大身体瘦，满身枪炮林立，后面还是双尾舵。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型轰炸机之一，第一次轰炸东京就是它干出来的。它要飞上云天的时候，才特别有一种美感。这时候刘又告诉我：它现在还在一天天的改良，它们姊妹的名称有，b-25a，b-25b，b-25c，……b-25e，又还有b-25e1，b-25e2……新型的一架架比老型的好。你看过劳森上尉著的《东京上空三十秒》没有？比如说：他的b-25上面就有副驾驶手，我们的没有。
张和他的三位军士在摘炸弹上的保险丝，我也弯腰跑到炸弹下一看。怪不得他们摘了那么久还没有摘完！他们替飞机挂了这么多炸弹！不过我又感觉怀疑：都是这种轻迫击炮弹大小的家伙，用到敌后去轰炸到底有没有价值？后来再想：缅北的目标多半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村落，有这种炸弹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就够了，他们的选择是不会错的。
飞机场上遍处引擎响，友机一架一架的起飞了。张广禄催着他们：“快一点，他们都起飞了。”但是只怪炸弹太多了，摘保险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在那九架飞机里，我们大概是第八架起飞的。我跟着他们从机腹的小门里爬进去的时候，感觉得一切都新奇。在机头部这间小舱里，有飞行员、航向员和炮塔上的射击士。机腹的通信士和尾部射击士另外有一间小门在后面。假使不怕麻烦的话，前后的小舱里也可以爬行。当然，设计这种飞机的工程师没有打算还有一个人观战，所以我没有固定的坐席和无线电耳机。我把几具降落伞在张和刘的正后方搭成一个舒服的沙发，把毛绳衣垫衬着凹处。座位刚弄好，张已经把飞机滚到跑道上。没有多少时候就起飞。他们机内人员没有什么通话，司令台上怎么叫张起飞我听不到。我那时候注意到的：这种飞机起飞比运输机简便，调整旋率就很快；他们说，轰炸飞机的跑道比运输机要长，但是我看他们只在跑道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升空了。
现在我想：我们同来的伙伴们都已升空，马上就要编队了。飞机继续爬高，向左转，又继续爬高，刘已经把起落轮收进了机腹。向上一看，蓝天如碧，气候真是再好没有。我们左边有两架，右边还有四五架友机，我们的飞机赶上左边的一分队里去，好，已经赶上了，这一分队的机长是美国飞行员，他的飞机上涂着美国标帜。这两架僚机却漆着青天白日的国徽，尾舵上也保持着中国空军惯用的蓝白条。但是每架飞机的鼻子上却都涂着他们这一队共同的队标——一条龙跳起来向着旭日。这就是中美空军混合团，我想平常人家说与盟友并肩作战，没有一个单位再比他们确切切了。
那位美国队长，那么胖的身材，那么庄严的面目，也亲自驾着一架飞机向敌阵飞去，令人有滑稽之感。又转了一个圈，飞机更升高了，看到下面的帐幕只有一块橡皮那么大。九架飞机都到齐了，开始振翼向东而去。但是各分队还是自己为单位飞着，分队间的距离起码有好几千码。
张广禄望着他的长机飞，他的工作很麻烦，有好几十个仪表要看，又有这么多操纵具，头还要向左扭着，以便和长机保持间隔和距离。长机隔我们真近，尾塔上的枪手看得清清楚楚，要是我认识他的话我一定可以和他打招呼或者做鬼脸。张广禄的颈力真强，我要像他那样把头扭上几个钟头，恐怕以后一辈子都摆不正了。
底下巴马布特河在望，公路上各城镇像一幅地图样的摆在那里。在这种编队飞行里面航向员比较闲，刘就和我写出飞过每一村落的名称。他有一大幅航空图，和一只胶质角度板，手里还有一枝铅笔，因为他们航向员随时都要准备用数学。机顶枪塔射击手马应龙老是旋转他的座椅，在没有飞出印度以前，对于敌机倒用不着那样顾虑，但是也要防备万一。况且他的胶质枪塔上没有遮阳板，现在太阳晒得正厉害，所以他口里的口香糖嚼个不停，坐着的转椅也旋转不停了。
里多区和附近那些空军基地，都一飞就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山上飞，高度虽然增加，但是并不冷。我觉得轰炸机比运输机还要平稳，速率快了好多，这是感觉得到的。飞上野人山的时候，三个分队稍微密集一点，但是还没有像飞机与飞机间编队的那样密集。并且右边那个分队就显然要比我们飞得高。
