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评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243—210年，阿育王：西纪前304—232年）。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四万八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河南洛阳白马寺

河南洛阳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城东12公里处，在汉魏洛阳故城雍门西1.5公里处，古称金刚崖寺，号称“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它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植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谭，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