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园兄：来信所说的话，实在痛切得很。中国自经一八九四年，及一九〇〇年两次打败在外国人手里以后，偶然有几个人讲了几句变法革新的话，于是政府和社会两方面为遮羞计，勉强开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学堂；还有极少数的人说，文章也该革命，于是才有了一种所谓“报馆体”的文章；从《时报》起，才把那些《西政原于周官说》的论文题目，“祝融肇祸”、“瀛眷北上”、“京华冠盖”、“羊城异俗”等等四个字的纪事题目变换。其实于革新的根本上还没有讲到。不料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上有袁皇帝，下有一班死不尽的遗老、遗少（什么叫做“遗少”呢？现在有一班二三十岁的少年人，或学老前辈的样子，做什么书的“考证”，什么书的“札记”；或则想做大文豪，学蒲松龄的烂调文，王次回的肉麻诗。这两种人的文章里，照例用干支纪年，阴历纪月日，籍贯必须写满清时代的旧地名，神圣曾左而尽贼洪杨，追念满廷而咒诅民国。他的年纪“少”而未“老”，他的资格本不配“遗”，而妄欲自命为“遗”，这便叫做“遗少”），大倡“复古”之论：说什么“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非昌明圣教，遵修旧文，不足以挽将丧之斯文，回既倒之狂澜。”于是一班做投机事业的新书店，赶紧印什么“诗话”“文集”，一班剪了辫子的半边和尚，趁这机会混到中小学校里去教国文；其效果，竟至有堂堂中华民国的中学校学生，听见人家称伦理学为ethies，会大大的生气，骂人家不爱国。老兄！你说“全国中小学生现仍在倒悬之状态中”；我看那班老不死的废物拿青年来“倒悬”，青年不但不觉得不舒服，遇到我们要想去解他下来，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唉！老兄！你想这有什么办法呢？你是一位大教育家，对于这种现状有什么法子想呢？《新青年》同人不过目睹青年界之消沉，本一己之良心，讲几句极和平的劝告话；即以文学革命而论，不过略略说了几句旧文学的劣点，然而已经招了一班略读几篇唐宋古文，全不懂得旧学的青年反对了，说：“照这样讲法，非将数千年的文学完全打消不可，这还了得吗？”老兄！你想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去救济他？——但是悲观的话，也不用说。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死帝国”不好的老样子，虽然行了数千年，也该毅然决然的扑灭他；合理的新法，虽然一天没有行，也该毅然决然的振兴他。“相斫书”上的老例，和旧戏里的“脸谱”一样，断断没有采用的价值。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既然觉悟汉文不合论理，不宜新学，就该用全力来推翻他，用别种较文明的文字为中华民国的国语（此意详《新青年》四卷四号我给独秀君的通信里），总期中华民国的国民，做一个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汉朝、周朝、五帝、三皇、无怀、葛天时代的野蛮人。《新青年》同人抱定这个目的立论，愿老兄也出其研究新教育之心得，来救济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

钱玄同

1，julio，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