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荆先生：

来信敬悉。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在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

承介绍日本关于提倡romaji的书，谢谢。这一类书，我也看过一两种。但我对于华文改用罗马字拼音的办法，却不甚主张。其理由，见四卷四号致陈独秀君、同五卷四号致胡适之君信内。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于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日本话改用罗马字拼音，比中国要容易得多。然而提倡了将近二十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改用romaji。则中国人要使罗马字拼音能完全见诸实行，一定比日本还要迟缓。我以为即使从今日起，赶紧提倡，恐怕完全见诸实行之期，总要在国民二十年以后；并且中途经过的困难，一定很多。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叫人家学上三年五年，就可以看“现在世界上做‘人’的好书”。凡关于学问方面，就是自己发表著作，也可以用这第二国语来做；——日本人之于英文，实在就有这样的趋势。——至于普通应用同浅俗书报之类，中国话一日存在，便可仍用旧文字：在文章的方面，用国语来做；在读音的方面，用注音字母注起音来；在书写的方面，渐渐的废去楷书、行书专写草书，或更采用许多简笔字。如此，则旧文字也还可以用用，不至感绝大的困难，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

但是假如有人来做这罗马字拼音的事业，我也不反对。我并非要做蝙蝠派、骑墙派的人，两面讨好。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字，以为无论如何主张，只要是存补救或改革旧文字之心者，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我虽然不甚主张罗马字拼音，但若有人做这事业，竟能在数年之内完全告成，条理精密，可以施行无碍，我所说“民国二十年以后”的话，幸而言不中。到那时候，我一定抛弃我的主张，也来鼓吹拼音的新汉字，能够第一国语和第二国语用同样形式的字母，岂不更为便利吗？

总而言之，我的不主张罗马字拼音，是因为个人的观察，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很是困难。假如有人竟做到了，那就是我这观察完全谬误。既自知其谬误，自然应该舍己从人；——但是若靠了传教的西洋人做的几本拼方音的书，就说是拼音文字告成，那是我绝对不承认的。——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同读了几句esperanto的人，便竭力骂别种“世界语”为“冒牌之国际语”。我以为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我的符号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号比我的好，我自然该舍己从人。今天觉得甲符号好了，明天又遇见乙符号，确比甲符号还要好，自然该舍甲从乙，推而至于后天大后天……又遇见了丙丁……符号，假如丙确胜于乙，丁确胜于丙，自然该舍旧谋新。所以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以为“世界语”只许“柴明华先师”造的，别人没有造“世界语”的资格，这话我也不敢随声附和。

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发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知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请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几句普通话以外，维新以前，是用汉文做第二国语；维新以来，是用西文做第二国语；——日本虽然没有“第二国语”之名，但是研究他们学问的人，几乎无一不懂英语、德语。——他究竟做了“汉奴”、“洋奴”没有？再看那班扶清灭洋的拳匪，到了一九〇一年以后，都要学吃番菜，学同外国人拉手了。他难道是学了第二国语才变心的吗？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哪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