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收录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发表或写好待发表的文字。发表的主要地方是《中国时报》系的“人间”和“时代”副刊。《李约瑟给我的影响》则原见于《历史月刊》，蒙月刊慨允在这里重载。原来发表的日期已注明在每篇之后。

最初写稿的时候并无通盘计划。现在看来，则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即是个人回忆与旅游观感也无不沾上了当今历史变化的成分。本来这种色彩可以出现于任何人之笔墨：我们活动的范围全是“人间”；所接触的事物也无逾于“时代”。不过一个学历史的人，处于当今内外大变动之际，朝夕萦思，免不了对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母亲受罪遭殃？为什么我们对性的禁忌日益开放，尤其属于女人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货币突然发生问题？事态的变化突如其来，却又如是的普遍，这情景逼着我们通盘考虑。所产生的问题看来已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对策也务必通过时代的改变，从长计议。

去年（1997）11月我承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莫昭平小姐之邀，来台北发表过一场演讲，讲题即是本书开首第一篇的《关系》。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一般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也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详细分析。今日的局势则是三者都在通过重要的修订或改变。

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来临，实际则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所有的国家都要将旧日的农业体制改造为商业体制。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一成不变，一切以道德的名义检束。读者可从《何键》一文追想其梗概。商业则重交换。只要各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外在的纪律束缚可以逐渐放松。《李约瑟给我的影响》说明我涉入这类研究之由来。

可是上面这几句话说来容易，要确实照做，则务必发动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改造或调整。换言之，人类的各种关系，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大变局中读历史》表示我们要放大胸怀，才能体会此中真意。再如《内战》和《世上鲨鱼四十亿》也从旁说明中国需要改造的原因，《母亲》更表示改造期间的痛苦，很少的家庭能够幸免。

书内也有几篇文字，提及我在1946年初来美国的经验，像《露从今夜白》、《从烤面包说起》和《雷温乌兹要塞》，多方表示一个国家进入商业体制，军队各部分可以随意提调，有如机械之零件。如此这国家才算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否则各不相属，徒用狭义的道德为标榜，不能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再说一次吧，从农到商，不仅在增进各种关系，而是要将组成关系的原则一并更新。

另一方面，即是美国，虽已高度的工商业化，也仍在不断改变之中。我所写的《东安街六〇六号》叙50年代事，《迈阿密的故事》叙90年代事，就已表现社会的步伐加速，各种关系也要因之调整。我们无从说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因为好坏全是个人主观；而历史的进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虽然我们无法预言五十年后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以此类彼应当不会倒退回去。读者如再看拙文《何键》一遍，当信我言非虚。

我和很多学历史的人一样，认为一件重大的情事，牵涉广泛，竟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当中必有理由；是为历史的仲裁。这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成分是《成则为王》文中之要旨。《母亲》文中也作类似的结论。相反的，客观环境尚不容许，不到时机成熟，即忙着采取行动，冒大不韪，也甚可能自招贻戚。目前一个显明的例子乃是在某种情景之下西方人提及自由，其立场并非抛弃道德；而是将检束的责任放在各人自己身上；同时也让各人以自己的良心做主。很多事情，西方经过实验已能如是。但是在东方，一般民智未开，人民宗教观念的取舍未定，“关系”的改造还未成熟，是否也能立即如是，甚成疑问。这一套理论也是牵涉广泛，我写此文时不期而然的感到责任綦重，也免不了语重心长。读者不要忘记“成则为王”的反面即是“败则为寇”。

上文尚未提及的其他六篇，初看好像另成一系统。范围牵涉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内容则又概括经济与宗教。其实一言以蔽之亦无不涉及“关系”。我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印度和缅甸，战后又驻留日本三年。此外，三十年前在纽普兹教书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规定亚洲系的教授须共同讲解东亚国家概况的一门基本课目（以作国民外交的准备，当日为所有的学生必修），已经注意于这一整个区域之发展。同时以后环顾内外也深觉得对这些国家的最基本之认识为我策划的“中国大历史”之所必需（司马迁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犹且将《南越列传》写入《史记》）。读者必须注意21世纪中国的前途将部分由周边国家的出处决定，有如在20世纪日本与美国的命运半由中国决定。当一个国家再造之际，它发动重订“关系”的冲力，必较其他相当平稳的国家之影响为大。此非单独的计算这些国家之军备与实力时所能预见或概括。

有了这样的交代，以下各篇宗旨不说自明。《东南亚金融风暴》经过钱果丰博士过目，并指正原稿的错误数据。（当然，文中的立场和尚有不妥的地方由作者自己负责。）他是香港行政局议员，英之杰财团董事长，和我为世交。

其他各篇写《印尼的彷徨》、《印度教与核威胁》和《日本，nippon, japan》。其中有一点要再三着重申明：各篇提及不同的宗教，从一个学历史而注重唯物的人看来，它们的不同特色，大都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之所致。此一点必与很多信教虔诚的人和唯心专家所见有距离。

虽然如此，如何概括本书，既是人身经验，又牵涉地缘政治？

让我这样说吧：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黄仁宇

199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