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汉骞将军在大陆时曾任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和五十四军军长。1941年间我曾在他麾下当少尉排长几个月。最后的一次看见他，已是1945年，去抗战胜利只数日。我不熟悉他去东北及以后在台湾的情景。

我能够在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十四师，也出于一个离奇之缘分。当日左派名流田汉，曾在长沙主持《抗战日报》，我在入军校前曾在报社里服务几月。他的儿子田海男（现名田申，在大陆）和我同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我们将近毕业的时候，由“田伯伯”介绍与前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原来准备到军部报到。当时五十四军尚驻广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军开拔，由广西南宁经由田东百色入云南富宁。其原因乃是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日本也乘机进驻越南，他们有北攻昆明的模样。一时前往云南的有国军第九集团军的九个师。五十四军的十四师、五十师和一九八师，全属第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只是这时候陈烈将军在行军时，拔牙无清血药，以败血症死在滇桂边境。当时距我们毕业和分发到部队的期间尚有几个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给海男家信里提及十四师师长阙将军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于是怂恿海男写信给他父亲再央请阙师长将我们四人〔我和海男外，尚有李承露（现在台北）和朱世吉（内战时死在东北）〕指名调派到他师里服务。只是以后看来，这样的安排全不需要。当我们还在营钻之日，军校教育处长黄维将军（现也在大陆）已奉命接掌五十四军，他全面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到他军中服务，以后我们分发到十四师的同学就有十多人。

派往五十四军的同学虽多，大多数都愿往一九八师，而不愿去十四师。原来十四师是国军教导第三师的后身，在南京时代全用德国装备，也算是国军之精锐，一九八师乃是湖南常德县保安队提升改编而成，不仅历史短而且声望低。至于何以同学愿就彼而不顾此，有下面一段对话解释。胡金华（现在台北）和欧阳贤（现在台南）向来以敢言称，他们向师部报到时被师长召见的谈话有如下叙：

阙：为什么他们都去一九八师，而不到我这里来？

胡：报告师长，一到一九八师，马上可以补实当排长。半年九个月，还可以升中尉，代理连长。一到你这里，只能补上一个附员，一年还轮不上一个实缺。

阙：哈，你们眼光这么浅！一九八师怎么可以和我们这里比？我们就缺员，也还要比他们多几千人。好了，我也不要你们当附员，我马上来一个人事调整，你们每个人都当排长。好了吧？

如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师长是一个能令部属慷慨陈词的将领，这还不算，凡是有分发到师里的军官必蒙师长召见。阙师长首先就谈本师的光荣战绩。总之，十四师自抗战以来还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第一次淞沪之役，当然是前仆后继，寸土不丢，至于后来全面后撤，也是奉统帅部命令而行，并非本师过失。第二次江西阳新之役，十四师坚持到和敌人拼刺刀，也终于把敌人打退。第三次粤北翁源之役，其情形可在辩论之中，看样子敌人原来不打算深入。只是第十四师刚一展开，敌军就全面退却，这一来更增加了本师威望，迄至我们在师部报到的时候，师里的官兵还是坚持日本人听说迎头的乃十四师，才立即仓皇的后撤。阙师长对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发挥，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师的常胜纪录罢了。所没有明言的则是师长当日曾以团营长身份参与这些战役。

从师的光荣历史，师长又谈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阙将军事亲至孝，他曾答应给他的父亲造一所“寿庐”，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这一愿望没有在生前实现，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后按原订的计划完成。这寿庐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建在南岳，屋顶上用琉璃瓦盖成。恰巧蒋委员长在南岳开会看到这栋建筑，当场就问这是谁的。阙师长说：

