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前，宋朝有个文天祥说的：“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十七史尚且无从说起，何况中国全部的学问，比十七史更广！但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浅深，见机说法，也就罢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中国第一个开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么？第一个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苍颉么？第一个宣布历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么？第一个发明哲理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么？伏羲的事，并不能实在明白，现存的只有八卦，也难得去理会他。其余三位开了一个法门，倒使后来不能改变。并不是中国人顽固，其实也没有改变的法子。

苍颉造字，当初只有“指事”、“象形”两件条例。甚么叫做指事？就像上、下两个字，古篆只作丄丅，不过是指个方向。其余数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也叫做指事，和号码也差不多。甚么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作，月字作，水字作，火字作，是像他的形势，所以叫做象形。

当初苍颉造字的时候，只有这两种例，字都是独体的。苍颉以后，就渐渐把两个字和合起来，变了合体的字，所以又有“形声”、“会意”两件条例。甚么叫做形声？一旁是字的形，一旁是字的声，所以叫做形声。譬如水有各项，不能统统都叫做水，自然别有一句话。要写这个字出来，若照着象形的例，仍还是个字，不能分别，所以在水字旁又加一个声音去指定他。譬如江字水旁加工，河字水旁加个可，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声。甚么叫做会意？把两个字的意和合起来成一个意，这就叫会意。譬如人旁加个言字，就是信字，见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话，只是狗吠鸡鸣一样。止上加个戈字，就是字，案：楷书写成武。见得别人举动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件条例，造字的法子略备了。

但是中国有一千六百万方里的地面，中国的本部从黄帝到现在有四千年没有甚么大加减。同是一句话，各处的声气自然不能一样，所以后来又添出“转注”一件条例来。甚么叫做转注？这一瓶水展转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样，瓶是二个。把这个思意来比喻，话是一样，声音是两种，所以叫做转注。譬如有个老人，换了一块地方，声音有点儿不同，又再造考字。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多了。但是人的思想万变不穷，说话也万变不穷，却往往就这个意思移做别个意思，所以一个字往往包容得三四个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条例来。譬如令字本来是号令，后来发号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别造一个令字。长字本来是长短的长，后来看年长的人比小孩儿身体长些，也就叫做长。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省造许多。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条例并起来，叫做六书。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礼》的时候，就有六书的名目。不过苍颉造字以后，谁人把独体的字合做合体的字，这个却没有明据。苍颉造的字，叫做“古文”，后来合体的字，也叫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个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许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个李斯又把大篆减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项，虽有不同，只是略略改变。秦朝又把小篆减省，叫做“隶书”。现在通行的“楷书”，也还就是隶书。汉朝又把隶书减省，叫做“草书”，现在也是通行。当初用“隶书”、“草书”的人，不过为写字烦难，想个方便法门，不晓得通行以后，写字就快，识字就难了。识字为甚么难呢？隶书形体方整，象形字都不像了。况且处处省笔，连这个字是哪两个字合起来的都看不出，一点一画，觉得没有甚么意思。小孩识字的时候，不得不用强记，所以识字就难。有说：“中国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说这个是全不合情理的话。欧洲各国本来地方不大。蒙古、满洲，地方虽大，人数极少，合起来不过中国十六七县的人口。一国的说话，声气自然一样，所以可用拼音。