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重要——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苏李的时代——更不会产生在枚乘的时代——最早的五言诗——民歌与民谣——《古诗十九首》等——两篇伟大的五言叙事诗：《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蔡邕、郦炎、孔融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汉铙歌》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辞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的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他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么？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
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辞：“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日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决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李陵传中，亦自有其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
一篇悲婉至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道，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辞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家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了，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这样动机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
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歌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正义》）以及卓文君给司马相如与之决绝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见《西京杂记》）固与苏、李、枚乘同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敛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作于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之时者，刘勰且以为疑，《文选》李善注也以为“古词”。则西汉之时，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诗，实是不可知的。颜延之《庭诰》说：“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苏东坡答刘沔书说：“李陵、苏武贈別长安，有江汉'之语，而薰统不悟。”（《通考》引）洪近《容帝随笔》说：“《文选》李陵、苏武诗，东坡云后人所拟。余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盈，惠帝讳。汉法触讳有罪，不应陵敢用。东坡之言可信也。”顾炎武《日知录》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枚乘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又《文选旁证》引翁方纲说：“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则此日月弦望为虚辞矣。”翁氏又说：“‘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钱大昕《十帝养新录》也说：“七言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句，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其载于班史者，唯‘邪径败良田’童谣，见于成帝之世耳..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诗十九首》等无主名的五言诗为枚乘、苏、李所作，是有了种种的实证，知其为无稽的；固不仅仅以其违背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已。
那么五言诗，应该始于何时呢？五言诗的发生，是有了什么样的来历的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诗，是《汉书·五行志》所载的汉成帝时代的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及班固的《咏史诗》：“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这些五言诗，都是很幼稚的。可见其离草创的时代还未远。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公元前16—前9年）《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公元25一55年）《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后汉书》又载童谣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传》载崔瑗为汲令，开沟造稻田，蒲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常璩《华阳国志》载太山吴资，孝顺帝永建中（公元126—130年）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人歌之云：“习习晨风动，澍雨润禾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其后资迁去，人思之，又歌云：“望远忽不见，惆怅当徘徊。恩泽实难志，悠悠心永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言诗的草创时代，当在离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远的时候。在这个草创时代，五言诗似尚在民间流传着，为民歌，为童谣，虽偶被史家所采取，却未为文人所认识。班固的《咏史》却是最早的一位引进五言诗于文坛的作家。同时的傅毅，虽有人曾以《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归属于他，而论者也往往以为疑。张衡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也与《咏史》一样，正足以见草创期的古拙僵直的气氛。直至东汉的季叶，蔡邕、秦嘉、孔融出来，五言诗方才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
二
五言诗之所以会发生于成帝时代的前后，似乎并不是偶然的事。在这个时候（公元前32年），中国与西域的沟通，正是络绎频繁之时。随了天马、苜蓿、葡萄等实物，而进到中国的，难保不有新声雅乐，文艺诗歌之类的东西。五言诗的发生，恰当于其时，或者不无关系吧。或至少是应了新声的呼唤而产生的。最初是崛起于民间的摇篮中。所谓无主名的许多“古词”“古诗”，盖便是那许多时候的民间所产生的最好的诗歌，经由文人学士所润改而流传于世的。因为论者既不能确知其时代，又不能确知其作者，所以总以“古词”“古诗”的混称概括之。其播之于乐府者则名之为“乐府古辞”。这些“古诗”“古词”，气魄浑厚，情思真挚，风格直接，韵格朴质，无奥语，无隐文，无曲说，极自然流丽之致，刘彦和所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文心雕龙》）在此都足以见其为新出于铏的民间的杰作。
