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宋学之开创，始自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这一点朱熹就已经提到过了。《朱子语类》卷八十载：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
所谓不越注疏，即指墨守先儒为经书所作的传注而不敢异议。从这段话看，朱熹只提到了欧阳修等人对传疏的怀疑（疑传）。其实宋学初期的疑古思潮，矛头也指向了封建时代奉若神明的经典本身（疑经）。如北宋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抨击当时科场风气时说：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
司马光此奏撰于熙宁二年（1069），显对王安石变法而发。关于他的政治观点，且暂置勿论，就其奏折中所抨击的“新进后生”，把矛头直指《周易》、《周礼》和《春秋》三传而言，都是疑经的实例。
宋学初期之疑古可区分为疑传、疑经两派。其代表人物是，孙复字明复（992—1057）、欧阳修字永叔（1007—1072）、刘敞字原父（1019—1068）等。孙复年代最早，主要活动于天圣、明道、景祐、庆历年间，是宋学疑传阶段或者说宋学疑传派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稍晚，主要活动期在庆历、嘉祐年间，是宋学疑经阶段或者说是宋学疑经派的代表。刘敞的年辈最晚，属于疑经派的后起之秀，宋学之疑经思潮到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下面试逐一加以介绍。
先讲疑传派。
如前所述，从北宋太祖至仁宗即位初期，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就学术而言，基本上沿袭汉、唐以来的注疏之学，即汉学。士人谨守先儒注疏，莫敢异议。
《圣宋文选》，卷九。 同上。 这种情况到了仁宗即位之初，大抵未变，孙复《寄范天章书》（二）说：“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 并说，专守先儒之经注，不但未能尽见诸经之义，且使“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 。
据《范文正公集》卷末所附《范文正公年谱》，孙复始游范氏之门墙，乃在天圣五年仲淹掌南京应天府学并兼管应天书院期间。应天书院，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据《范文正公年谱》，仲淹在南京时，“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足知范仲淹的疑传态度，在当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上引《寄范天章书》，可以看作宋学开创之初，在天圣、明道、景祐年间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疑传派学者反对汉学遗风的宣言，范仲淹、孙复等人不惑传注的怀疑精神，不唯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年轻一代儒生对传统儒学的大胆挑战，而且为义理之学的开创，打通了前进的道路。
《居士集》，卷二十七。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泂明远、楚丘李缊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长编》，卷一百四十九，庆历四年五月壬申条。 《春秋尊王发微》，卷一，（鲁）隐公元年春正月条。 同上。 范仲淹虽是一位在宋学初期开风气的领导人物，但其学术著作留传不多，而且平生志业别有所在，而孙复则是专力从事宋学草创的第一人。孙复自四十四岁开始，退居泰山，讲学授徒。 庆历二年（1042）因范仲淹之荐任国子监直讲，在经筵“讲说多异先儒” 。平生著述颇多，主要有《易说》六十四篇和《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这些著述，特别强调抓住“心”和“用”两个主要方面来改造和发展传统的儒学，大抵代表了此后宋代新儒学的方向。可惜孙复的《易说》已佚，无法窥知他在心性方面的论旨。《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则岿然独存，此书不独在《春秋》学，即令在整个宋代经学中，也是开风气的著作。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孙复认为自己所“得于经之本义”的乃是《春秋》专为乱世而作，而明时之衰、诸侯大夫之罪。因此，他在《春秋尊王发微》开宗明义就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 他还历数东周之乱政曰：“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 以两个“不”字，两个“无”字，四个“有之”，对春秋时代的政治局势所作的概括，皆是贬辞而无一褒语。这种观点，同当时朝廷颁行的孔颖达《春秋正义》（杜预注，孔颖达疏）的有褒而无贬，正是背道而驰。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春秋尊王发微》提要讥之曰：“使二百四十二年中无人非乱臣贼子，则复之说当矣；如不尽乱臣贼子，则圣人亦必有所节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诸侯大夫，无一人一事不加诛绝者乎？”而《四库简明目录》卷三还认为：“孙复以后说《春秋》者，名为弃传从经，实则强经以从己。”从笃守古训的立场上看，孙复的《春秋》研究，主观的成分的确太多了。所谓强经以从己，实即后来宋学大家陆九渊所说的“六经注我”，可知孙复对义理之学的贡献，不独开“不惑传注”、“弃传从经”之风于庐陵未作之先，而且以“强经从己”遥领南宋心学于前。