那个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国本部差不多大，说话分做七十余种，却还要用拼音字。这一处的话写成了字，到那一处就不懂了。照这个看来，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地方大的，断然不能用拼音字。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况且古今声气，略有改变。声气换了，字不换，还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声气换了，连字也换，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甚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有说：“拼音字写起来容易，合体字写起来难。”这个也不然。中国的单音语，一字只有一音，就多也不过二三十笔。外国的复音语，几个音拼成一音，几个音连成一字，笔画也很不少。中国人若是兼学草书，写起来只有比拼音字快，没有慢的。有说：“拼音字容易识，合体字难识。”这个也不然。拼音字只容易识他的音，并不容易识他的义。合体字是难识他的音，却是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点。两边的长短相较，也是一样。原来六书的条例，最是精密，断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几个象形字一样。若说小孩子识字烦难，也有一个方便法门，叫他易识。第一要把《说文》五百四十个部首，使他识得，就晓得造字的例，不是随意凑成的。领会得一点，就不用专靠强记。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但拼音只把这个音当这个字，反切却是把音注在字旁，叫他容易唤出音来，并不是就把这个音去代那个字，所以反切与拼音用法不同。但前人做反切，随便把字取来使用，那个能反切的字，尚且读不准音，何况所反切的字，怎么读得准音呢？现前只照三十六字母，改换三十六个笔画最少的字，又照《广韵》二百六韵约做二十二韵，就是别国人唤叫母音的。两字一拼，成了反切，注在本字旁边。大凡小孩子们识了五十八个字，就个个字都反切得出来了。但声音要照《广韵》读，果然不可用土音，也不可用北京音。土音固是各处不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都用不着。我以前曾将五十八个字写出，将来就可以用得哩。第三要兼学草书，为临时快写的方便。但不可专用草书，不写正字。草书不过是补助的东西罢了。至于当教习的朋友，总要备段注《说文》一部，《广韵》一部，《四声切用表》一部，《书谱》一部，非但要临时查检，平日也要用心看看。最小的书，像《文字蒙求》，山东人王筠做的，只有薄薄一本。也好给学生讲讲，就晓得文字的妙处了。以上是论教文字的法子。

再说历史。为甚么说孔子宣布历史呢？以前中国的历史，只有《尚书》，叙事不大周详，年代也不明白。又还只是贵族政体的时代，民间只识得字，通得文理，并没有历史读。历史只是给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三百年的时候，才得有《春秋》出来，用编年的体例，叙事都也周详，却还只许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山东有一个齐国，宰相叫做管仲，颇要民间看看历史，也只为替他政府办事，没有别的好心肠。但那个时候，民间看见《春秋》的，是少得很。管仲想个法子，凡有读得《春秋》的，给他值二十两黄金的衣服，五方里的田。看他的赏这样重，就晓得读《春秋》的少了。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很不愿意贵族政体，所以去寻着一个史官，叫做老子，拜了他做先生。老子就把史书都给他看。又去寻着一个史官，叫做左丘明。两个人把《春秋》修改完全，宣布出来，传给弟子。从此民间就晓得历史了。以前民间没有历史，历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图书馆。政府倒了，历史也就失去。自从孔子宣布到民间来，政府虽倒，历史都不会亡失，所以今日还晓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这都是孔子的赐了。孔子以后三百多年，汉朝有一个史官，叫做司马迁，又做成一部《史记》。又过了一百多年，又有一个史官，叫做班固，又做成一部《汉书》。那个体裁是纪传体，虽和《春秋》不同，但总是看个榜样，摹拟几分，所以《史记》、《汉书》的事，仍复可以编排年月。后来人又照着《史记》、《汉书》的体做去，一代有一代的史，到如今有二十四史。假如没有孔子，后来就有司马迁、班固，也不能作史。没有司马迁、班固的史，也就没有后来二十二部史。那么中国真是昏天黑地了。二十四史现在称为正史。此外编年的史，一千六百年前，汉朝有个荀悦，做一部《汉纪》。一千四百年前，晋朝有一个袁宏，做一部《后汉记》。九百年前，宋朝有一个司马光，做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从《春秋》以后，到宋朝以前为止，历代的事都有了。一百年前有一个邵晋涵，替毕沅做一部《宋元通鉴》。这种都是编年的书，比看正史略为简便，但是典章文物不如正史详明。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枢开头，摹仿《尚书》。