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发现的经过——敦煌写本的时代——民间叙事诗：《太子赞》与《季布歌》等——“变文”的发现——伟大的体制——印度文体的影响——“变文”的产生的时代——“变文”的进展《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佛本行集经变文》等——非佛教故事的变文：《伍子胥变文》《明妃变文》《舜子至孝变文》

一

在二十几年前（1907年5月），有一位为英国政府做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e）到了中国的西陲，从事于发掘和探险。他带了一位中国的通事蒋某，进入甘肃敦煌。他风闻敦煌干佛洞石室里有古代各种文字的写本的发现，便偕蒋某同到干佛洞，千方百计，诱骗守洞的王道士出卖其宝库。当他归去时，便带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写本与五箱的图画绣品及他物。这事与中世纪的艺术、文化及历史关系极大。其中图画和绣品都是无价之宝，而各种文字的写本尤为重要。就汉文的写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发现。在古典文学，在历史，在俗文学等等上面，无在不发现这种敦煌写本的无比的重要。这消息传到了法国，法国人也派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样的，他也满载而归。他带了不多的样本到北京，中国官厅方才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肃提取这种写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数皆为写本的佛经，其他略略重要些的东西，已尽在英、法二国的博物院、图书馆里了。又经各级官厅的私自扣留，精华益少（今存北京图书馆）。但斯坦因第二次到干佛洞时，王道士还将私藏的写本，再扫数卖给了他。这个宝库遂空无所有，敦煌的发现，至此告了一个结束。

千佛洞的藏书室，封闭得很早。今所见的写本，所署年月，无在公元第十世纪（北宋初年）之后者。可见这库藏是在那时闭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杂物，从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种文字的写本外，汉文的写本，在伦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者尚有不少，但无从统计。这万卷的写本，尚未全部整理就绪，在伦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尚未有目录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宝，我们尚没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论，其重要已是无匹。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做一番窥探的工夫，特别是关于文学一方面。

二

上文已说到敦煌所发现的民间俗曲及词调。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间叙事歌曲及“变文”。民间歌曲今所见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赞》等，都是气魄很宏伟的大作；虽然文辞很有些粗率的地方，但无害其想象的奔驰，描状的活泼。《太子赞》叙述释迦牟尼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间成文，组织另具一体，像：“车匿报耶殊，太子雪山居。路远人稀烟火无，修道甚清虚”云云，当是以五七言体去凑合了梵音而歌唱着的，故不得不别创此新体。《孝子董永》叙董永行孝事。民间熟知的二十四孝，便有董永的一“孝”在着。此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传为刘向作的《孝子传》（《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一引，又见《汉学堂丛书》）。干宝的《搜神记》也有之。董永父母死，无钱葬埋他们，乃卖身于一富翁家。中途遇天女降下，嫁他为妻。生一子后，又腾空而去。这大约是一个很古远的民间传说，和流行于世界最广的“鹅女郎”型的故事是很相同的。但《孝子董永》后半所说董仲寻母事，却是他处所未有的。后来的民间传说，乃以董仲为汉初的董仲舒，更是可笑。《孝子董永》全篇皆用七言，白字连篇，间有不成语处。但无害其为很伟大的叙事诗。《季布歌》也是如此，全篇也都是七言的。叙的是：季布助项羽以敌刘邦。邦得天下后，到处搜购布。布卒得以智自脱。尚有一种《季布骂阵词》，当是本文的前半段。

三

但敦煌写本里的最伟大的珍宝，还不是这些叙事歌曲以及民间杂曲等等。它的真实的宝藏乃是所谓“变文”者是。“变文”的发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们在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等等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的组成起来的。我们更有一种宏伟的“叙事诗”，自宋、元以来，也已流传于民间，即所谓“宝卷”“弹词”之类的体制者是。他们也是以韵、散交组成篇的。究竟我们以韵、散合组成文来叙述、讲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风气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向来只当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但一种新的文体，绝不会是天上凭空落下来的；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创作，便当是外来影响的输入。在唐以前，我们所见的文体，俱是以纯粹的韵文，或纯粹的散文组织起来的。（《韩诗外传》一类书之引诗，《列女传》一类书之有“赞”，那是引用“韵文”作为说明或结束的，并非韵散合组的新体的起源。）并没有以韵文和散文合组起来的文体。这种新文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重要的佛教经典，往往是以韵文散文联合起来组织成功的；像“南典”里的《本生经》(jataka),著名的圣勇(aryasura)的《本生鬘论》(jataka-mala)都是用韵、散二体合组 成的。其他各经，用此体者也极多。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地也会拟仿起来了。但佛教文学的翻译，也和近来的欧洲文学的翻译一样，其进行的阶段，是先意译而后直译的。初译佛经时，只是利用中国旧文体，以便于览者。其后，才开始把佛经的文体也一并拟仿了起来。所以佛经的翻译，虽远在后汉、三国，而佛经中的文体的拟仿，则到了唐代方才开始。这种拟仿的创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们或和尚们起头，故最早的以韵、散合组的新文体来叙述的故事，也只限于经典里的故事。而“变文”之为此种新文体的最早的表现，则也是无可疑的事实。从诸宫调、宝卷、平话以下，差不多都是由“变文”蜕化或受其影响而来的。

