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所论各节，委曲周至，一读倾心，非精于译例者不能道其只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误会鄙意者，有终为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贤者不耻下问之心，广孔氏各言尔志之义，请得为足下渎陈之：愚之主张音译，特谓比较而善之方，非以为绝宜无对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视其词是否相许，尤非任遇何名，辄强为之。足下以愚言“译事以取音为最切”，致来“物曲影直”之讥。又以愚说所之，“百科学名，都为羌无意趣之译语”，实则愚自执笔论此，未尝为此绝对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义之谓，乃其名不滥，学者便于作界之谓。如译logic为逻辑，非谓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尔、穆勒诸贤以及将来无穷之斯学巨子所有定义，悉于此二字收之，乃谓以斯字名斯学。诸所有定义，乃不至蹈夫迷惑抵牾之弊也。果尔，则足下谓“科学……领域之张，咸伴时代之文明而进，即同一时代，学者之解释区画，言人人殊”，适足以张义译之病，而转证音译之便也。足下亟称日人，谓其“辞书鲜从音译”，且“逻辑一名，彼邦传习之初，殊名纷起，卒定于一，举国宗之”，则愚知其所译逻辑之名，乃论理学也。论理学（science of reasoning）云者，斯学稚时之定义，其浅狭不适用，初学犹能辨之。今既奉为定名，于斯别求新义。是新义者，非与论理一义，渺不相涉，即相涉，而仅占其小部。总而言之，作界之先，当先为一界曰：“论理学者，非论理学也。”名界抵触，至于如此！宁非滥订名义者之恶作剧！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严者乎？足下谓：“义译须作界，音译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论，尊说诚是。若只言译事，定音与义胡择？则义译固然，音译乃不尔也。义译之第一障害，即在定名之事，混于作界。先取一界说以为之名，继得新界，前界在法当弃，而以为名之故，不得不隶新界于弃界之下。若取音译，则定名时与界义无关涉，界义万千，随时吐纳，绝无束缚驰骤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谈，苟音译之说学者采之，一名既立，无论学之领域，扩充至于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义译，则难望此。逻辑初至吾国，译曰“辨学”。继从东籍，改称“论理”。侯官严氏陋之，复立“名学”。自不肖观之，辨义第一，名义次之，论理最为劣译。东学之徒，首称论理，名辨俱无取焉。内地人士，似右严译，次称东名。吾邦初传之号，反若无睹。今吾学子，似俱审逻辑为一学科矣。其名胡取，尚无定论。然则足下所谓“一学成科之始，学者为之授名，后其学递衍递变，名则循而不易”。以译事论，音译诚将有然，义译似未易语是。足下取证日人，谓“一名既定，学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争符不止”之说。不知是乃彼邦学者习为苟安以唱宗风，首当矫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为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势已难于爬梳，故出于迁就一途。则吾人乍立新名，允当借镜于兹，勿将苟简褊狭之思，以重将来难返之势。足下乃谓为可法，愚窃为智者不取也。足下以天演公例，施之译林，然当知适者生存，适者未必即为良者。且据晚近学者所收例证，择种所留，其为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为真正进化计，天演论已当改造。以论问学，义尤显然。今言逻辑，请以辨、名、论理三名抛之吾国学界，听其推移演进，以大势观之，得收最后胜利，或为论理，如日人之今运然。是则足下所信“一番竞争，一番淘汰，所谓最大部分之最大涵义，或可于残存者遇之”。愚则以为最小部分之最小涵义，亦或可于残存者遇之也！盖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学问之事，端赖先觉，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强制之科。足下达者，当不以为妄。至音译有弊，诚如足下所云。愚虽右之，未敢忽视。故愚用斯法，亦择其可用者用之，非不问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拟译例，就义译一方，用意极为周到，愚请谨志，相与同遵。惟足下遇义译十分困难时，因忆及鄙说，不无几微可论之价，则亦书林之幸也！妄陈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