近来有七种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只是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至于典章制度的书，是仿《周礼》、《仪礼》、《礼记》做的。一千一百年前，唐朝有个杜佑，做了一部《通典》，算第一美备。后来还有《通志》、《通考》，比《通典》万万不如，合起叫做“三通”。还有“续三通”并清朝的“三通”，合起叫做“九通”。这四种书，都是最大的历史。论开头的，只是孔子一人，所以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甚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语。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留心历史的多，后来却落个守旧的名目。不晓得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至于办事，原是看形势变迁，想个补救的法子，历史不过做个参考，原不是照着他做。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美事，现在人都不经意，不过看了些奇功伟业，以为办事可以顷刻而成，这真是颠倒的见了。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彩。”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家谱，总要胜那个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像《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讲战争的能有多少呢？可笑那班无识的人，引了一个英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都是已过的事，譬如邻家生了一只小猫，问他做甚么？不晓自己本国的历史，就是自己家里，并不是邻家。邻家就是外国，外国史也略要看看，何况本国史呢！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甚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至于别国人讲的社会学，虽则也见得几分因果，只是他这个理，总合不上中国的事，又岂可任他瞒过么？又有人说：“中国的历史，不合科学。”这种话更是好笑！也不晓得他们所说的科学是怎么样。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系统，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历史本来是繁杂的，不容易整理，况且体裁又多，自然难得分析。别国的历史，只有纪事本末一体，中国却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章制度四大体。此外小小的体更有无数。科条本来繁复，所以难得清理。但是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刘知幾做的《史通》，科判各史，极其精密，断非那几句油腔滑调去填的可比。要问谁算科学，谁不算科学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说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屦”，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试看别国没有编年的史，能够把希腊以来一年一年的事排比得清楚么？没有纪传的史，能够把不关政治的人详载在史中么？至于别国的哲学史，就像中国学案一样，别国的文学史，就像中国文士传一样，那又别是一种，不能说有了这种书，正史上就可不载。这样看来，中国史的发达，原是世界第一，岂是他国所能及的。但是一千年来的正史，却有过于繁碎的病。所以人说看《宋史》、《元史》，不如看《宋元通鉴》，也有一理。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育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历史教科书果然没有好的，初学的也将就可用。凡是当教习的朋友，总要自己的知识十倍于教科书，才可以补书上的不及。大概《通鉴辑览》必是看过。最吃紧的是“四史”，必是要看。外此《日知录》也是有用。有这种知识，就可以讲历史。将来的结果，到学生能看这几部书，就很好了。以上是论教历史的法子。