“变文”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虽已有了千年以上的寿命，却被掩埋在西陲的斗室里，已久为世人所忘记。——虽然其精灵是蜕化在诸宫调、宝卷、弹词等等里，并不曾一日灭亡过。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变文”和“变相”在唐代都极为流行；没有一个庙宇的巨壁上，不绘饰以“地狱变相”等等壁画的（参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同样的，大约没有一个庙宇不曾讲唱过“变文”的罢。

起初，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但很快地便为文人们所采取，用来讲唱民间传说的故事，像伍子胥、王昭君的故事之类。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我所藏的一卷《佛本生经变文》，据其字体，显然是中唐以前的写本。又《降魔变文》序文上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析九夷之肝胆”云云的颂圣语，其为作于玄宗的时代无疑。王定保的《唐摭言》记张祜对白乐天说道：“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是“《目连变》”之类的东西，在贞元、元和时代，在士大夫阶级里也已成为口谈之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之末，有“于州中明寺开讲，极是温热”云云的题记。当是在明寺讲唱此变文，大得听众的欢迎后所写的罢。《卢氏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载：“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籍，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乐府杂录》也载：“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文叙竟有“俗讲僧”之称，可见中晚唐时代，僧徒之为俗讲是很流行的事。这些都可见供讲唱的变文，在中晚唐时代的流行是并非模糊影响之事。至于变文到了什么时候才在社会上消失了势力了呢？宋真宗（998—1022）曾禁止除了道、释二教之外的一切异教，而僧侣们的讲唱变文，也被明令申禁。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十世纪之末，随了敦煌石室的封闭，“变文”也一同遭埋入了。然宋代有说经、说参请的风气，和说小说、讲史书者同列为“说话人”的专业，则“变文”之名虽不存，其流衍且益为广大的了。所谓宋代说话人的四家，殆皆是由“变文”的讲唱里流变出来的吧。

四

“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变文》”以“《明妃传》”之名，“《伍子胥变文》”为“《伍子胥》”，或“《列国传》”，也皆是出于悬度，无当原义。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合体的叙述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

这种新文体的“变文”，其组织和一部分以韵、散二体合组起来的翻译的佛经完全相同：不过在韵文一部分变化较多而已。翻译的佛经，其“偈言”（即韵文的部分）都是五言的；而变文的歌唱的一部分，则采用了唐代的流行的歌体或和尚们流行的唱文，而有了五言、六言、三三言、七言，或三七言合成的十言等的不同。在一种变文里，也往往使用好几种不同体的韵文。像：《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

我见世尊宣敕命，令问维摩居士病。初闻道着我名时，心里不妨怀喜庆。金口言，堪可敬，无漏梵音本清净依言便合入毗耶，不合推辞阻大圣。

愿世尊，慈悲故，听我今朝恳词诉。

这是以七言为主，而夹入“三三言”的。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或有劈腹开心，或有面皮生剥。

目连虽是圣人，急得魂惊胆落。

目连啼哭念慈亲，神通急速若风云。

这是以七言、六言相夹杂的。但大体总是以七言为主体。这种可唱的韵文，后来便成了“定体”。在宝卷和弹词一方面，其唱文差不多都是如此布置着的。鼓词的唱文，也不过略加变化而已。

说到“变文”的散文一部分，则更有极可注意之点在着。我在上文说到唐代传奇文及古文运动时，皆曾提起过，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骈俪文，而古文却是他们的“文学的散文”。这话似乎颇骇俗。但事实是如此。以骈俪体的散文来写通俗小说，武后时代的张在《游仙窟》里已尝试过。今日所见的敦煌的变文，其散文的一部分，几没有不是以骈俪文插入应用的。更可证明了这一句话的真实性。自六朝以至唐末好几百年的风尚，已使民间熟习了骈偶的文体。故一使用到散文，便无不以对仗为宗。尽管不通，不对，但还是要一排一排地对下去。这是时代的风气，无可避免的。只有豪杰之士，才开始知道用“古文”。古文之由“文学的散文”解放而成为民间的通用的文字，那是很后来的事呢。像中晚唐时代，所用的散文，殆无不是如下列一样的：