到孟拱以后我们飞低了点。这片天空，连一点云彩都没有。下边的铁道线，右边的英道吉湖，以及铁道两边的山，与地图没有两样。我们的队形更要密集了，并且沿着铁道线飞。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敌人的上空！恐怕我们这样大模大样一来，敌人已经在mohnyin放警报了。我回想这几年来，我们到处躲警报，到处都碰到敌人的飞机嗡哎嗡哎呼啸着从天边出现，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投炸弹，现在易地而处，倒也大快人心！我虽然不是空军人员，瞧着张广禄他们在这里造一点祸害也可以平一平我们的气。我希望敌人的战斗机出现，我记着张副队长讲的，我们九架对他们九架毫无问题。这十五挺枪炮发射起来不知道是怎样景况，突然敌人的机关枪穿进机腹可又怎样惊心动魄！我希望他们干一场，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把飞机给打掉下去了。我也希望看一看敌人的高射炮，但是又觉得不大好，我们队形这样密集，高度又不到两千码，高射炮打来一定有损伤……
我正在胡思乱想，航向员刘递过来一张纸条：“进入敌境。”
这时候身体的反应和在地面进入敌人机关枪射程内是一样的，心跳加快；各种印象虽然一样清晰，但是好像在脑部升高了一点；这时候自己讲的话音调和语气纵然和平常一样（别人可以听不出破绽），但是自己听去觉得不驯熟。假使你对“预期的突然的不幸”想象得更多一点，你会露出马脚，而会被人称为懦夫。事后想去，这种情景是很可笑，有趣，而且愿意再度尝试的。在飞机里面所不一样的是机械与枪炮上的操纵要求一点思考，不能将全部脑力任直觉发展，空军人员，心理上与生理上也经过一番选拔；引擎的响声多少也给人一种安慰。
张广禄仍旧扭着颈子飞，马应龙的枪塔仍旧在左右摇摆，我们可以看到战线的痕迹了。在这走廊内，有一条铁路，有一条和铁路平行的公路，此外，交错着一簇簇的丛林和一片片的开阔地。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截公路上车辆还是很多的，现在这边一点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了。我们看到丛林里突然出现的烟雾一闪，那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那几天，新一军的炮兵正在英军步兵后面协同作战），我尽眼力瞧去，希望看到下面的步兵勇士，但是没有看到。再飞过去一点，看到一簇树林正在燃烧，火焰很猛烈，连绿色的树叶都燃着了，竖起来的烟柱有两百码高。我用右边的友机做陪衬，对着这丛林烈焰和默默的铁道拍了一张照片，但是距离太远了，又没有滤色镜头，后来冲晒出来看不出什么。
又再飞过去了一点，队形更密集了。我再看下面，这附近有很多村落和林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重重叠叠的掉遍了弹痕，他们对这些地方可真费了一点劲！
太阳还是那样出得神气，天上还是一点云彩也没有，向南蓝天半壁，哪里有敌机的影子？今天的空袭大概是很平淡的。
“hopin”，刘用铅笔在他的纸上画着，并且要我看那下面的村子，这是一堆竹房子，当中夹着几栋漂亮一点的房子，统统炸坏了。我点了一点头。
“mohnyin”，刘又写好了，老远就用指头指在机窗上要我看，他的指头一直摆在机窗上摆了好久，我知道他的心神一定被目标吸引了。
等到我们可以比较详细的看到mohnyin，长机的炸弹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对着一座白色的小塔直飞。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房子很多，有几座比较新式的建筑，还可以看得清黄色的围墙。就在这时候，长机里掉下了三颗、四颗炸弹（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长机上去了，刘和张在那边做了些什么动作我不知道），一下炸弹脱逸了我们的视线，底下围墙内外烟灰突涌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听不到爆炸音响；但是小钟以后坚持着他听到，或者他是对的，因为他坐在机腹的枪座附近。