至于哲理，那就深了一层。但书没有历史的繁，这倒是简易一点。中国头一个高明哲理的，算是老子。老子的学问，《汉书·艺文志》说道：“出于史官。”原来老子在周朝，本是做征藏史，所以人事变迁，看得分明。老子这一派，叫做道家。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伊尹，二千九百年前，周朝的太公，二千五百年前，周朝的管仲，本来都是道家。伊尹、太公的书，现在没了。管仲还有部《管子》留到如今，但管仲兼杂阴阳一派，有许多鬼话。老子出来，就大翻了，并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老子以后，有二百年，庄子出来，就越发骏逸不群了。以前论理论事，都不大质验，老子是史官出身，所以专讲质验。以前看古来的帝王都是圣人，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以前有万物都有个系统，及到庄子《齐物论》出来，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这个法子做去，就世界万物各得自在。不晓怎么昏愚的道士，反用老子做把柄。老子的书，现在再也不能附会上去。还有人说老子好讲权术，也是错了。以前伊尹、太公、管仲，都有权术，老子看破他们的权术，所以把那些用权术的道理一概揭穿，使后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用意。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又把现在的人情参看参看，凭你盖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笼得人，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点事业，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时候了。解老子的，第一是韩非子，在老子后有三百年光景。《解老》、《喻老》两篇，说得最好。后来还算王弼。在一千五百年前王国魏朝。河上公的注，原是假托。傅奕的注，在一千二百年前唐朝时候。更不必说。老子传到孔子，称为儒家，大意也差不多。不过拘守绳墨，眼孔比老子要小得多。孔子以后一百多年有孟子，孟子以后五六十年有荀子。孟子放任一点儿，学问上确少经验。荀子比孟子严整得多，学问上又多经验，说话又多条理。荀子的见解，和庄子纯然相反，但是《正名》、《解蔽》两篇，是荀子学问最深的所在。后来人也都不解老子不看重豪杰，只要“以正治国”。正是甚么？就是法律。这一点，荀子却相近些。后来变出一种法家，像韩非子，本来是荀子的门徒，又是深于老子的，可惜一味严厉，所以《史记》上说“老子深远”，见得韩非也不及了。儒家从孔子以后，又流出一派名家，有个公孙龙，原是孔子的弟子，就是名家的开宗。此外墨子称为墨家，在孔子后几十年，意思全与儒家反对。《经上》、《经下》两篇，也是名家的说。名家就是现在的论理学家。不过墨子、荀子讲得最好，公孙龙就有几分诡辩。墨子的书，除去《经上》、《经下》，其余所说，兼爱的道理，也是不错。只是尊天敬鬼，走入宗教一路，就不足论了。还有农家主张并耕，也是从老子来的。小说家主张不斗，和道家、儒家、墨家都有关系。这七家都是有理的。居间调和的就是杂家。此外有纵横家，专是外交的口辩；阴阳家，就是鬼话连天。文章都好，哲理是一点不相干的。这十家古来通称九流。大概没有老子，书不能传到民间。民间没有书，怎么得成九流？所以开创学术，又是老子的首功。九流行了不过二百年，就被秦始皇把他的书烧了。秦始皇在二千一百年前。到了汉朝，九流都没有人，儒家只会讲几句腐话，道家只会讲几句不管事的话，农家只会讲几句垦田的话，还算农家实在些。小说家只会讲几句传闻的话，名家、法家、墨家都绝了。杂家虽永远不坏，却没有别人的说话可以采取，倒是阴阳家最盛行，所以汉朝四百年，凡事都带一点儿宗教的意味。到三国以后，渐渐复原，当时佛法也进中国来。佛法原是讲哲理的，本来不崇拜鬼神，不是宗教，但是天宫地狱的话，带些杂货在里面，也是印度原有这些话，所以佛法也把他打破。若在中国，就不说了。所以深解佛学的人，只是求他的哲理，不讲甚么天宫地狱。论到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他的空儿。后来到宋朝时候，湖南出了一个人叫做周茂叔，名是周敦颐，要想把佛学儒学调和。有一个鹤林寺的和尚，叫做寿涯，对他说：“你只要改头换面！”周茂叔果然照他的话做去，可惜还参些道士的话。传到弟子河南程明道，名是程颐，他兄弟程伊川，名是程颢，周、程都是八百年前的人。就把道士话打扫净了，开了一种理学的宗派，里面也取佛法。那时候陕西还有个张横渠，名是张载，说话几分和二程不同，带几分墨子兼爱的意思。程伊川的学派，传到几代以后，福建有个朱晦庵，名是朱熹。朱熹在七百年前。周、程、张、朱几个人，后来将他住址出名唤做濂、洛、关、闽。朱晦庵同时，还有个江西陆子静，名是陆九渊，和晦庵不对。陆子静只是粗豪，也取几分佛法。到明朝有个浙江王阳明，名是王守仁，传陆子静的派，世人都把程朱、陆王当做反对的话，其实陆王反对朱晦庵，也反对程伊川，到底不能反对程明道。陆王比伊川、晦庵虽是各有所长，若比明道，是远比不上。要把理学去比佛学，哲理是远不如，却是治世胜些。若比九流，哲理也不能比得老庄，论理学也不能比得墨子、荀子，只没有墨子许多尊天敬鬼的话。至于治世，就不能并论了。大概中国几家讲哲理的，意见虽各有不同，总是和宗教相远。就有几家近宗教的，后来也必定把宗教话打洗净了，总不出老子划定的圈子。这个原是要使民智，不是要使民愚。但最要紧的是名家。没有名家，一切哲理都难得发挥尽致。现在和子弟讲，原不能说到深处，只是大概说说。几位当教习的朋友，要先把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要略训》，《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近思录》、《明儒学案》讲一段目录提要的话与学生，再就本书略讲些。没有本书，《东塾读书记》也可以取材。这件事本是专门的学问，不能够人人领会，不过学案要明白得一点。以上是教哲理的法子。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还说不到这步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