阿修罗，执日月以引前；紧罗，握刀枪而从后。于时，风师使风，雨师下雨，湿却器尘，平治道路。神王把棒，金刚执杵。简择骁雄，排比队伍。然后吹法螺，击法鼓，弄刀枪，振威怒。动似雷奔，行如云布。

——《降魔变文》

五

“变文”之存于今者，就已发现者而言，已有四十余种。现尚陆续在出现。她不仅是敦煌写本里要的东西，也将是敦煌写本里除佛经外，最常见的东西了。今将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与讲唱非佛经故事的变文，分为两部分，择其重要者略叙于下。

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最重要者是《维摩诘经变文》。《维摩洁经》原是释经里最富于文学趣味者之一，复被讲唱者将这故事作为“变文”，放大了许多倍，更成为一部宏伟无比的杰作；可以说我们文学史里未之前见的一部大“史诗”。今所知者，已有二十卷之多，但其间残缺了不少。经文的一百余字，这位伟大的讲唱者总至少要把她演成三四千字，写得又生动，又工致，又隽妙。可惜我们至今仅获读其数卷，尚不能将所残存者抄录得全耳。《文殊问疾》第一卷，藏上虚罗氏，叙述佛使文殊到维摩诘处问疾事。佛先在会上，问五百圣贤，八千菩萨，皆曰不任，无人敢去，结果是文殊应命而去。巴黎所藏的，有第二十卷，叙的是，佛使弥勒菩萨、光严童子等去问疾，而彼等皆不欲去，并追述往事，声诉所以不能去之故，卷末有“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直禅院写此第廿卷”云云。当是抄写者的所记。

北京图书馆藏有《持世营萨》第二卷，叙述持世菩萨坚苦修行，魔王波旬欲破坏其道行，便幻为帝释之状，从二千天女，鼓乐弦歌，来诣持世修行之所，但持世不为所惑事。其描状极绚丽隽好之致：

波旬自乃前行，魔女一时从后。擎乐器者，喧喧奏曲，响聒青霄；熟香火者，澹澹烟飞，氤氲碧落。作奢衣美貌，各申窈窕仪容。擎鲜花者，共花色无殊；捧珠珍者，共珠珍不异。琵琶弦上，韵合春莺；箫笛管中，声吟鸣凤。杖敲羯鼓，如抛碎玉于盘中，手弄秦筝，似排雁行于弦上。轻轻丝竹，太常之美的莫偕。浩浩喝歌，胡部之岂能比对。

妖容转盛，艳质更丰。一群群若四色花敷，一队队似五云秀丽。盘旋碧落，婉转清霄。远看时意散心惊，近睹者魂飞目断。从天降下，若天花乱雨于乾坤；初出魔宫，似仙娥芬霏于宇宙，天女咸生喜跃，魔王自己欣欢。此时计较得成，持世修行必退。容貌恰如帝释，威仪一似梵王。圣人必定无疑，持世多应不怪。天女各施于六律，人人调弄五音。唱歌者诈作道心，供养者假为虔敬。莫遣圣人省悟，莫交菩萨觉知。发言时直要停藤，税调处直如稳审。各请擎鲜花于掌内，为吾烧沉麝于炉中。呈殊颜而剩逞妖容，展玉貌而更添艳丽。浩浩箫韶前引，喧喧乐韵齐声。一时皆下于云中，尽入修禅之室内。

（吟）魔王队仗利天宫，欲恼圣人来下界。广设香花申供养，更将音乐及弦歌。清冷空界韵嘈嘈，影乱云中声响亮。胡乱莫能相比并，龟慈不易对量他。遥遥乐引出魔宫，隐隐排于需汉内。香熟烟飞和瑞气，花擎寮乱动祥云。琵琶弦上弄春莺，箫笛管中鸣锦凤。

又有《降魔变文》，本于《贤愚经》，叙舍利弗和六师斗法事。六师凡五次输败，遂服佛家的威力，不复与佛为梗。前在《敦煌零拾》里，仅见到一小部分，已惊其宏伟奇丽，不可迫视。今得读全文，更为快心！其描述佛家与六师的斗法，以《西游记》的孙行者、二郎神的斗法对读之，《西游记》只有“甘拜下风”耳。姑举一段：

六师闻语，忽然化出宝山，高数由旬。钦岑碧玉，崔嵬白银，顶侵天汉，丛竹芳薪，东西日月，南北参晨。亦有松树参天，藤萝万段。顶上隐士安居，更有诸仙游观，驾鹤乘龙，仙歌聊乱。四众谁不惊嗟，见者咸皆称叹。舍利弗虽见此山，心里都无畏难。须臾之顷，忽然化出金刚。其金刚乃作何形状？其金刚乃头圆像天，天圆只堪为盖，足方万里，大地才足为钻。眉郁翠如青山之两崇，口吸吸犹江海之广阔。手执宝杵，杵上火焰冲天。一拟邪山，登时粉碎。山花萎悴飘零，竹木莫知所在。百僚齐叹希奇，四众一时唱快。故云，金刚智杵破邪山处。若为：

