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诸君以博粗治文字，属演讲中国文学，又重以敝校校长陈先生之命，博不敢以固辞，试述“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
“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云者，与我之中国文学的意见不同。盖意见者，主观之批评；而观察之所据者，则客观之事实也。意见当自作主张，而观察必依于事实，则有不容师心自用者，不可不察也！
“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云者，又与我之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同。忆民国八年敝校开暑期讲习会，博尝讲“国文研究法”，论中国文学宜以何道治之而可。诸君当日必有在座者，而博今之所欲言者，则在中国文学宜根据何种事实观察而能得其真际。盖“国文研究法”之所研究者，在吾人文学创作能力之修养，而今与诸君言者，则在搜集古今之文学作品，由各个的观察，而为整个的说明也。向之所重者，自我能力之修养，而今之所重者，他人作品之观察。此又不可不辨也。
自北大胡适之先生倡“文学革命”以来，亦既数年于兹。有言俄罗斯文学者，有言爱尔兰文学者，有言英、德、法、美各国文学者，博窃以为此可以言外国文学之介绍，而非所论于中国文学革命之大业也。苟欲竟中国文学革命之大业，不可不先于中国固有之文学，下一番精密观察功夫。犹之“教育改进社”之企图中国教育改进，不可不先以“实际教育调查社”之组织也。博鲁不能治外国文学，顾狂瞽之见，窃以为橘逾淮尚为枳，迁地不尽为良，何况文学为一国国性之表现，而可舍己芸人，取非其有耶？此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所为不同于人云亦云者也！幸有以教之。
二 文学之定义
欲观察中国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
（甲）狭义的文学 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以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欣赏。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采，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非文学也，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子非文学也，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史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采，与夫诗赋骚颂之成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六朝人尝言：“有韵者谓之文，无韵者谓之笔。”持此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采，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
文学限于韵文，此义盖有由来。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家之专利品耳！倘求文学之平民化，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
（乙）广义的文学 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知情。知以治教，情以彰感，譬如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矣！
三 中国文学之起源
诗歌者，一切文学最初之方式也。无论何国，皇古第一部流传之文学作品，必为诗歌集。证诸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郑振铎《俄国的诗歌》、见《民铎杂志》第三卷第二号。瞿世英《希腊文学研究》见《改造》第四卷第五号。而可知也。今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号载有《荷马史诗伊丽雅底研究》一文，所谓《荷马史诗》者，希腊第一部流传之文学作品，殆即西洋第一部流传之文学作品焉。
《诗经》为中国古代之诗歌集，固也。然诗三百篇，惟《商颂》五篇为商人之遗诗耳，余皆周人作也。若商以前，曰虞，曰夏，不传诗歌而有政书，即《书》之《虞书》、《夏书》也。是我国皇古第一部流传之文学作品，非诗歌而政书也。然则“诗歌一切文学最初之方式”一语，殆于中国文学有例外耶？曰：是不然。虞夏有书无诗，非无诗也，诗佚不传耳。然遗文坠简，有可考见者：尧之世有《康衢歌》、《列子》：尧微服游于康衢，闻童儿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使尔为此？