没有几秒钟，队形已经飞过了mohnyin，飞机还是向南飞，又飞了几秒钟，整个队形向右大转弯，因为我们是左翼分队，各个飞机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下真好玩。队形向西，向西北，折转向东北，难道丢了这几个炸弹就回去了吗？不，刘在纸上回答我，“还要再来一次”。不过这一旋回转动得真大，几乎又跑到孟拱和英道吉湖上面来了。队形还在大转弯，于是，太阳又在右前方，我们再沿着铁道线向西南飞。
刘再写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纸条给我：“敌人高射机关枪向我猛烈射击。”因为我们在机头部，只能看到正前方的下空，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此外也看不到听不到什么，所以我几乎不相信；我在刘的纸条上添了两个字“现在？”他肯定的点了点头。一直到后来回到基地，我才知道敌人的一颗枪弹居然射中了我们一架飞机，幸而没有伤人，只在尾部枪塔的透明胶片上划开了一块。——敌人的前置瞄准量计算得太少了；假使他们能够把这点也修正，集束弹道钉死了我们的队形，恐怕会有几个人不能安全回来。当时我没有耳机，不是刘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小钟坐在机腹上，他们能够看到曳光弹向飞机上钻，不由得把头部后缩。
我们又到了目标上空，刚才投的炸弹还有三个火柱在燃烧着。
我突然想起：我忘却了一件大事。我们飞机上没有投弹瞄准器，我们依着长机的指示投弹；但是我们的投弹器在哪里？我再写着问刘。他回答我：“看飞行员左手的大拇指。”我一眼看去，张广禄的左手在操纵杆上的方向盘上，这种方向盘和汽车上的不同，只有半个圆周，上面有枪炮的按钮。在半圆左边的末端上有一头漆着红色，只要用大拇指在这红色上按几下包管有几个敌人在下面倒楣。
炸弹门早已打开，第二次投弹开始了。长机投出来的炸弹到处都是，一下甩了一大把，张广禄也开始捺着红捺钮。这种轻弹投出来没有电影里所拍摄的好看，不能够像中型弹一样一个个很整齐，很均匀的在空中排成一把梳子才开始下坠。他们一出弹库，就纵横都有，前面飞机投下来的好像要碰在后面飞机上，突然钻下去变得看不见了，然后那黄色围墙内外又突起了烟柱，灰土，与火花。在阴处着发的炸弹还能看到火花一闪。
张继续捺着，把飞机上七十几个炸弹都投完了，开始跟着队形再来一个向右大转弯，这次真的回去了。
这三点多钟的飞行，兴奋与好奇的满足可以抵消疲乏而有余。回到基地，大家跑到中枪的飞机附近去观光，那位枪手，刚从千钧一发的机会里死里逃生，现在很神气的和人家谈着当时的奇迹。这一切和我们在4月中参观战车部队的战斗一样，恐怕技术兵种的快乐也就在这里。
吕德润说有一点，但是只有一点点头晕。小钟提议我们司令部观战的人员照一张照片，我说：“等小朱他们下来再照吧。”我们这时候才发觉小朱已经瞒着我们到腊戍去了。
他们由西格菲司领队，西格菲司飞行，张副队长担任航向，还有三个美籍员兵在一架飞机上，凌课长就在他们机上观战。朱参谋坐在他的老同学的飞机上，他们一飞机都是中国人。
他们本来和我们一样，准备吃过饭就出发。不知如何油弹员把炸弹挂错了，统统挂的小炸弹，但是他们的目标是钢骨水泥的铁桥。他们只好换炸弹，每个飞机挂了六个五百磅的大家伙，所以到两点钟才起飞。
本来，我们希望他们在日没之前回来，他们没有回来；我们想等他们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回来。空军节的节目还是照常举行，他们全队的中美官兵在一块聚餐，餐后汽车兵团的剧团表演评剧。他们队里的人都很自信，认为不会出什么事。他们说：“或者油不够，他们降落在旁的机场去了。”