六师怒情止，化出宝山滩可比崭岩可有数由旬，紫葛金藤而覆地。山花郁翠锦文成，金石崔嵬碧云起。上有王乔丁令威，香水浮流宝山里。飞仙往往散名华，大王遥见生欢喜！舍利弗见山来入会，安详不动居三昧。应时化出大金刚，眉高额阔身躯。

手持金杵火冲天，一拟邪山便粉碎。

于时帝王惊愕，四众忻忻。此度既不如他，未知更何神变？

但在许多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里，最为流行者还是《目连救母变文》，这变文有种种不同的本子。伦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巴黎有《目连缘起》，北京有《目连救母变文》数卷；事实皆大同小异，文句也多相同的。可见这故事在当时流传的普遍，固不仅张祜之戏白居易以“《目连变》”云云也。在这些异本里，以伦敦的一本为最完备。首有序，叙七月十五日“天堂启户，地狱门开"，孟兰会的塚起，末有“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安写云云

这故事成为后来宝卷、戏文的张本，至今在民间尚有很大的势力。这变文叙述佛的弟子目连，出家为僧，以善因得证阿罗汉果，借了佛力，他上了天堂，见到父亲，但母亲却不知何在。佛说：“她在地狱中呢。”目连使遍历地狱，历睹惨状，最后到了阿鼻地狱，才见到他母亲青提夫人。她借佛力，出了这地狱，但不能出饿鬼道，见食即化为火，目连悲戚，无法可施。佛乃教他于七月十五日建兰孟大会，可以使她一饱。但她饱后，忽又不见。乃已转生人世，变为黑狗之身。最后，目连又借佛力，使她脱离了狗身，到天上去受快乐。这部变文，虽没有《维摩洁》《降魔》的伟宏奇丽，但关系极大。在中国的一切著作里，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详尽的叙述周历地狱的情况的；其重要有若《奥特赛》(odyssey)、《埃涅阿斯纪》(aeniead)及《神曲》诸史诗。

此外，尚有《佛本行集经变文》《八相成道经变文》《有相夫人升天变文》《佛本生经变文》《地狱变文》等，皆较为简短，且俱首尾残缺，不知其原名为何。在其间，《佛本生经变文》，叙述释迦牟尼以身喂饿虎的事，其结构也殊宏丽，且就其字体看来，实是中唐的写本，今所见的变文的写本，时代无在其前者，

六

讲唱非佛教故事的变文，今所知者有：《列国志变文》，叙述伍子胥的故事；（巴黎也藏有一卷《伍子青》）《明妃变文》，叙述王昭君和番事：《舜子至孝变文》，叙述舜的故事。《舜子至孝变文》恐怕是最早的把舜的故事，传说化了的；写那叟历次的受了后妻的鼓弄，要想设计陷害舜。而舜也每次都得脱逃出来。颇富于“神仙故事”的趣味。大约其中是附加上了不少民间故事的成分进去了吧。最奇特的结构，是每次后母要陷害舜时，总是说着：

自从夫去辽阳，遣妾勾当家事，前家男女不孝。普叟听完了后妻的陷害之计后，也总是说道：

娘子虽是女人，设计大能精细。

这是任何变文里所不曾见过的格调。《列国志变文》，也极有堪以注意处。其间叙伍子胥逃难时，见到他的妻子，但不敢相认，他妻子乃举药名以暗示他：“妾是仵茄之妇，细辛早仕于梁。就礼未及当归，使妾闲居独活”云云，这大约也是民间所最喜爱的“文章游戏”的一端吧。《明妃变文》已缺首段，其结束，则叙明妃在胡，抑抑不乐而死。死后，汉使祭她的青冢。这大约便是后来的明妃投黑水而死的传说的前驱。《明妃变文》分上下二卷，在上卷之末，有云：

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使我们可以明白后来的许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云云，在中国的最早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宋人“话本”之由“变文”演变而来，这当也是例证之一吧。

参考书目

一、​《沙州文录》二卷 蒋斧编，罗福苌补；有上虞罗氏铅印本。

二、​《敦煌零拾》七卷 罗振玉编，有上虞罗氏铅印本。

三、​《敦煌遗书第一集》 法国伯希和、日本羽田吉合编，有上海东亚考古会印本。凡大小二册，为一部。

四、​《敦煌劫余录》 陈垣编，有新出铅印本。

五、​《敦煌掇琐》 刘复编，第一辑已出版；有中央研究院印本。

六、​《佛曲叙录》 郑振铎著，见于《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七、​《中国文学史》 中世卷第三篇上册 郑振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