童儿曰：我问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击壤歌》，皇甫谧《高士传》：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舜之世有《明良喜起歌》、《尚书·稷益》：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赓续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卿云歌》、《尚书大传》：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南风歌》，《尸子》：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皆唐虞之遗诗也。是则我国皇古流传之第一部文学作品，虽非诗歌，而诗歌为一切文学之最初方式，则固中国文学之所不能异也。盖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诸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夫岂外铄，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阙，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生民之初，文字未著，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苗瑶之秧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牺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始有依声按谱，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而为诗，如所传《康衢》、《击壤》诸歌者。班固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特未及孔子编而放失者多耳！虽然，古诗放失之多，岂徒唐虞之古也哉！史称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是则《商颂》七篇，所存焉者厪耳！虽然，《乐记》曰：“商者五帝之遗声也。”《白虎通》：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是五帝之诗亡，而五帝之声未亡。《记》曰：“商人尚声，天威大声，《商颂》也。”即以《商颂》五篇为五帝之诗歌也可。惟诗歌为一切文学最初之方式，此狭义的文学所谓必限于韵文也。
夷考初民诗歌之动机有二：一赞美，二恋爱。
（甲）赞美诗 由赞美自然之美好，进而赞美人物之伟大，又进而赞美伟大人格化之天帝。舜之《卿云》、《南风》诸歌，即诗之赞美自然者也。诗之《雅》、《颂》，则赞美人物之伟大及伟大人格化之天帝者多焉。
（乙）恋爱诗 诗《周南》、《召南》开卷之第一篇，《关关雎鸠》，即男女恋爱之诗也。其余如《桃夭》、《汉广》、《草虫》、《摽有梅》、《静女》、《桑中》、《硕人》、《女曰鸡鸣》、《有女同车》、《狡童》、《褰裳》、《野有蔓草》、《溱洧》之属，更难仆数。
四 中国文学之沿革
中国文学之沿革，此兴彼仆，如水波之相续，循环起伏。就内容论，虽质点不同，后波之水，非复前波。而就外形论，则逝者如斯，后波之起，还仍前波。此日本人著支那文学史者所不知也。日本人著支那文学史，不过罗举作品，说明来历，可谓之书目提要，而不能谓之文学史也。史之大用，在能详考前因后果之沿革，说明此兴彼仆之波动。试陈其略：
中国文学之沿革，就内容论，则浪漫文学与现实文学迭兴仆；就外形论，则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迭兴仆；而就文言论文言，则又散文与骈文迭兴仆。此其大略也。
（甲）浪漫文学与现实文学 现实文学者，现实描写之文学也。浪漫文学者，超现实描写之文学也。浪漫文学富感兴，骛玄想，而现实文学则主理知，记实在。浪漫文学辞繁不杀，而现实文学则语约而意尽。《论语》，现实文学也，而《孟子》则富有浪漫之色彩矣！《春秋》，现实文学也，而《左氏传》则饶有浪漫之兴味矣！《老子》虽主玄识，而文则谨约，犹不脱现实风度也。《庄子》洸洋自恣以适己，《天下篇》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则浪漫文学矣！此可以悟浪漫文学与现实文学之不同。
春秋以前之文学，现实文学也。其代表作品：《尚书》记言，《周礼》、《仪礼》记政制，《春秋》记事，其为现实文学，无疑也。或曰：“《易》为中国古代之玄学，岂亦现实文学乎？”曰：“《易》之为玄学，人所知也。《易》之为社会玄学，或人之所不知也。社会玄学与玄学异。《老子》，玄学也；《易》，社会玄学也。玄学主玄识，而社会玄学则不能离现实之社会而言玄识。玄学托想微妙，出乎天天，而社会玄学出乎天天，又须入乎人人。此社会玄学与玄学之不同也。《易》之为书，不过观天地之法象，说明人事之推迁，一卦以表一事，如《需》表饮食，《蒙》表教育，《讼》表辩讼，《师》表师众等。类出乎天天之玄，即寓诸人事社会之内。故曰：《易》，现实文学也。”或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岂非春秋以前之浪漫文学乎？”曰：“是又不然。《诗》者，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三体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风者治道之遗化。雅以为后世法。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则是诗者，寓感兴于现实，未尝超现实也。”