他一听说是我的当时就说“腐化”！我本来想报告他这是我替父亲造的一座寿庐。上次他召见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当面报告。可是他委员长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属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属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断定我们的师长是诚恳或不诚恳了。一方面他岂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岂不又是坦白承认自己说的话只是应付当前的局面，不能严格算数，并且以前期军校毕业生的身份给我们后来者若干指点，而这些话尚是他腑肺之言？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长沈云霄就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脔心挖出来氽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湖南话（没有）〕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从昆明向南的铁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国界线还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桥梁、山洞都因防备敌军入侵全部破坏，我们找到了村庄里一家空着的楼房，就展开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楼板上搭地铺，也没有适当的衙门和问讯处可以打听消息。到第二天上午总算运气好，在街上遇到好几位军官军士，他们的袖章带橘红色，上有“还我河山”四字，于是我们才知道十四师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听，才知道师部现驻平坝，尚有三日之行程。这些同志乃是奉师部命令，接运军中所需之食盐。这盐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两尺半的直径、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轮胎样的盐巴，下用草绳托束，摆在骡马的木制鞍驮之上，每驮两个，左右均衡的对称。我们和带队的中尉排长接洽，希望和他们一同去师部，沿途也吃他们所煮米饭，由我们照数付费这一切都无问题。只是我们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袜及换洗衣服，另需一匹驴子驮载，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长的周济，只是还不知如何启齿，只先向当中的一个军士探询可否。

可是迎头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驴子给你们？天老爷，那他如何会肯？”

原来所有的驴子，全系在村庄里征发而来，也经过当地保长甲长的指派，必要时还是由我们同志老大哥派遣枪兵到场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刚好应付所要运送的盐巴和食米。他们官兵的行李，则只有每人一张毛毯或一张油布，已铺盖在待运盐巴之上，当作防雨之用。被征的农户，也派上六七个人和这驮马队同行，以照顾自己及邻舍的驴子，还负责回途的各归原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时日，才组成如是的一个队伍。这时候要他们抽让一匹驴子给我们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行李展开，折肩扛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虽然在军校受过全副武装行军的训练，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间同样的施展如此之伎俩。另外的办法则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弃，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无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给我们泼冷水的军士突然来临，他告诉我们李排长已替我们找到了一匹驴子，他要我们赶快到村前茶馆去，他们的驮队快要出发了。

我们看到这驴子的时候，也不知心头是何滋味，是惊喜，是失望，还是诧异？第一，这驴子的背脊，还不及我们腰部之高。第二，当我们把行李摆在驴背上的时候，它能否有力驮载其重量不说，起先它的四只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挣扎两三步才能站得平稳，它没有当场倒下去也是万幸了。第三，这匹驴子不由其他农夫看顾，赶驴的不止一人，而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照顾其他的牲口。

以后想来，这驴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时只在村里近距离担载轻物。赶驴的人好像祖孙二人。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无法猜及，多年之后，这问题尚在我忆臆之中。只是很显明的，他们不应当被征派而被强迫拖来。本来运盐的李排长也可以打发他们回去。不巧适值三个军官候补生要到师部报到，因此这祖孙二人和他们四肢像牙签的牲口，也只好勉为其难和着我们一同为抗战服务了。

刚一上道，我们五个人和一匹驹驴就开始落伍，这老头子也不断地叹气。起先我们还从山底看到驮运队在山腹的树林里或隐或显，后来整个行程之中就只有我们这一小队，单独在后蠕蠕而行。有时行程进入一段溪流之中，整个道路就不见了。各人只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几百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对岸的道路。我们几次三番寻找之余，才发觉灌木丛中带有盐花的痕迹，必是驮运队经行之处。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个山顶上找到了驮马队的宿营地，乃是一所庙宇。吃过饭后我们埋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觉赶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时分带着他们的驴子逃走了。

因为木驮鞍和铺在驴背上的毡席贴近我们蜷曲着张铺盖睡觉的地方，老头子怕惊醒我们，就索性放弃不要了。

“这该死的老头子！”

“真是混账王八蛋，该死的家伙！”

我们只想到这奸诈的老头子和小孩子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丛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没有顾及我们强拖着他们倚之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里。当时我怒气冲天，就伸手将那木驮鞍拿来使尽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1986年底我在台北举行的汉学会议和1987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会议都曾提及当日从军的经验，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这段经验有关。