“假使那样，会不会有消息通知这里？”
“我想会有的。”
到七点半，就是降落别处，他们也应该加着油飞回来了。我们总觉得不大妥当，在会场里脸上发热，我和钟从剧场里退出来，坐在草地上看着满天星斗，空气新鲜，凉风四起，不时有飞机来去。我们没有说话，默默地听着引擎声响，但是只有失望，这时候挂着红灯来去的都是运输机，并且没有一架在这个机场降落。
剧场里的锣鼓声不绝，到九点钟，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了。在脱衣服睡觉之前，我们脑子内幻想出一幅飞机触山着火的图画。
到第二天，消息杳然；第三天，消息也杳然。他们的行踪，似乎是一个谜。被敌机击落螺旋下坠了？我想象着尾旋以前，没有失去知觉的一秒钟心内是如何震骇！在黑夜里触山？那幅可怕的图画又浮现在眼前。他们还有一线希望——被迫降落，但是公算是非常少。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堪想，被俘，我们假定他们是不会被俘的。
我们的公报已经宣布8月14日轰炸缅北军事目标，两架飞机失踪；但是敌人的广播里并没有说击落我机。失踪！他们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和我们一块吃午饭，吃过午饭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吗？盛书记长说：“我们想到张副队长，印象是如何的深刻……”他们说，空军方面已经去信通知失踪人员的家属。我们又想到凌和朱，崔参谋很惋痛地说：“这次对你们陆军方面的两位同志真抱歉。”
冒着大雨回营区的时候我在胡思乱想：空军的生活像一团梦，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时候钟的看法比我坚强，他说：“他们不是每天都在这种机会里来去吗？这算什么！我们没有后悔，如果还有俯冲轰炸的机会我们还是要去。”
一到营区，凡是参加轰炸的人都受到申斥与责难。我和小钟所受的尤其空前，我又比小钟受得厉害。
我们在司令部的餐桌上谈着他们的生死，大家把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渐次核减，后来的结论：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但是怎么会两架飞机同时不回来呢？怎么敌人不广播呢？这是不可解的谜。
这团疑问到两个礼拜之后才得到解答：凌课长从昆明拍回了一个电报，他说：他们的轰炸是“功成机毁”，朱参谋一行，被迫降落在怒江西岸的敌后，他跳伞降落在云南景东县境，跋涉才到昆明。最后，他说在候飞机再来印度。
五天之后他果然回来了。深夜，我们听他讲故事。他们两架飞机很平稳地飞到腊戍，根本就没有敌机的影子。到腊戍以北，看到公路上有敌人的卡车行驶，西格菲司点了一点头，就俯冲下去对着他们扫射，可以看到车子停了，引擎冒烟，两三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四散逃命。
他们又继续南飞，在腊戍北两英里找到了他们的目标。这桥是钢骨水泥造的，大概有二百码长。仔细一看，不只一座桥，旁边还有一座木制便桥。两架飞机就依次俯冲下去投弹，一直离地面只有四百英尺。每次投两个炸弹，在第一次投弹的时候，只炸中了钢桥一端靠桥础附近的岸边。第二次投弹的时候，感觉得炸中了，并且感觉到高射机关枪对着飞机直射（飞机大概就是这时候负伤的），西格菲司已经又把飞机拉起了。再旋一个圈，看到后面一架飞机正在俯冲，下面尘土烟硝和水花四溅，钢桥已经炸得不知去向了。第三次他们结束了木制便桥。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每次旋回和俯冲都在同一的空间，所以给高射部队算中了，两架飞机都负了伤，飞机上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又在敌人的一座司令部内外扫射了一顿（西格菲司每次回家总剩不了什么弹药），才开始向印度回航。