战国之盛也，而超现实之浪漫文学兴焉。史之《战国策》，子之《庄》、《列》，集之《楚词》，其代表作品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以上九天，鬼情可以察九地。他如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非复春秋以前现实文学之作品矣！
汉之兴也，有邹杨、枚乘、庄忌之徒，文学之士极盛一时。而司马相如、司马迁先后辉映，标然特出，为后世骈散大宗。司马相如者，蜀人，好读书、击剑。作《子虚赋》，武帝读而善之。因杨得意言，上令尚书给笔札，为《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词，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意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大悦。其《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难蜀父老》、《封禅文》数篇，皆传于世。太史公以为《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相如之文，虽本于骚而加靡丽，然有雄博之意，非后人摹拟所能及也。而当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招致食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辨博善为文辞，甚首重之。今所传《淮南子》仅存二十一篇，盖《内篇》也。其书虽摭集各家之说，而文特绵密。当时文学若邹杨、枚乘、主父偃、严安、终军、枚皋、东方朔之属，皆应对有方，篇章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而司马迁承其先人之职，发愤著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博尝评以八字曰：“其文则史，其情则骚。”自序其书曰：“意有所郁结……故述往事，思来者。”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磊落而多感慨，雄而肆，婉而多风，可谓极浪漫文学之能事也！降而至于魏晋之际，而中原士大夫，罔不骛玄谈、喜庄老。浪漫文学之意味也！擅藻采，富感兴，浪漫文学之色彩也！厥为浪漫文学极盛之时期焉！
唐之韩愈氏出，宋苏轼撰《韩文公庙碑》，以为“文起八代之衰”，其实亦不过归真返朴，一变浪漫文学之作风而返之现实而已。自是而后，宋之欧、欧阳修苏、苏洵、苏轼、苏辙曾、曾巩王，王安石元之虞、虞集揭、揭奚斯黄、黄溍柳，柳贯明之宋、宋濂李、李东阳归、归有光唐，唐顺之以迄清初之侯、侯方域魏、魏禧汪汪琬三家，中叶之桐城三家，方苞、刘大櫆、姚鼐一派相承，皆以韩愈为依归。然而文章渐习为窠臼，但具形貌而无其实，千篇一律，万首雷同，而学者或厌弃之矣。于是仁和龚自珍起。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杂糅庄佛，有魏晋以前浪漫之作风，当时之人勿善也。虽然，晚清文学思想之解放，自珍实与有力焉！新会梁任公言：“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迄于今日，而浪漫文学之作风，方兴未艾也。章太炎善谈经，一时有大师之目，而文章则右八代而轻唐宋，尝称康有为文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而梁任公之文，则汪洋恣肆以适己，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宏肆矣。虽其文之奥显华质不一，而谲奇自恣之为浪漫文学则如出一辙焉。
（乙）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 白话文言之争议，不过最近四五年间事耳。然我国之有白话文，由来已旧。蔡孑民先生在北女高师演说《国文之将来》，有一语为人传诵者，即“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一语是也。然而古人之语果即今之所谓文言乎？此语羌无故实，似失之武断也。胡适之先生著《文学改良刍议》，便只说：“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此语便有分晓。盖吾国言文背驰，不是自古如此。若论自古只有白话文，而无文言文，古人自有古人之话，古人自有古人用话，作一种通俗之白话文书，即《尚书》、《诗经》是也。夷考《尚书》之《尧典》、《皋陶谟》、《高宗肜[1]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康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当日对话之文也。《甘誓》、《汤誓》、《盘庚》、《牧誓》、《多士》、《费誓》、《秦誓》诸篇，当众演说之辞也。《大诰》、《多方》、《吕刑》诸篇，当日告示之文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十五国风则采自民间歌谣。斯二者，在当日义取通俗，文不雅驯。格之训至也，来也；殷之训中间之中也；采之训事也；肆之言于是也；刘之言杀也；诞与纯之言大也；台与卬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会聚也；薨薨之言群飞也；惄之言饥也；旁旁之言驰驱也；迈之言去也，行也；监之言终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古人当日用语，随在可以考见。