话归当日，也算李排长恩鸿量大，他让我们把行李分摊加放在三匹运盐的驴背上。要不是如此处置，我们狼狈的情形，尚不可想象。如果我们还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则只要半天时分，就可以领悟其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头了。

当我们在早上准备开始一日行程之际，我们的领路人就指着对面的一座山顶，说是当晚宿营地。这怎么可能？我们私下忖量。从水平的视界看去，那邻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穷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篱鸡犬都可以了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应当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体的地形与水平线上的窥视，其中有了很大的区别。起先我们下山又上山，还不过揭开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时分，已到达了当中一座分水线上的山顶，下面低处，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线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桥梁，只不过半截火柴模样，也可能是一座独木桥。再走下去，听到该处有一种冲刷着的声音，也不过是潺潺溪水的派头。只是越向下走，其低处愈深，我们好像走向一个无底洞。大概下午一点半钟时分，到达最低处。原来当初看来好像火柴的桥梁，竟是一座花岗石砌成的大石桥。起先听来似为悦耳的声音，此刻是怒潮澎湃，声如洪钟，无乃一派狂涛被河床上大石块阻挡所激发。假使我们是闲情逸致的旅行游客，大可以在此欣赏景色，拍摄纪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还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们仍是各尽其力，企图赶上驮马队，可是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体力作主，不到半小时就已在各人之间产生了距离。李承露身材高大，总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后。时值雨季，有时一阵倾盆大雨劈头劈脑的淋来，有时只也细雨霏霏，而当中又可能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太阳露面。总之就是上半身潮湿，脚底下泥泞路滑。约至下午四点半时分我还怕自己过度的落伍，黑夜来临无法支应。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树旁，发现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脸色苍白。他已经被疲劳困窘了。

我知道在这时候失去了信心、放弃了挣扎的能力，只有凶多吉少，于是强要他站起来。

“我不行了，”他意态阑珊地说着，又加着说，“你们走吧，不要顾我。”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付他：“你不要胡说八道，赶快站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忘记自己胸中的恐惧。直到他真的挣扎地站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开始行路的三个人，至此也还是三个人。同时也暗中钦佩赶驴子的老头子有先见之明，宁可损失驮鞍与毡布。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驴，很可能被我们拖死在这大山坡上。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继续爬山，大概后来张口喝下了一些雨水，体力又慢慢地恢复了，我们找到宿营地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村庄里的一桩灯竿在高处衬着天空，给我们带上无上的安慰。果然这就是早晨领路人所手指着的村庄。

有了那天的经验，以后军中同事说及行军之困苦，有如队伍分散，营养不良的新兵又无适当的铺盖倒死过半，连排长能顾前不能顾后，天黑时扛机关枪的兵员还不对数，心急如焚等等，虽说他们经行的道路没有我们跋涉一段的艰难，我也可以闭目想见其实情。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写成文章，刊载于书刊，由他父亲大戏剧家田汉加笔介绍，田伯伯还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卧路旁（当日海男只十七岁），千里之外无从救助，而此日此时，中国人之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万，也处在同样情形之下，只是子女的音问渺茫，不敢从坏处着想罢了。

所以我想兵大爷不顾前后，抛弃装具，天热时撕军毯为绑腿，只是理之当然。这时候不能看到他们晚上骨悚着，两个人三个人卷在一张毯子下，赤脚伸在外面为不可悯。也不能因为如沈特务长之所说，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良心”，就可以骂之“活该”。

我们前方的部队间时要派兵到平坝师部运食米，兵士们看到仓库里新军毯堆积满库，他们也真的没有良心，骂师长阙汉骞为“阙汉奸”。我去见师长时，即使大胆，也不敢把军士给他的称呼提在嘴上，只不过说起过去事是过去事，现在只有瞻顾目前，否则保存着新军毯，师长已不能维系军心了。