向西北飞了十分钟，朱参谋那架飞机飞不动了。西格菲司绕了一个圈回去，知道他们飞机受了伤，就给信号给他们，并且决定不回印度去了，折转东面向云南境内飞。那架飞机居然也跟上来了，没有五分钟，又落伍掉在后面。西格菲司再回去，他们大吃一惊！落伍的飞机已经在一块林空上强迫降落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低飞向树林里扫射了一阵，掩护他们着陆。暮色苍茫里，看到他们几个人跑出飞机，匆匆向林内藏匿。这时候西格菲司的汽油也不多，天又快黑了，只好单机向云南飞去。
过了怒江，他们的飞机也发生故障，螺旋桨轴沙沙作响，汽油不够了，飞机场还不知道在哪里，最后决定跳伞。在黑夜里，西格菲司将飞机旋回着，使跳伞后彼此的距离在一个圆周上，不致彼此太远。射击士首先跳，飞机上有这种紧急门闩，拔开的时候连门带梯子都一块掉下去，但是那天拔开了门还不掉，射击士就站在门上一跳，连人带门掉在无边的黑暗里去了。
现在轮到凌课长跳，他叙述当天的情景时，特别指着我说：“哼，你还要我不去，让你去，恐怕你去了也要大伤脑筋。”
他鼓起满腔勇气才跳出去，按照规定默数了四记才拉伞，在半空里荡了几分钟秋千，口里的水突涌出来，看到下面一片漆黑，疏疏落落的几点灯火，还不知道是否敌境，又不知道地面情形如何，不觉得心头冷战。他晕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扑通”倒在大地上。他腰部负伤，幸亏不重，当晚裹着降落伞在山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在山上乱跑了一天，到日暮才知道到了云南景东县。又经过一天才被村民带到一个小村落，三四天后，西格菲司、张副队长和几个军士也都一个个被引到那里。大家都是第一次跳伞，差不多都是很轻的跌伤。
他说：朱参谋不久也要跑回来的。
朱参谋也跑回来了，他的精神特别好，带回来的是腰部一枝左轮，和一股眉飞色舞的神气活现。
叙述炸桥的时候，他们埋怨西格菲司。他学着他同学讲的：“西格菲司不知道厉害，一出任务，到了目标上空就舍不得回来。”不过在投弹扫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感觉，只认为很好玩。就在那几分钟内，他们的飞机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又继续扫射了好久，还打算向印度飞。
飞到腊戍西北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左引擎的滑油管漏油，尾座枪手爬到前面通知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下子惟一的办法是关闭左引擎，因为继续再飞下去，飞机会着火燃烧。这时候因为操纵得很好，飞机还很平稳，所不幸的，因为马力打了一个对折，飞机不能升高，而前面正是几千英尺的高山。
他们开始丢东西，没有用完的枪弹炮弹，都丢下去了，无线电机也拆下破坏甩掉了，还是徒然，他们减少的重量有限，而飞机机械能力的损失太大。
西格菲司飞回来，作信号叫同伴向中国方向飞，他们也希望折向东飞之后，或许山要比较低一点；但是，不行，还是一座高山横挡着去路，他们的飞机又掉下几百英尺，于是他们才决心强迫降落，地点在新维贵街附近，滇缅路以西的一片空旷地内。
刚一掉下来，差不多每个人的头部，尤其牙齿和下兀都碰得流血。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是敌军还是土民，一大堆人呼啸着抢上来，而他们只有一枝手枪。幸亏西格菲司在上面一扫射，这些人逃的逃，躲的躲，才给他们一个出险的机会。
他们扯开了降落伞，里面有一块巧克力糖，几把刀，钓鱼钩和绳子，绸制缅甸地图，以及特种地形的求生须知的小册子（里面有怎样辨别花果的毒性，以及如何捕捉和烧烤猴子的方法）。从那天薄暮起，他们开始昼伏夜行。看地图上，只要走两天就可以过怒江（但是他们走了一个星期），所以他们决定安分守己的各人咬着降落伞内特别为遇险设备的巧克力糖，不打算再麻烦缅甸土人，也免得人家再给他们麻烦。