然则《尚书》者，古人之白话文也。《诗经》者，古人之白话诗也。惟语不能无随时变迁，后人读而不易晓，遂觉为“诘屈聱牙”焉。《尔雅》一书，有《释诂》、《释言》、《释训》四篇，是即以中古以来通用之文言，而注释诗书之古语也。蔡先生云：“司马迁《史记》……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若自不佞观之：司马迁以敬改钦，以能改克，乃是依中古以来通用之文言改订唐虞时代之古语，而非如蔡先生所云“记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为中国最古之白话文。此外十三经之中，如《周礼》、《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礼记》之类，皆文言而非白话，与《尚书》、《诗经》不同。所以字句之间，后人读之易晓，便不似《尚书》、《诗经》之聱牙涩舌，此可以见今之所谓文言，是从古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的话之受时间的制限。《书·盘庚》“乃话民之弗率”，东坡书传曰：“民之弗率……以话言晓之。”是《盘庚》之为古人的话，明也。而《盘庚》之诘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两卦文言，明明题曰“文言”而不称做话，然而句法字法，与今之所谓文言无异，更可见古人的话，自另有一种，而非即今之所谓文言也。考文言创于老子，而孔子问礼老子，遂以老子《道德》五千言之文体，赞《易》《乾》、《坤》两卦，正其名曰“文言”，文言多用韵偶，多用虚字，皆仿自老子，为前此所未有。以为三千弟子之模式文。于是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经仲尼，著《春秋传》，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门人，记夫子语，成《论语》一书，亦文言也。曾子问孝于仲尼，而与门人弟子之言，门弟子类记而成《孝经》，亦文言也。《檀弓》、《礼运》皆子游之门人所记，亦文言也。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无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虽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诵而曰闻者，盖古用简策，文字之传写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传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则文言非古人之话，明也。孔子作而文言兴，白话废矣。盖春秋百二十国，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所占国籍不少。当日国语既未统一，如使人人各操国语著书，则鲁人著书，齐人读之不解，齐人著书，鲁人读之不解。观于《公羊》、《穀梁》已多齐语、鲁语之分，更何论南蛮舌，如所称吴楚诸国！孔子曰：“辞达而已。”“达”，即《论语》“己欲达而达人”之“达”。达之云者，时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尽人能通解之谓也。如之何而能尽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只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书同文。”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远”字指空间言，非指时间言，是“纵横九万里”广远之远，而非“上下五千年”久远之远。推孔子之意，若曰：“当今天下，各国国语虽不同，然书还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无文，只可限于方隅之流传，而传之远处，则不行矣！”所谓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谓“寡其辞，协其音……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之言。嗣是而后，名、法、墨、道之子，马、班、范、陈之史，建安七子之集，皆文言矣。
六朝时，印度佛典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始。及宋儒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文字正体。宋元以后，小说之演义体兴，仿于宋之《宣和遗事》，而《水浒》、《西游》、《三国》之属，盛扬其焰，纯以白话为之，家弦户诵，亦说部正体。宋诗如邵雍《击壤集》，不避俗语俗字，遂别成一派。至明代陈献章、庄泉等以讲学家自名者，大抵宗之。讲学家诗之为《击壤集》，犹讲学家文之为语录也。元剧之白话亦不一。盖宋朝而后，中国之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中分天下。然文之韩、柳、欧、苏，诗之李、杜、苏、黄，文学正统，必仍以文言为归。至晚近胡适之倡文学革命之论，而白话体寖欲篡文言之统而代之矣！然佛典译而语录兴，欧书译而白话盛，是白话文之中兴，必在外国文学翻译时代。意者，孔子所创之文言文学，与外国输入之思想，有不相体合者耶！