“怎么说我爱惜军毯？”师长当场质问我。可是他也随即大笑。“哈，我不过因为下两个月还有批新兵要来，才控制一些军毯给他们。”说到这里他又沉吟了一分钟，接着又说：“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马上要他们把这批军毯发下来。”果然不出两天，各部队都在造名册，点检现在装备，准备领发新军毯。

这年头军队之经理虽未明言，已采取一种包办制。军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应的尽力供给，不能供应的或发代金或者就整个的抛置不提。当时人说，当一个师长一年就平白也要挣上万把块钱，当一个团长至少也有二千块到三千块的收入，可能确系事实。即是各部队的军需处长大都是部队长的亲戚称当。我也曾听到人说：“凡是当过军需处长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来一律枪毙，当中没有半个死得冤枉。”可是当日就觉得说这样话的人半似嫉妒，半为羡慕，全没有顾及经理人的责任。以后还靠在国外读历史才领悟到人世间的事情，确有“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情节。不能全用“贪污腐化”四字笼括也。

十四师在马关县时，时值八月，士兵尚只有草黄色夏季制服一套。应有的背心衬裤，全无着落。我们只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阳露面的时候，带着士兵到附近河边沐浴，即时裸体仍将军装洗涤，在树枝上晾过半干，又随即混笼穿上，以代换洗衣服。及至九月，师长才奉到军政部发下的一笔代金，算是应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办费。这笔款项发来就不够用（如果充足就会发实物而不会用代金了）。并且后方既输送困难，前方一片山地，也无采购处。还是阙师长有心计，他命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在国境交界处将法币换为越币庇亚斯特，即在越南购得一批白布，回头用本地的染料，蘸染为黄绿色，在村庄里裁制为军装，也顾不得服制之规定，一律单领无袖短裤，有似运动员之服装，不过在此我们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换洗了。

我们下级军官虽然吃尽苦头，胸中仍带着一种希望：看来我们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战区战斗一展开，我们很有冲出国界，作远征军之可能。至少“首先在国外作战”，必为一种光荣。在我们报到之前，师长自己就带着一连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镇猛康巡视过一遍。我报到后不久，也说服了我的营长，营里应当有人明了敌前地形，于是经过他的允许，我也通过在新店的前哨去过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没有日军盘踞，当地的里长虽不操华语，也识汉字，可以纸笔交谈，法币也能在镇内通行。我穿国军制服前来，并没有人阻挡，总之既无冒险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只有河口与老街对峙，老街则有日本军驻守，又在铁道线上，才是我们憧憬向往的地方。

这时候河口与老街都已划在第一集团军的防区与前线之内，总司令为卢汉，乃是龙云的旧部。十月时分，哀牢山上的阵雨已没有夏季的频仍，我趁着全师军官在平坝集合听师长训话解散之后再私自前往向师长建议。

我的理由是战局一经展开，现在各军师的责任性防线不一定能保持（当日我们中央军保有一个共通的想头：云南地方部队的样子虽好看，作战时靠不住）。十四师首当兵团的分界线上，应当对右翼的敌情和地形有确当的认识。如果师长允许，我可以集结十六期一总队的同学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统的作一度军官斥候。至少我们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记录下来。即使来日作战各同学分布于各团营，也可以在军前作向导。经过一段慷慨陈词之后，我还在静候师长的反应，想必他还要推说询问参谋处长或情报课长，不料他立即叫勤务兵拿笔墨纸张来，当场令军需处发给黄排长五百元，作为巡视前方的路费，并且给我们十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自己请膺的任务。

于是我以斥候长自居，并且凭借着“斥候长本人务必行走于最危险的方面”之原则，让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进出，而让其他的同学分作三组，约定都要走出国界，在附近村庄里侦察一番。