疑传派以孙复为首，其门人有石介、士建中、张泂等，皆以“不惑传注”，非议汉唐注疏之学著称于当时。如石介尝撰《忧勤非损寿论》驳斥郑玄说：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 《文王世子》郑康成注曰：“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余谓忧勤所以延年，非损寿也；安乐所以损寿，非延年也。……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汤者三岁，岂为损寿乎？又谓武王以安乐延年，且武王继父之事，受天之命，顺人之心，与八百诸侯同伐纣，以生万民，以启天下。天下有一夫横行，武王则羞。为安乐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27页。 （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引古谚。 郑玄乃东汉经学大师，汇今古文两派之所长，“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为儒林北学之宗。他的注疏长期以来与先秦经典同时流行，其地位一度曾与经文本身相上下。所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 。石介竟敢以“康成之妄也如此”一言将他彻底骂倒，足见宋学初期的疑传派气势之盛。士建中、张泂的著作均已失传，但由石介对他们所作的评价可以间接了解一二。《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范思远书》论士建中（字熙道）曰“其人能通明经术，不由注疏之说，其心与圣人之心自会，能自诚而明，不由钻学之至，其性与圣人之道自合”。同书卷十四《与张泂进士书》则曰：“明远（张泂）始受业于子望（刘颜），又传道于泰山孙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见所为论十数篇，甚善。出三家之异同而独会于经。”“出三家之异同而独会于经”与“不由注疏之说，其心与圣人之心自会”意思相同，可知本派学风，正以“弃传从经”、“不惑传注”为共同特征。
疑传派学者除了孙复及其弟子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刘颜和周尧卿。《宋史·儒林传二》说：“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学不专章句……著《儒术通要》、《经济枢言》复数十篇。石介见其书，叹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可知他的观点，与孙、石等人基本相同。“学不专章句”乃11世纪30年代学界时风之所尚。周尧卿（994—1045）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著《诗说》、《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宋史》本传载：“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长于毛、郑《诗》及《左氏春秋》。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刘、周两人的著作已久佚，然据此仍可略窥一斑。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 上述诸人，活动年代大抵与孙复相近。除周尧卿外，余人与孙复、石介均为师友关系，因学风的一致而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流派——疑传派。这一学派的共同特征是侧重于疑传而未疑经。前引孙复《上范天章书》（二）所谓“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以及石介在他的《与杨侍讲书》中所说的，诸经“皆圣人之书也，圣人没，七十子散，微言绝，异端出，群子纷纷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学者不知所趋” 等话，都可以互相参证。疑传派对经典权威地位是坚信不移的，而他们对传注的怀疑，实质上正是为了捍卫经典的权威地位。这种态度，与后来兴起的疑经派恰成一鲜明的对照。
下面再讲疑经派。
宋学疑经之风，一般认为是从仁宗庆历年间开始的。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所引陆游的一段言论，是后世论者谈到宋学疑经风气时所常加称引的史料根据，其言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庆历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正当11世纪40年代。陆游这里提到的“疑《孟子》”者系指李觏和司马光，“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排《系辞》”、“毁《周礼》”、“黜《诗》之序”，并出于欧阳修。而诸人之中，年代以欧阳修为最早。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十。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十八，引方德操语。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试笔·系辞说》。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八，《易童子问》卷三。 不过，据《欧阳文忠公文集》编年，欧阳修关于《系辞》非孔子所著的怀疑，早在景祐四年（1037）所撰的《易或问三首》中已经提出过了。在后来《易童子问》中，其疑《易》更加系统。该书卷三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关于“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的说法以迄11世纪30年代，大约一千多年中，读书人一直将《系辞》《文言》《说卦》等当作圣经《易》的一部分加以尊奉，而欧阳修竟一概加以否定，这在当时所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据记载，欧阳修好友韩琦，因此而“对欧阳公终身不言《易》” ，以沉默表示反对。欧阳修“排《系辞》”时年方三十一，到晚年持之益坚，而士人亦稍稍以其言为然。 这不仅是因为欧阳修具有“勇于敢为、决于不疑”的坚强意志，而且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的正确方法。因此，自从欧阳修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越到后来相信的人越来越多。
欧阳修用以论证《系辞》、《文言》、《说卦》等非孔子所撰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找出比孔子更早的书证以断其伪，二是找出原文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断其非出于一人之手。试以《易·乾卦》的《文言》部分为例。欧阳修在《易或问三首》之一中说：
《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三首》其一。 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然其用心，亦必欲其书之信后世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者，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