（丙）散文与骈文 孔子作《易文言传》，其体骈散互用，华质相宣，郁郁乎文哉。战国已降，骈体与散文歧途，渐趋词胜而词赋昌。驯至于南北朝，俪体独盛，此一时期也。然物穷则变，《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于是俪体衰而散文又日以益炽。语详拙著《中国文学史概论》，兹不多赘。
五 中国文学之分类
侯官严几道先生尝言：“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博谓中国之文学的观察，亦不可不注意分类，以分类不讲，即不能即异见同，籀为公例也。
考梁昭明太子《文选》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各体。苏东坡讥其编次无法。盖文有名异而实同者，只当括而归之一类中。如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词赋也。表、上书、弹事，皆奏议也。笺、启、奏、记、书，皆书牍也。诏、册、令、教、檄、移，皆诏令也。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颂、赞、符命，同出褒扬。诔、哀、祭、吊，并归伤悼。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乱耳目。至清姚鼐辑《古文辞类纂》，定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而诗歌摈不列入，似未为备。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约为三门，曰著作，曰告语，曰记载，则简而当矣。此皆以文学之体裁分也。虽然，文学之分类，一以体裁为主，似不免太落迹象，拘于形式而忽于内容。必以内容之分类辅之而加以观察，则文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若论文学之内容，可分三类：一曰说理，二曰记事，三曰表情。论辨、序跋，说理之类也。传状、碑志、杂记，记事之类也。书说、赠序、箴铭、颂赞、诗赋、诗歌、哀祭，表情之类也。说理欲其显，不欲其奥。记事欲其实，不欲其夸。抒情欲其真，不欲其饰。列表如下：
人知诗之有赋、比、兴，而不知一切文学可以赋、比、兴分类也。诗赋勿论，试以散文为例：
（甲）赋者直陈其事 例如荀子《性恶篇》、韩非《说难》、贾谊《过秦论》、韩愈《师说》、柳宗元《封建论》，说理文之出于赋者也。太史公《报任少卿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韩愈《送董邵南序》、柳宗元《与许京兆孟容书》、《与萧翰[2]林俯书》，表情文之出于赋者也。其余传状碑志之属，记事之文出于赋者尤夥焉！
（乙）比者以彼喻此 例如庄子《马蹄》、《胠箧》、《山木》诸篇，韩愈《获麟解》、《守戒》、《杂说》，说理文之出于比者也。韩愈《毛颖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记事文之出于比者也。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为人求荐书》、《复上宰相书》、《送杨少尹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表情文之出于比者也。
（丙）兴者托物兴辞 例如庄子《逍遥游》、欧阳修《集古录序》，说理文之出于兴者也。太史公《伯夷列传》、《屈贾列传》、《李广列传》、《游侠列传》，柳宗元山水诸记，记事文之出于兴者也。杨恽《报孙会宗书》、韩愈《送孟东野序》，表情文之出于兴者也。
此中国文学内容之分类之又一种也。若细论之，则一体文学自有一体文学之赋比兴。兹更列文学分类第二表如下：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比之与兴，虽同是托外物，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似阔而味长。”其大较然也。若论吾人行文，体各有宜。则论辨、序跋、书说、传状、碑志、杂记宜赋。书、说、箴铭、词赋宜比。颂赞、赠序、游记、词赋、诗歌、哀祭宜兴。所谓一体文字自有一体文字之赋比兴者，特就古人成文为之分类焉尔。
六 有价值之文学作品
博以为有价值之文学作品，不可不以下列条件为标准：（甲）就作意论，（一）独创，（二）共喻；（乙）就修辞论，（一）简，（二）尽。
（甲）独创与共喻 “辟去常解”，“独抒己见”之谓“独创”。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之谓“共喻”。自常人论之，二者似相违反。盖意之独创者，必是常人所不喻；而众所共喻者，必落寻常窠臼而非创解。然博所谓“独创”者，非故为高论，谬戾于人情，如苏东坡所云“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也。昔人论文，有两语最好，曰：“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斯为独创。“人人意中所有”，斯能“共喻”。所谓文学家者，无他谬巧，不过窥人心未发之隐而以文章发之耳！惟其为人心之未发之隐，初虽百思不得，若无人能道片语只字者，及文学家采而发之，则又似人人所欲言，读之涣然怡然，不啻口出。此无他，以其得人心之同然也。以其得人心之同然，故能“共喻”。以其为人心未发之隐，非文学家不发，故为“独创”。盖意不独创，无以见作者之智；文匪共喻，无以见作者之仁。仁者，人也。孔子曰：“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然则人之为文而远人，独可以为文乎？“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此文之所以贵“共喻”也！吾观当代作者，非意不独创之患，而文不共喻之患。如章太炎之文奥古，康南海之文谲奇，虽意多创，而文欠共喻。若夫以共喻之文抒独得之见者，其惟梁任公乎？