我们在河口换上云南老百姓的蓝布袄，凭外交部专员公署发给的商民出境证，只有当天有效，可以出入国境。国界即是红河，水流湍急，以舢板划渡，只有越南人检查通行证。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敌人！在老街的市场上就看到一大堆。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统统巡行一周，以便回头和朱世吉印证凭记忆力补画地图。也通过小桥往西部住宅区经行一遍，看到日本军队驻扎的地方。当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军全无向我方作战及戒备的模样。红河南岸也全无军用船只和作渡口的准备。在住宅区一条小巷里，我还看到一个日本兵穿着有缠腿带的裤子，却未扎绑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来，好像平日家居一样。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对方也全未对我注意，我听到在河口内行给我的警告：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但是当地有越南便衣侦探，不可在他们面前露马脚。我也在街头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个骑马的法国军官率领。可见得日军虽占领了整个越南，对于各地的治安仍责成当地的部队负责。

其实老街无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间谍、走私商人和冒险家活跃的好地方，我们只逗留了两天，已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走私的出口货以桐油、水银与矿砂等军用物资为大宗；进口则为香烟及鸦片。如是占体积而不为常用之物资，不能没有庞大的资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两方驻军之参与和默契。河口又有公开的赌博场所。我们既化装为商人，也在老街买了些洋烛香烟回来在河口出售。晚上也参与骰子戏。我的运气好，赌大小也赢，赌单双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气。我一赢时他就输，我转让他多少他就输多少。到头将做小贩的利润也输光。好在这样回头向师长报告的时候用不着提起这一层，既无利润，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谴责。

我们经行的路线靠原有的铁道线不远。在一座山上，我们发现一个大石窟，里面有兽粪和熄灭了的火把之余烬，从痕迹上判断，其必为走私之驮运队夜行晓伏的休歇场所，看样子总有好几十匹骡马不久之前在此停顿。因之也不能相信驻防之友军毫不知情。更可以想象和他们比肩作战之令人寒心了。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军官带着一个赶驴人和三匹驴子北行。看样子所载运也是走私物品。他的蓝绿色斜纹布制服表现着他属于第一集团军。只因为山上路侧，我回避在一个小山尖上。当时大意，还没有想到对方对我的观感。这时候我穿的是中央军的草黄色制服，又将双手叉在腰上，大有一个占据着制高点，横截来路的姿态。朱世吉还在我后面，从下面山路向上看来，也不知人数多寡，总之就是狭道相逢。直到这时候来路的军官打开腰上纽扣准备掏手枪，朱世吉才很机警的将双手左右挥张表示无武装，不带敌意，并且借着问路而表示无意查询他驮载之货品。他问着：“同志，请问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轻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晓得！”

等他走过去不在我们声音能及的距离，朱世吉开始对我表示抱怨，责备我的不谨慎，还说什么假使我们被走私客射杀山岗上，还不知道死为何来。后来我们给师长的报告即强调如果入越作战不要看轻越南军；在滇境作战右翼右军不可靠。

我们向师长直接报告，当然影响到指挥系统，至少使师部的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说搅乱各团营连的组织，这样的情形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们在师里造成这样一种特殊情形？

事后想来，当日国军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形。本来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既成因素所拼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几百个师之现代化的军队。而以抗战的后期被驱入内地时为尤然，所以当日的统御经理无不勉强拼凑，至于尚有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则更是社会未经融合的现象。

当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时候，一切已到最低潮。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使战事扩大而为太平洋战事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这时候师长的设心处计，就以保全士气为前提。师部进驻于平坝之日，装备与补给既已如我所描写，即人员也有极大的损耗。概略言之，无一营连保存原编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额半数，还有些部队低于原额一半远甚。师部也不时接到补充兵，可是军政部说是拨补三千，到师部不及五百。而且到抗战后期，所征的兵质量也愈低下，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即是所谓“行伍”，也是人事上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平日一般的观念，总以为行伍出身的军官有实战的经验，我们军官学校出身的干部只有外面好看，实际上的领导能力，尚在未知之效。其实这尚不过当中轩轾之一面。另一方面，这两个集团代表社会上的两个阶层。行伍出身的与士兵接近，带着“粗线条”的风格，我们跟随着他们吃狗肉不算，还要能说粗话，在意气争执时胆敢拼命，对待部下和老百姓时不会心软。沈云霄所说“兵大爷全没有良心”，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而沈特务长也是行伍出身。

