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中，我认为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择要论之如次：——

书中最重大的发明有二点：

（1）秦焚《六经》未尝亡缺；

（2）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

（1）《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一篇，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我现在又想到两点，亦颇足为破“书缺简脱”之说之证：

（ㄅ）《诗经》的篇数，若照古文经的《毛诗》说，全经该有三百十一篇。因《小雅》中之《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都是“有其义而亡其辞”，故残本之今文经只剩了三百零五篇。《郑笺》：“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孔疏》：“六国之灭，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诗》、《书》，故以为遭此而亡之。”据此所说，这六篇诗是因秦焚而亡缺了。但汉初传《诗》，即分鲁、齐、韩三家。这三家各自传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辕固、韩婴三位老先生都把这六篇诗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记住了！天下竟有这样巧事，岂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诗》，这六篇的篇名虽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们的词句也亡缺了！今文《诗》据说是靠讽诵而传下来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样的背不出这六篇，而古文《诗》据说是从子夏一代一代传到大毛公，作《故训传》，被河间献王所赏识，立博士，则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样的也是缺了这六篇。这种奇迹，居然能使自来的经学家深信不疑，刘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ㄆ）《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是博士之书不焚之铁证，康氏已详言之矣。在这一点上，我又找出奇迹来了《史记·儒林传》云：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

下文忽云：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始皇本纪》中明明说博士以外的书才要焚，而《儒林传》中偏说伏老博士因为政府焚书而把《尚书》藏到墙壁里去，以致亡缺。如此矛盾，如何可信！康氏及崔君都说《史记·儒林传》曾被刘歆增窜，我看是很对的。即此一事，足以证明伏生在汉文帝时所传的《尚书》，就是他在周末所受的，也就是他做秦博士时所掌的，并无亡缺。刘歆非说今文《尚书》为残本不可，于是不得不增窜《史记·儒林传》以为证据，初不料竟与《始皇本纪》抵牾也。

或曰：“然则汉初申培、辕固、韩婴、伏胜、高堂伯、田何、胡母子都、董仲舒这八位经师所传的《五经》，果与孔子之时完全相同欤？”答曰：这个问题当然有待于仔细的讨论，决不能随便武断。据我看来，今文《五经》中，恐怕有一部分是战国时人的著作。但八位经师之中，惟董生年辈较晚；其他七人，高堂与田不可考，似乎是生于周末；至于申、辕、韩、伏、胡母五人，皆周末之儒生也。他们在周末受经，经过国祚只有十余年之秦，至汉初而传经，我敢说他们在汉初所传之本就是在周末所受之本，没有什么两样。（董生的年辈虽稍晚，但他所传的《春秋》，与胡母生的并无不同。）我们可以说经中有战国时增加的部分，然决无秦汉间亡缺的部分；汉初的今文经固然未必与原始的经相同，但是一定与周末的经相同。

（2）《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一篇，康氏于一九一七（民国六，丁巳）重刻这书时所作的《后序》中有一段自述的话，很简赅，可作此篇的解题读：

吾……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繙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

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这真是巨眼卓识！他从这一点上起了疑问，先“大胆的假设”，说古文经是伪造的，于是“小心的求证”，——

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亦《后序》语）

照此看来，这一篇是他做《新学伪经考》的起点。这篇末了有一段极精要的话：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这种奇巧的情形，一经点破，真要令人绝倒！不知何以后来的古文家总是那样深信不疑；而自命为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也都不敢怀疑，不敢考辨，一任刘歆欺矇，真可异也！

此外还有两点，也是康氏的特识：

（3）他说《史记》中有被刘歆增窜的部分。这一点，康氏虽已见到，但未暇深究，仅引其端，附《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之末。先师崔君继康氏而专考此事，发见甚多，撰成《史记探源》一书。关于此点，几无余蕴矣。

（4）他说刘向与刘歆父子异撰，向为今学，歆为古学，成《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一篇。盖自来治校雠之学者，总认向歆父子为同术。康氏于此篇之首大声疾呼曰：“盖人以为《七略》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尽出于歆也；又以为《别录》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亦伪于歆也。”可谓一语破的！（关于这一点，崔君的《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中又补充了许多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