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他这部书于公历一八九一（清光绪十七，辛卯）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原本不久即遭禁毁，一八九四（清光绪二十，甲午），一八九八（清光绪廿四，戊戌），一九〇〇（清光绪廿六，庚子），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所以当时这书极难见到。一九一七（民国六，丁巳），康氏重刻木板，改名为“伪经考”，但这重刻本出世不过十来年，现在已经不容易买到了。

这书刚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曾经风行过两三年的，但我敢说，那时读这书的人虽多，然懂得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是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龢）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这书中的材料和议论可以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罢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这书力翻二千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罢了。最上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势危殆，对于这位俊伟卓荦的康氏欲行变法维新之钜业，敬其人，并敬其书罢了。至于这书在考证上的价值，他们是不理会的；岂独不理会，恐怕虽在政治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臆武断呢。我且拿皮锡瑞做个例。皮氏是当时一位经学家，而且是一位经今文学家，而且在一八九七（丁酉）到一八九八（戊戌）的时候，人皆目之为“康党”而大遭湖南的顽固党叶德辉等所排斥反对的。他的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王制笺》等，虽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说，但他对于康氏“壁中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这个断案，始终是拿住将信将疑、不敢质言的态度。皮氏且然，何况他人！甚矣，解人之难得也！

在三十年前，对于《新学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崔君受业于俞曲园（樾）先生之门，治经本宗郑学，不分今古；后于俞氏处得读康氏这书，大为佩服，说它“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廿五日第一次给我的信中说：

《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三月中又来信说：

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故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

崔君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徵记》、《五经释要》诸书，皆引伸康氏之说，益加邃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五日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虽若“五德”之说与《谷梁传》皆古文学，“文王称王”、“周公摄政”之义并今文说，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车至赵，亦不能徒步至燕也。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谒崔君请业，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质疑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

我因为确信《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故二十年来对于青年学子们常常道及这书，认为这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一部要籍，无论是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都有读它的必要。

但这书无论原刻本，翻刻本，石印本，重刻本，现在都是无法买到。空口赞美，画饼充饥，这实在是一件大憾事。两年前，吾友顾颉刚先生曾经把它标点一过，打算由朴社印作《辨伪丛刊》之一，因经费窘绌之故，一时尚未能付印。现在吾友方国瑜先生把它标点印行，这真使我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我因为二十年来曾将这书粗读数过，又得先师崔君的指导，不自揣量，妄谓对于这书的好处和坏处都能够有些了解，所以便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写这一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