或曰：“此自论文言耳。若曰以白话出之，则焉有不共喻者。”虽然，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夫白话之所以胜文言者，原取其“共喻”，而今之所谓白话文，未见“共喻”。南京陆殿扬教授论“修辞与语体文”，尝言：“说话作文，能够使人明白，因为内中含着公共了解心。……现在的语体文各做各样……‘的’、‘底’、‘地’、‘方才’、‘那吗’……等字都是乱七八糟用。……有两种毛病：一晦涩，二含糊。犯这两种毛病最厉害的：（甲）宾主颠倒。我曾看见一个句子：‘新思潮鼓吹的时候，欧战远未发生。’细察上下文，应该说：‘欧战未发生的时候，新思潮已在那里鼓吹了！’这是不留心宾主的错。（乙）代名词太多。例如一个句子：‘张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见过李先生。他允许他即刻对王先生讲，叫他把前天留在那里的书，即刻送还他。’这样多的他字，究竟代的哪个？殊欠明了。……句法不要过于摹仿外国文……例如：‘他有比从前更多的谷余剩了。’这是有点像外国文构造，念起来殊属不顺口，且意思亦不十分明了。”然而今之作白话文者，最喜摹仿外国文，宾主次之颠倒不伦，代名词之多，最不注意考究。名曰“言文一致”，然而不成其为文，亦且不成为言。以称为“文”，必有组织；以称曰“言”，必能共喻。夫白话之所以胜文言者，以其“共喻”也。昔人评文言文之善者必曰“明白如话”，而今之不善为白话文者，乃拗戾不顺口，过于文言。使白话而不能“共喻”，拗于文言，则亦奚以白话文为哉！此博之所为哓哓也。
（乙）简与尽 若论修辞之妙，全在简而能尽。然辞之简者，往往不能尽意；而能尽意者，又苦辞繁不杀。孟子即能尽而不能简，苏老泉以为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此言未当。语约意尽四字，可以评《论语》而不可以评孟子。自古以来，修辞之简而能尽者，其惟《论语》之议论、《檀弓》之记事乎？试举数例：
例一 《论语》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通章不过七字，而有描写，有论断。“巧言令色”四字，活画出一个“口说公道话”，“满面和气”的人，是描写。而夫子却直断以“鲜矣仁”三字，可谓老干无枝。
例二 《论语》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同一“鲜矣”，此“鲜矣”含蓄，而上“鲜矣仁”之“鲜矣”下得斩截，刚健婀娜，各极其妙。
例三 《檀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复醢。
一哭，一吊，一进使问，凡叙三事，而陡起陡落，语无枝叶，可谓老到之至。
例四 《檀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3]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此章多省文。言少孤，则不必言于父墓，亦不必言殡母。言殡于衢，则包问在内。合葬得于郰[4]母一问，便包问多少人未得合葬在内。只言问，不著问答语，却包问答语在内。
如此之类，殆难悉数。何以千头万绪之事理，两书只三言两语，即能了当？何以不必详说而意无不尽？能于此参透，则可悟文章之贵以简驭繁。《书》曰：“辞尚体要。”此之谓也。
古诗之极短者，如《述异记》载吴王夫差时童谣曰：“梧桐秋，吴王愁！”不过六字，而情文兼至，吟味无穷，此又诗之简而能尽者也。
白话文往往能尽意而不能简，然自知言者观之，白话文尤宜力求简要。南京[5]陆殿扬教授论“修辞学与语体文”，又尝言：“简括的文章最有势力，最能感触人。长篇大论的文章，啰啰唆唆，人看见他，一览无余，毫无想象的余地，往往生厌弃心。报纸上所载的文章，人家多半看短评小论，投稿的文章，短的比长的格外欢迎，都是这个缘故。然短文亦不容易做。人说五分钟的演讲最难，却是最有效率。这句话很有道理……所以凡属文章，句子要短，节段要短，篇幅要短，绝不可累累拖拖。现在做语体文的最犯这个毛病，无谓接续辞，触目皆是……做文章必要用一番精练功夫，刀锯愈磨愈利，思想也愈磨愈利。现在语体文不加磨琢，往往失之太长，好像中国出产之糖盐，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拿掉，若愈磨琢，则词华虽少，然却精湛，譬如外国糖盐，质量虽少，而甜度咸度，则较中国远甚。”其论白话文之必宜简，可谓“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矣！
七 尾语
凡上所陈，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似有不同于时贤者，大雅宏达，有以正之。
国学必读卷上终
注解：
[1] 肜，原作“彤”，误。
[2] 翰，原作“韩”，误。
[3] [4] 郰，原作“聊”，误。
[5] 京，原作“高”，据前文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