我们在军官学校里念过兵法之所谓“视士卒如婴孩，则可以与之赴深溪”。然则这也只是当中之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说着：“语频频者，失众也。”也就是不能三言两语约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啰哩吧嗦的规劝他们，即已表示带兵的业已失去驾驭部下之能力。中国不识字的士兵通常被认为简单纯洁。其实简单则有之，纯洁则保不住。我营曾有看来极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轮值卫兵时与村妇偷情。他们也都保持着所谓“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 hero worship）”。如果排长能制压顶顽强的班长和副班长，他们就绝对服从排长。如果班长胆敢和排长口角，甚至胆敢殴打排长（这样的事不多，但是我营里即有一起），则后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也无法做人了。此时军纪之不能保持，也仍与供应有关。我们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大抵都是抗战以前所募兵，当日曾经过一番挑选，自此也有了战斗经验。譬如我排里即有一个下士副班长，人人都知道他在湖北阳新，“两颗手榴弹救了全连的命”，“即连长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以前笼络他们的办法，还有升官加薪。可是迄至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还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胁。如果他们在兵众之前“没有面子”，则会“开小差”。此非携械潜逃（那会抓着枪毙），而系投奔另团另师，只要离开本连耳目，可以另外开名支饷，虽说上峰不断的严禁收留这样的逃兵，各部队都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自利之立场也。

如此我们与士兵间的距离，阶级的成分不计，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共通的语言。我们无从把组织、纪律、士气、责任感和与国运盛衰的关系之诸般抽象观念灌输到兵大爷的头脑里去。至此也恍悟师长之赞扬行伍军官，也不过是给他们面子，只求说得斩钉截铁，而我们把他一场训话当作他的全盘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责备了。

可是虽如此，我们的生活也实在的在极度的苦闷之中。如我所在之连，连长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于台北）在我报到之日带着连里的“大排长”（中尉）和连里堪用的士兵到贵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几个月。另一个少尉排长田辛农（现在台北）则被调往师部突击队训练有特殊技能之士兵。起先只有我和沈云霄二人管带连里余下的士兵，后来即连沈特务长也被差派到军部服务，于是全连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管理、训练、卫生诸事都在我头上。阙汉骞师长也曾一日来到我们驻扎的一个农户里。当他发现我一个人带着三十六个兵，只是当场大笑。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志愿赴越南搜集情报，也是百般烦闷之中找新鲜的事做，也与他麾下的士气有关，才尽量鼓励。

为什么照顾几十个士兵竟有这么多诉苦之处？第一，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我在这时候已对我们的师长有相当的佩服。我想，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感到难于应付，夜晚也睡不着觉，则他带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长百余里地带的国防，既要支持像我们一样在军官学校刚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要顾及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的各种反应，仍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同样的情形下，我对最高统帅，只更有佩服。我想他以这样的几百个师去和日本一百多万大军作战，对方有海陆空军的优势力量不说，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战死”的决心，今日想来仍有余悸。况且自学历史之后，更体会到中国在财政税收上不图长进，对内不设防，只靠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组织简单均一的农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对当日很多人不顾历史背景，也在国难当头的期间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动辄谩骂负责人，不会同情倾慕。

真的我们全部贪污无能？我自己在国军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曾和少校参谋莫吟秋（今已失去联络不知出处）同督率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步兵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当时日军分属战俘，名义上由我们司令部高级将领命令之下分派勤务，而实际那次自始至终从营房至野外，一个多月内，与他们接触的，只有我们二人。有了实地的经验，才知道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惟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即是一个驾驶兵，也自分为技术人员，首先即无阶级服从之观念，倒要参讲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该校每一学期各学员之成绩，评定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我们的联络教官伍德克（major roger d. wolcott）经常和我们说起：“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伍少校在中国居留多年，他所说表面上看来是称赞中国人才，实际上则在指出中国社会未上轨道，多时即有能力无从发挥也。