左氏生于孔子同时或稍后，其传《春秋》而载孔子生前十五年——鲁襄公九年穆姜之语与后世所传《易·乾卦·文言》八句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文言》为后人伪托，集古语以充之。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八，《易童子问》卷三。 《居士外集》，卷十五，《传易图序》。 同上。 在《易童子问》卷三中，欧阳修进一步指出：“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像这样竞相作伪而至于前后抵牾、漏洞百出，在《系辞》中也比比皆是。《易童子问》列举了不少，此不赘引。对于这种情况，欧阳修解释道：“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 欧阳修还以《系辞》等与孔门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的《论语》“书其首必以‘子曰，者”相比较，指出若《文言》出于孔子自作，则不应自称“子曰”，“又其作于一时，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发之？” 欧阳修认为：《系辞》、《文言》等篇的真正作者，乃是“汉之《易》师”。而“其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 。
由上述诸例可知，勇断不惑，而又考证详密，既有所破，又有所立，比起前此孙复、石介等疑传派攻之有余，立之不足，欧阳修已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欧阳修还对历来作为《诗经》之一部分的《小序》的真伪提出了怀疑。如他在《诗本义》卷二《野有死麇论》中论曰：
《诗序》失于《二南》者多矣。孔于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盖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过半尔。说者执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郑之说，皆云文王自岐都丰建号称王，行化于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尔。就如其说，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于《芣苢·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非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于《行露·序》则反有“强暴之男侵陵贞女而争讼”。于《桃夭》、《摽有梅》序则又云：“婚姻男女得时。”又似不应有讼。据《野有死麇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惟被文王之化者，犹能恶其无礼也。”其前后自相抵牾，无所适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毛诗本义》。 所谓互相抵牾，无所适从，与《系辞》、《文言》所暴露的情况正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之一。 欧阳修在开疑经之风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不只限于《诗》与《易》，几乎所有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他都曾以怀疑的眼光加以审视和质问。如《居士集》卷四十八所收先后作于庆历、嘉祐年间的进士策十二篇，几乎每篇都以疑经为题。其中对《周礼》质疑说：“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 六经虽属先秦典籍，其实多出汉人所记诵，口耳相传，伪作窜入的可能性很大。何况六经之中，《周礼》其出最后，但所载周礼乐制度却最详备，欧阳修根据书中记事的悖于情理而提出怀疑，是有道理的。
关于《礼记》的《中庸》，欧阳修提出质疑道：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之三。 《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学，学十五年而后有立，其道又须十年而一进。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
《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二。 上述质疑，不仅指出经文前后的自相抵牾，而且是更进一步，触及经典立论本身的正谬了。类似的议论，如《居士集》卷十八《泰誓论》斥“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为妄说，《问进士策四首》之一的非《孟子》之以“井田”乃仁政之始等，实已开苏轼讥《尚书》和李觏、司马光疑《孟子》之先声。而《问进士策四首》之二，则抓住《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遍斥“《书》载‘凤凰之来舜’，《诗》录乙鸟之生商，《易》称河洛出图书，《礼》著龟龙游宫沼”，以及《春秋》六鹢 鹆等“于人事而何干”之记载，对“圣人之所书”提出综合性的怀疑。 六经在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欧阳修敢于提出如此激烈而又全面的质疑，没有深广的学问根柢和无畏的勇气是不行的。而这两点，正是宋学怀疑精神得以形成和发挥的必要前提。到稍后的刘敞，这两个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玉海》，卷四十，《艺文·春秋》；又《居士集》，卷三十五，《集贤院学士刘公（敞）墓志铭》。 刘敞比欧阳修小12岁，但学问渊博则过之。敞长于《春秋》，为书四十一卷。包括《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说例》二卷、《春秋文权》二卷、《春秋意林》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传》说：“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故所训释为远胜于复焉。”
