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拿到《周刊》第六十八期，看见中间有张云君与友人论白话文的通信。他讲的话，我都是十分赞同。

我现在对于“繁简问题”还要讲几句话：

现在反对白话文的人，他们的论调种种不同。我耳朵里听见的，以“白话用字繁，不及古文之简”这一类话为最多。张君说古文所以简的缘故，是因为他的构造笼统，粗疏，含糊；白话所以繁的缘故，是因为他的构造分晰，精密，朗畅。这真是很精当，很确实的判断。我以为简的文章，不但意思笼统，粗疏，含糊；即揆之文理，亦多有不通的地方。

中国现在存留的最古的文章，不是《尚书》吗？就第一篇《尧典》而论，从“曰若稽古帝尧”到“黎民于变时雍”一段，是后代作史的人追记尧的名字和他的什么“圣德神圣”，所以说“曰若稽古”。“乃命羲和”以下，是叙尧改的政治了。“命”竟没有主格，照文义看来，倒好像和上文一气相承。这种晦涩欠通的文笔，到了左丘明就改良了，到司马迁就更没有的了。但是《左传》比《尚书》繁，《史记》比《左传》又繁。《左传》因为嫌《尚书》的“粗疏”，他要做的“精密”一点，因此就繁了。《史记》对于《左传》也是这样。

记得前几年，吾师章太炎先生说：“《尚书》中《甘誓》一篇，文理实在有些欠通；第一句‘大战于甘’，竟不知谁和谁战；第二句‘乃召六卿’，也不知是谁召的；第三句‘王曰’，才算出了一个主格；直到第六句‘有扈氏威侮五行’，才知道是一个什么‘王’和一个什么‘有扈氏’打仗。但终不知道这‘王’是谁，所以闹到《禹誓》、《启誓》争不明白。”我想太炎师这话，说的真不错。但是那班古文家一定要说，“这是妙文，非后世拘拘于绳墨者所及。”他假如果然说这个话，我以为很容易回答他。待我来做几句妙文给他看看，文曰“宣战于北京。乃咨国会。大总统曰，……德国蔑弃公法，蹂躏人权。”请问他们：这文妙不妙？如说妙，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文集里不刻这类的妙文，要刻那种拘拘于绳墨的不妙之文呢？如说现在不能这样做，那么请免开尊口，不要瞎恭维《尚书》。——恭维《尚书》却也可以；但只可说，四千年以前的野蛮人居然已经会做这样成片段的文章，总算他聪明，总算难为他。如其说，那是古圣先儒的妙文，百世之下应该景仰效法，那便叫做胡说八道。这和何绍基晚年，自己的字已经写的很好，颠倒去临那五六岁的小孩子描的“上大人孔乙己”一样的笑话。

《史记·殷本纪》的《赞》末了一句，叫做“孔子以殷辂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车叫做辂，是一件事；孔子以辂车为善，又是一件事；殷朝色尚白，又是一件事；三件事绝不相干，忽然用一个“而”字，把他连成一句，这真是不通到极点了。恐怕现在略通文理的高小学生，都不至于闹这笑话罢。要知二千年前的大学问家司马迁竟会闹这笑话的缘故，就坏在一个“简”字上。只因简了，于是就做出这样笼统、粗疏、含糊的句子来了。

以上不过随便讲讲。我个人的意思，无非是说，愈分晰、愈精密、愈朗畅的文章，字数一定是愈多的。因为要他分晰，要他精密，要他朗畅，则介词连词之类应该有的，一个也阙少不得；名词动词之类，复音的比单音的要明显，——譬如一个“道”字，则容易误解。若用复音语，曰“道路”，曰“道理”，则一望便明白了——这就该用复音的。介词连词应有，名词动词改用复音，那么，比到旧日的古文，他俩的字数，必至成五比三的比例，——或者竟至加了一倍。——一般人觉得本来只要写三百字就完事的，现在要写到五百个字才算完事，于是就说：“这是不经济。”殊不知道在看的人一方面，假定一分钟看二十个字，看那古文，因为文章笼统、粗疏、含糊，所以三百个字，十五分钟就已看完，可是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说不定还有误会的地方。——这仔细推求的地方，或者还要费上两三个十五分钟也未可知。若看白话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晰、精密、朗畅，所以五百个字虽然要看到二十五分钟，可是看完了，意思也明白了，用不着再瞎费仔细推求的工夫。请问谁经济，谁不经济呢？

至于写的一方面，虽然多写二百个字，好像多费一点时间，但是写的人的意思，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不必去用那什么“推敲”的工夫，比那少写二百个字的反可以少耗时间，所以实际上反是经济的。

况且做古文，觉得总要写上几个规规矩矩的什么“正楷”，就是随便些，亦还要写几个什么“行楷”，字体最好是依照《字学奉隅》，就是随便些，亦还得要些几个“有所本”的帖体。那东倒的形状和破体小写的字体，是万不可用的。因为古文自有他古文的身价，仿佛一个绅士老爷，总得要穿上天青缎子马褂，蓝宁绸袍子，粉底皂靴，才算合格。要是还穿上一件竹布长衫，一条外国呢裤，再是一双形状古怪的白帆布鞋子，那便失掉了绅士的体统了。

至于白话文章，本是平民文学，本来没有特别的架子，所以写的时候，尽可就便利的方面着想，随便下笔，只要看的明白就行，没有什么“正楷”、“行楷”之可言。至于“正体”“帖体”的话，更可一笔勾消。姜太公的“姜”字借作生姜的“姜”字用，北京的“京”字借作吃了一惊的“惊”字用，很合于同音假借的旧例；“對”“觀”“難”“亂”，这些字左面半个，笔画太复杂，就把他们拢共写个“又”字，也是无妨；我的姓的“錢”字，尽可以写那药方上的“ ”字，“雖”字“類”字尽可单写左面半个；“聲”尽可单写三分之一。……只要写的人便利，看的人明白，什么都可以写得。譬如某甲穿一件竹布长衫，某乙穿一件柳条呢的袍子，某丙穿一件爱国布的袍子，只要能够保护他的身子，什么都可以穿得。——这样看来，做古文的人因为必须写什么“正楷”“行楷”和“正体”“帖体”的缘故，恐怕他写三百个字还没有写完，我写五百个字早就写完了哩。请问谁经济，谁不经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清朝末年，有一个小学堂的教习教国文，遇到一句文章，叫做“若汝狗，白而往，黑而归，汝能无异乎？”这位教习把“若汝狗”三字解释作“譬如你是一只狗”，因此新闻纸上传为笑谈。我想，这位教习固然欠通，可是编教科书的人的文章也太求简古了。如作“若汝之狗”，或作“若汝所豢之狗”，则学生容易领会，教习就是不通，也不至于误解了。

若说简的文章，因耐人寻思，所以别有趣味，不比白话文张口见喉咙，一切说尽，毫无含蓄。那么，我要请问：有两句诗，叫做“蛙翻白‘出’阔，虾死紫‘之’长”，你道好不好？还有一句诗，叫做“天刮吃陈团”，意谓“等到天亮了，外面的鞭爆声刮拉刮拉响的时候，我们去吃陈家的汤团。”这样的意思，用五个字来包括，真要算“简”到极处了。耐人寻思吗？别有趣味吗？就算耐人寻思，就算别有趣味，还不是耐一班摇头晃脑的斗方名士寻思，别有刁钻古怪的趣味？请问和一般应用文章有什么关系？

这篇文章，是因为看了张君的通信，有所感触，提起笔来，随便写下去的，没有层次，不成片断，本来算不的一篇论文，只算和大家随便谈谈罢了。

八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