那几天晚上都下雨，他们没有睡什么觉，也没有穿过干衣服。逢着有人住的地方就绕过去，遇着人的行踪就躲起来。走了两天，才脱离了人烟稠密的地区。
那一带有很多树林与荒山，他们拿着那本求生须知，上面画着有毒无毒的野果，但是他们连一个有毒的果子也采不到，一只鸟，一个猴子也没有，钓鱼吗？他们只过了一道河，河上滩流湍急，没有淹死已算万幸，再不敢打旁的主意了。
到第四天，他们实在饿得忍不住了，跑到荒山上一个独立的茅棚子里面去行劫。但是结果又只有使他们失望；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子，连话都不会讲，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好把老家伙绑在柱上又逃。
到当天黄昏，他们潜伏在路旁茅草堆附近，准备猎取过路人的食品。看着一个人穿着青衣青裤走过来，他们准备掏出手枪，看着对方没有敌意，才把枪放下。但是真奇怪！这是一位云南人！他们马上跑上去，四面围着他，自称是游击队来打日本人的，现在钱很多，但是要弄一顿饭吃，当时就给了这位同胞五十个卢比，并且要他把饭送到河边树下。——他们指定了一棵树。
那一点钟等得真心焦，肚子饿得发慌了，饮食的诱惑使他们不能不等着。万一这位“同胞”出卖他们（缅北这一带很多民族杂处，很多人会说一点云南话），岂不是自投罗网？是他们太饿了，只好拿性命和这同胞的信用作一孤注的赌博。
赌博是胜利了，赢得的是一盆饭，一碗肉丝炒豆芽，一碟臭豆腐。他们马上狼吞虎咽，黑暗中，六个人用手在碗碟里乱抓，掉在地上就连泥灰也吃掉了，我们的云南同胞在旁边看，他从来没有瞧到如此吃饭的人！
这位同胞说出几句话才使他们惊心动魄。他说：现在附近村子里都很忙；日本人要他们捉六个人。
朱参谋马上问：“怎么要找六个人？”
“早天掉下来一把飞机，六个骑飞机的人。”
飞机的单位用“把”，坐飞机的动词用“骑”，已经是闻所未闻。他们再瞧瞧自己，刚刚六个，每个人都穿着飞行皮夹克，不觉忍住了笑，朱参谋又问：
“那把飞机已经掉下来了，要捉这几个骑飞机的人不是很容易吗？”
答复还是令人可笑，但是态度仍旧很诚恳：“那六个骑飞机的人一下来，另外来一把飞机打机关枪，后来又把他们接上天去了。日本人不信，还是要捉。他们说：中国飞机还要来，现在每家出两个人，抬木头去堵住那块空坪。”
现在我们猜想：朱和他们着陆的时候，土人已经看清楚六个人。后来西格菲司一扫射，土人跑散了，再去看：一把飞机还在，六个骑飞机的人已不知去向，所以说是给飞机带跑了。
至于日本人，对于我们空运部队的防备太敏锐了，他们在铁道走廊，在密芝那吃过两次亏，恐怕我们又在侦察敌后着陆的场所。后来空中照相证明：他们把朱参谋一行着陆的地方用木头堵着，后来情报又说，敌人在那边派了一千多兵守备。我们觉得这样不坏，所以朱参谋的故事，到今天才能揭露。
当时他们对于这位同胞天乎天乎的谈话，实在令人如在梦寐。但是这位同胞脑筋简单吗？不，他后来和几位同伴，用了很多计谋，如声东击西等等，带着我们六位骑飞机的官兵通过日军三道步哨线，到怒江边上。
他们骑（又是骑！）独木舟渡过怒江，徒步到镇康县，一路有游击队协助。
一到昆明，朱说：“手枪真有用！”他想法子弄到一枝左轮，现在挂在腰上。
起先，他们以为西格菲司他们一定会安然飞返，并且可以把他们强迫降落的情形先告诉家里的人，后来知道西格菲司自己也跳伞，大家不觉大笑。
我说：“当初我只差一点，要是我去参加俯冲轰炸，岂不是也可以回国一转？”
小钟说：“你这个人讲话真不应该。他们失踪，你说你幸而没有去；他们遇到好玩的事，你又……”
我承认我的想法有些不对，但是，许多机缘在我身后打转，一念之差就有这么大的出入，我不能对着这些微妙的机遇没有好坏两种幻想。我说：我的设想以我自己为单位，没有交错着旁人的利害。我现在还是想：“假使凌课长让我……假使朱参谋的座位给我先得到消息……”
我们的副参谋长集合大家说：“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敢，但是不能再提倡……”
8月14日的故事已经就此完了，不过，以后每年空军节我们不会忘记这幕喜剧。
1945年2月21日补记，原载《缅北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