阙汉骞将军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们闲谈，他就说起，“很多人以为我很好玩。我刚来平坝的时候，这里地方先生也是这样想。后来他们一位先生的儿子盗买我的机关枪，给我捉到枪毙。这一来，他们才晓得我不是那样好玩了。”我们一打听确有其事。在我们报到之前真有当地士绅的家属偷买机关枪，经师部审明将买卖两方一并枪决。据我猜想，他当时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实际是一个化外之区。要是他一宽纵，任何事项都可能发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误会以为可以在他面前违犯军纪。所以他逢人就说，好像他真能杀人不眨眼，借此向远近各方发出警告，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本性。

我也始终没有机会亲见阙汉骞将军乃一员“猛将”的实际情形。可是从多方观察，我相信他从里到外、从上至下都具备做猛将的性格。那年年底，刚在珍珠港战事不久后，日军三犯湘北，我父亲在长沙乡下病危，我经师长亲自批准短假回家料理。后来又因父亲去世，改请长假（亦即是脱离十四师），也蒙师长批准，并且他亲笔写“葬父迁母，孝道无愧”作鼓励。两年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十四师和五十师也由云南经空运至印缅边境，改隶驻印军的战斗序列。阙师长以代理军长的身份随来。我衷心希望军中有此猛将。驻印军每月有呈最高统帅的月报，由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最近在北京逝世）签名不经过总指挥（史迪威），是国军野战军与重庆的机密联系，我是最基层的执笔人，就趁此机会，在报告里提出应升阙将军为军长。在国军的政治体系里郑属“何老总”（何应钦将军）、阙属“陈老总”（陈诚将军）的体系，可是虽如此，那月报也真如我拟稿的发出，后来因为史迪威要将十四师和五十师分割，隶属新六军和新一军，此事未果，阙将军也匆促回国，他对我们的提议全不知情。只是我们司令部里有“黄仁宇以上尉参谋的资格保军长”的传说。然则事既不成，我们也无从以创造“科员政治”的奇迹自居了。

阙代军长在缅甸的一段短时间，我和他没有隶属关系，更可以凡事必说，虽然以我们阶级之悬殊，也无记挂。有一天不知如何说到男女关系的题目上去了。他就说：“听我讲，这时候要对方半推半就，那才真有意思。要是她凡事依从，脱裤子还来不及，那就兴味索然了。”没有另外一个长官会讲到如是之直切，也可见得即是涉及私生活他全无意掩饰。

他那时候极想观察驻印军在缅甸的部队情形和战法，如果他以高级将领的名分参观，必会兴师动众，也怕各部队长认为有政治作用。乃由他和我私下商量，全不惊动各方，由我私下安排，派下指挥车一辆陪他花了一个上午，通过前线各营连的位置，也停下来和下级干部与士兵闲谈（也在敌人炮兵射程之内），驻印军虽然在这时候一路打胜仗，部队间也仍不能完全抛却某些坏习惯，例如夸张敌情，贪报战功，暗中倾轧等等，也不知道如何阙将军全部洞悉。有一天他就和我说：“每个人都说以国体为重，可是看到美国人就扯媚眼！”此中不较修辞，也是阙汉骞之本色。

不少在台湾的朋友，想必知道阙将军乃是当代书法大家之一。他在军中长期的嗜好乃是习草书，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他曾在台北举行个人书法展览。不幸他给我的亲笔信，都已在战时遗失。还有一件令人惆怅的事则是年前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一本古代名帖，上面注明原藏有人为阙汉骞。中国军人在这一段时间不能表现得更好，总算是时代使然。阙汉骞造琉璃瓦的寿庐被指摘，以作艺术家所收藏的珍品也仍流落海外，那么我们也只好以杜甫所作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和李白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吊念将军，并以之为我们这一代为他麾下袍泽的未死者，今日或留滞大陆、或流亡海外的一种自我解释和自我慰藉了。

1991年7月4—1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