“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这是刘敞《春秋》学之所以远胜前期疑古派孙复的原因，并标志着宋学疑古的视点由传转入经之后，已从疑传派凡传皆谬、唯经是从的绝对化立场转为唯善是从、非善则经、传皆所不取的灵活态度。刘敞对后世宋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另一部著名之《七经小传》三卷。所谓七经，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可知刘敞除《春秋》之外，对《诗》、《书》、《三礼》等经典也下过一番功夫。作为疑经派后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刘敞对宋学的贡献及治学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自出新意。《七经小传》卷下解《论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一章说：“‘浮于海’，非仲尼意，而仲尼为若言者，盖言己在天下，道不行，则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随波转薄矣。”以《论语》子曰“乘桴浮于海”为“周流四方”的比喻语，前人所未发。刘敞此解，从训诂学上讲，并无依据，自非定论。然就其自出新义之大胆与果断而言，则不乏启发意义。
《七经小传》，卷下，宰予昼寝条。 其二，增字为释。《论语》关于孔子批评宰予昼寝的公案，历来聚讼纷纭。刘敞《七经小传》一空依傍，自标新意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云云，学者多疑宰予过轻而仲尼贬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昼夜居于内，昼居于内则问其疾，所以异男女之节，厉人伦也。如使宰予废法纵欲，昼夜居于内，所谓乱男女之节，俾昼作夜，《大雅》之剌幽、厉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贬之？然则‘寝’当读为‘内寝’之‘寝’，而说者盖误为‘眠寝’之‘寝’。” 在“寝”字之前增一“内”字，将原文作动词（“眠寝”）讲的“寝”变作名词（“内寝”），此即训诂学家列为大忌的“增字为释”。但刘敞置之不顾，自行其是。宋学与汉学之别，于此判若水火。
其三，改经就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评《春秋传》说：“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主一家，每以经、传连书，不复区画，颇病混淆。又好减损三传字句，往往改窜失真。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为‘讨赋则免’，而仍以‘孔子曰’三字冠之，殊为舛驳。考黄伯思《东观余论》称考正书武成，实始于敞。则宋代改经之弊，敞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两宋改经就义之习特盛，且多出大家之手，如二程、朱熹移易《大学》旧文次序，补缀传文；胡宏、汪应辰删改《孝经》旧文；王柏删改《诗》、《书》旧文等。考其渊源，刘敞实导其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曰：“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此论宋学原始，舍欧阳修以及更早的孙复，将疑古尚新之功独归于刘敞，大抵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着眼于本人著述的成就；二、着眼于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从前一方面讲，刘敞的《七经小传》，特别是关于《春秋》的五种四十一卷著述，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均超过了孙复的同类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及欧阳修的《诗本义》等经学专著。关于《七经小传》对王安石《三经义》（也叫《三经新义》）的启发，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引元祐史官之说，均有类似的记载，而以《三经义》为代表的王安石新说，在两宋之交足足统治了六十多年，足见刘氏之学影响之大。
对历史人物个人来讲，“以成败论英雄”常常有失之片面之嫌。但整个一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著述问世，是很难造成重大影响的。从这一点上讲，宋学初期的疑古之风，由孙复经由欧阳修再到刘敞，的确已经达到了足以改变一代学术面貌的高峰。
详（北宋）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引。 宋学疑经派除了欧阳修和刘敞之外，较有成就的还有永嘉前辈学者王开祖和湖南衡山人廖偁等。王开祖《儒志编》以《易·系辞》因“相传于易师”，“其间失坠而增加者不能无”，而疑其“非圣人之言”；廖氏文集《朱陵编》论《洪范》，以为“九畴，圣人之法尔，非有龟书出洛之事”，所见并与欧阳修略同。 王开祖对欧阳修的敬仰已见前章所引《王文公文集》卷八《答王景山书》。据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廖偁的弟弟廖倚是欧阳修三十年的好朋友，但廖偁本人欧阳修并不认识。可知时代风气所至，即使是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也能得出不谋而合的结论。故本文所谓流派，也兼涵同一时期观点一致、学风相近的学者。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 《居士外集》，卷十八，《答祖择之书》。 上文将宋学初期疑古思潮分为疑传、疑经两个互相交叉的阶段，两者在时间发展上虽有先后，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反对以“浮碎章句”（《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范思远书》）为特征的训诂之学而建立以“得经之本义”（《居士集》卷二十七《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为目的的义理之学这一点上，则完全是相同的。石介论学之言曰：“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 欧阳修论治经之旨曰：“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 这个“意”和“道”，也便是儒家学问的义理，即内容。不停留在辞句的解释之上，直接以把握经典之整体内容为治学的主要目的，正是有宋义理之学的基本精神。
不过疑传也好，疑经也好，包括删经、改经，均离不开传统经传，只是在先秦著作的真伪和解释中周旋。欧阳修、刘敞、孙复等人，无疑都是具有首创精神的第一流学者。所谓怀疑精神，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创造性。但他们的创造性，受到前代文字材料的局限，只能在“疑古”两字上大作文章。比较彻底地摆脱经传限制而自立新说，更进一步体现宋学创造精神的是在疑古基础上形成的宋学议古派和拟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