在最早的那些“古诗”“古词”里，有一部分是抒情诗，又有一部分是叙事诗。而这两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成绩。抒情诗自当以《古诗十九首》为主。在这十九首之中，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也未必是同时。内容亦不一致。有的是民间的恋歌，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之什，有的是厌世的旷达的歌声。或曾经过文人的不止一次的润饰，或竟有许多是拟作。钟嵘《诗品》，以为“旧疑以为曹、王之作”。或者这些诗，竟是到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的完备之境的吧。在这十九首中，情歌便占了十首。或出之于自己的口气；或出于他人的代述。类多情意恳挚，措辞真率，不求乎工而自工，不求乎丽而自有其娇媚迷人之姿。我们看《诗经》的陈、郑、卫、齐诸风中的许多情诗，我们看流行于六朝时代的乐府曲子，如《子夜》《读曲》之属，便知道这些情诗乃正是他们的真实的同类。其中最好的像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第六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都是写得很娇婉动人的。而第八首《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罗”云云，颇使我们想起了希腊人的葡萄藤依附于橡树的常喻。第十八首《客从远方来》，则弹着另外的一个恋歌的调子：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除了这些情歌之外，便是一些很浅近坦率的由厌世而遁入享乐主义的歌了；但也间有较为积极的愤慨或自慰自励的作品。这种坦率的厌世的人生观是民间所常蟠结着的。遇“世纪末”更容易发生。《十九首》中自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十一、十三首的《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以至第十四、十五首的《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都是如此的一个厌世调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便往往是其中一部分厌世的享乐主义者的共同的供语。“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坦率的厌世主义者，便往往是只求刹那间的享用的。又第四、七首的《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都是愤懑不平的调子。
于《十九首》外，更有好些抒情的“古诗”。这些古诗，其性质也甚为复杂，但大都可信其是民间的坦朴的作品。如《槁砧今何在》的“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高田种小麦》的“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都是极为淳朴可爱的。《采葵莫伤根》的两首古诗，更是最流行的格言式的歌谣，意义直接而浅显：“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像《步出城东门》：“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及《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等等，也都是很深刻、莹隽的诗篇。
民歌常因了易地之故，每有一首转变于各地，成为好几首的，也常袭用常唱常见的语句的。这在许多“古诗”“古词”里都可以见到的。又我们如果仔细地读了那许多“古诗”“古词”，便知道她们虽或经过了好几次的文人的改作，或竟是文人的拟作，却终于扑灭不了民歌的那种淳朴的特色。民歌的天真自然的好处，往往是最不会丧失了去的；而一到了文人的笔下，也往往会变成更伟大的东西。失去了的乃是野陋，保存了的却都是她们的真实的美，且更加上了文士们的丰裕的辞囊。
五言的叙事诗，在这时候，并不发达。叙事诗的构成本比抒情诗为难。抒情诗可以脱口而出；叙事诗则非有本事，有意匠，有经营不可。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诗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二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而这两篇，却都是很伟大的作品；结构都很弘丽，内容也极动人，遣词也很隽妙。民间叙事诗，假定在那时已经发达的话，这两篇却决不是纯然出于民间的，至少也是几个杰出于民间的无名文人的大作，而经过了几个大诗人的润改的。这两篇大作便是：《悲愤诗》（相传为蔡琰作）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先说《悲愤诗》。
《悲愤诗》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绝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弹词”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经历。由黄巾起义，她被虏北去起，而说到受诏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
的苦楚为止。（琰为邕女，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陈留董祀）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么？如此情调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样的恋爱的情绪，在千百种的幻形中写出，以同一样的人生观念，在千百个方式中写出，都是可能的；却从来不曾有过，以同一个故事，连布局结构都完全相同，乃用同一种叙事诗的体裁，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连续表现三篇之多的。《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见《续金瓶瓶》）。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问题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见其为《悲愤诗》的放大。此外，尚有两篇《悲愤诗》，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写的呢？楚歌体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比较写的简率些，五言体的《汉季失权柄》则比较的写得详尽些。《后汉书》谓：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则此二章，五言体的与楚歌体的，皆是琰作的了。但所谓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体的二篇。或者原作本是楚歌体的；成后，乃再以当时流行的五言体重写一遍的吧？不过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炼句造语；一开头便自叹薄祜遭患，门户孤单，自身被执以北；以后便完全写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没有一句空言废话。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习气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过，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写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么痛斥卓吧！诗中叙述胡兵掳略人民的事：“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的《秦妇吟》。像这样的诗，虽用第一身的口气写之，实颇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最有可能的，是时人见到了琰的《悲愤诗》，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体重述了出来。后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当为琰之作的了。五言诗体到了这时，正到运用纯熟之境，作者们每想以这一种新成熟的新诗式，来试试新的文体，而五言体的《悲愤诗》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两大名作，便是他们的伟大的试作的结果吧。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颇有许多意见与问题。但其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一篇最宏伟的叙事诗，却没有一个人否认。此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归愚以为是“古今第一首长诗”。叙的是一个家庭中的悲剧。其著作的时代似较晚，当是五言诗的黄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话，此诗也是“汉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时人”所著的了。然论者对此，异议尚多。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汉人乐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诗，如《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愤诗》也在汉末出现。又魏黄初（约公元225年）间，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这个时代（公元196—225年）的时候，写作叙事诗的风气确是很盛的。所以《孔雀东南飞》之出现于此时，并无足怪。五言诗在此时实已臻于抒情叙事，无施不可的黄金期了。
四
