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先生鉴：胡适之君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兹反复细读，窃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藉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君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实事者迥异。）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忧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体”亦皆见此优美。然如《长恨歌》中，杂用“小玉”“双成”二典，便觉可厌。）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胡君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君虽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君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捷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君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诔文，胡君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君知“灞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谓用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果尔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蒙于胡君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赞同者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尤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君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用典一层，确为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一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头脑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学之文，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善化”“河间”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文学，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袴、盌、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胡君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蓟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骃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惟此皆就文体言之耳，若论词曲小说诸著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仍当以胡君“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无此两事之词曲小说，其无价值亦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相等。故如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至于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诲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诲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前此所谓文学家者，类皆喜描写男女情爱，然此等笔墨，若用写实派文学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价值。若出于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则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属于前者殆绝无，属于后者则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为传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价值。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惟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君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黄，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论其理固然。而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小说略如上节所述，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弟尝为滑稽之比喻，谓中国之旧戏如骈文，外国之新戏如白话小说。以骈文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即其敷引故实，泛填词藻之处，苟逐字逐句为之解释，则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旧戏之仅以唱工见长，而扮相布景举不合于实人实事，正同此例。白话小说能曲折达意，某也贤，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读白话小说，恍如与书中人面语。新戏讲究布景，人物登场，语言神气务求与真者酷肖，使观之者几忘其为舞台扮演，故曰与白话小说为同例也。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君所举旅美某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又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此论甚长，异日当本吾臆见，写成一文，以就正有道，兹则未遑详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