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自述之一节

余在西伯利亚所经之岁月，足令余得无限之学识，为他处所不可得者。（克氏本俄之贵族，少年尝从军于西伯利亚。）余之抛弃一切谬想，决定国家统治机关，于人民无丝毫之利益，实始于是时。自是不独深知人与人类之本性，抑且深知人群生活之枢机。此间民族载籍罕道，顾其所建设之事业，及其事业在社会进化中之重要，皆一一显现于我之目前。既观彼民族由杜高波尔而迁于阿姆尔之社会状态，复察彼等共产的、协爱的组织所获之实效，更由国家的殖民事业之失败，而证明彼等殖民事业之结果，凡此皆载籍中所不能赞一辞者也。

更与彼土著之居民杂处，而察其社会组织之复杂状态，实有最大之光彩，足为吾本书生色者。此种僻壤民族所演之伟业，经余之实地观察，而了如指掌。自是余之思想，变对于治人者(首领)与被治者(人群）之关系，盖与托尔斯泰所发表于其[战争与和平一一书者，吻合无间矣。

余经过贵族敎育，而初入正式生涯之时代，思想与寻常少年无异。心目中所以为不可缺者，即统率、命令、责罚、惩治等字也。顾一经入世，观察既深，种种谬误，立时毕露。余乃洞知以号令及规律为根据之作为(即国家统治与以公共意思为根据之作为(即自由协爱之组织），二者之间，其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前者之作用，纯以军队的性质行之，而于众意结合之正当生活，全无价値者也。当此之时，余虽未以政治的名词，表示余之意见，然由今言之，余少年脑中国家统治之观念，实悉数抛弃于西伯利亚之荒野，而纯粹成为无政府党，即此时也。

余自十九岁至二十四岁间，曾图谋重要的改革计画，集百人于阿姆尔河畔，以可笑而渺小之方略，准备实行大冒险之战鬬。此事卒收多少之效果，余遂可以实事之经验，证明号令与规律之无用。吾愿凡提倡国家统治之政治学家，于构造其理想国家之先，一游此正当生活之学校（指西伯利亚）。吾知此后主张军队的(喻压制）一金字塔的喩阶级之多）社会组织者，必比今较少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