有主名的五言诗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诸人。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为五言诗中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为系古词，非他所作。他的《翠鸟》一作，其情思便远没有《饮马长城窟行》那么美了：“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当他为郡上计时，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他赠诗有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深情缱绻，颇足感人。然已离开民间歌谣的风格颇远。
郦炎（郦炎见《后汉书》卷二百十）的《见志诗》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赵壹（赵壹见同上）的《疾邪诗》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及“执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杂诗》：“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体来抒写他们的悲愤的。五言诗在此时，已占夺了四言诗及楚歌的地位，而成为文士阶级所常用的诗体了。五言诗到了这个时代，渐渐地离开民间而成为文人学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这时（公元219年）凡二百五十年，五言诗已由草创时代而到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由民间而登上了文坛的重地了。
五
当五言诗在暗地里生长着的时候，其接近于音乐的诗篇，则发展而成为乐府。唯乐府不尽为五言的。《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同书卷九十二又说：“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又同书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齐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诗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因“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在这些记载中已可见所谓乐府，不外两端，第一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声，为新词作新谱。然自制之作，本未足与民间已有之乐曲争衡，而庙堂祭祀的诗颂虽谱以新声，却更不足以流传于当时。世俗所盛行者，总不过是所谓“郑、卫之声”而已。《汉书》卷二十二又说：“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诏书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积习呢？所以“乐府官”尽管罢去，而“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乐”不要说“不制”，即制作了，也是万万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乐怎敌得过生龙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时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传，社会爱好的民间乐府。所以《晋书·乐志》说：“凡乐府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世荀勖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然而被于新声的调句与古辞已很有异同。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只能知其新词而忘其古辞，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则古辞幸得保存。《唐书·乐志》说：“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张永元《嘉技录》说：有吟叹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于诸调。唯《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云。”他们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特别是以平、清、瑟三调为“周房中曲之遗声”的一说。《晋书·乐志》的“并汉世街陌谣讴”一语最得其真相。我们一看那些古辞，便可知其实出于“街陌”，而非古代遗声。
大抵汉代的乐府古辞，可分为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及杂曲歌辞三类。所谓杂曲歌辞，连《孔雀东南飞》亦在内，所包括的只是一个“杂”字而已。舞曲歌辞则大都为舞蹈之歌曲，文辞绝不可解者居大多数，我们现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辞及杂曲歌辞。
“相和歌辞”凡六类，又附一曲《满歌行》，据张永元说是无可归类的。第一类“相和曲”，我颇疑心她们真是相和而唱的。《公无渡河》《江南可采莲》以及《薤露歌》《蒿里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着的可能。《鸡鸣高树颠》《乌生八九子》《平陵东》也可和唱。唯《陌上桑》为第三人叙述的口气，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为纯美的五言诗体写成，与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误行混入的吧。第二类“吟叹曲”，今只有《王子乔》一曲，且还是魏、晋乐所奏，非是本辞。全文似为祝颂之辞，如“令我圣朝应太平”之类。第三类“平调曲”，今存者有《长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这几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载《曹子建集》中。第四类“清调曲”，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文字较为简洁，似当为本辞。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鹄》《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这是很可注意的。像《东门行》《孤儿行》及《妇病行》都是很好的叙事诗；在当时，大约是当作短篇的史诗或故事诗般的唱着吧。第六类“楚调歌”，今所传仅有三首。《皑如山上雪》，共二首，一为本辞，一为晋乐所奏。《皑如山上雪》即相传为卓文君作的《白头吟》。“大曲”中，只有一篇《满歌行》，但有二首，一为本辞，一为晋乐所奏。其情调与《怨歌行》及“人生不满百”等皆甚相同。在“杂曲歌辞”里颇多好诗。《伤歌行》的“昭昭素明月”诸语，大似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悲歌》虽只是寥寥的几句，却写得异常的沉痛：“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枯鱼过河泣》似只是一首很有趣的儿歌：“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插图]，相教慎出入。”更有“郊庙乐章”，为朝廷所用的“雅乐”，其辞大都是出于词臣之手。深晦古奥，甚不易解，大似舞曲歌辞。但也有极佳之作。此种郊庙乐章也可分为二类：郊庙歌辞（《汉郊祀歌》十九首）及鼓吹曲歌辞（《汉铙歌》十八曲）。《汉郊祀歌》者，盖即《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词臣应制所作的东西自易流于古奥。
《汉铙歌》十八曲，中多不可解者。崔豹《古今注》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沈约谓：“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沈约之说最为近理，但也未必尽然。当亦有窜乱，或古语本来难知者。其中最好者像《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而《有所思》与《上邪》二首，也皆为绝好的民间情歌。所可怪的是，在“郊庙乐章”的鼓吹曲辞中，为什么竟有这些绝不类“庙堂”之作的民歌在？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民歌侵入《铙歌》的范围中去；第二是，《铙歌》的曲调普及于民间，民间乃取之以制新词。
参考书目
一、《全汉三国晋南北六朝诗》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二、《古诗源》 沈德潜编，有原刊本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文选》 有汲古阁刊本，有胡氏仿宋刊本，有《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玉台新咏》 有坊刊本。
五、《汉诗研究》 古层冰著，启智书局出版。
六、《古诗十九首解》 金圣叹著，有唱经堂刊本。
七、《汉铙歌释文笺正》 王先谦著，有长沙王氏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