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子龙的文学天才终于为夏允彝等所发现，他们的推崇和陈所闻的赞赏都给了子龙一定的自信。这一年他在府县考试中都有所表现，补博士弟子。用通俗语言说，他是秀才了。
天启二年（1622），陈所闻因为治丧回到松江，按照当时的礼制，在丧服二十七月之内，应当在家守孝，这是朝廷的制度。违反了这条礼制的人常常要受到当时的谴责。张居正受到刘台的弹劾，最主要的是这一条。这样的规定，有它有利的一面，国家大权不至于长期集中于个人，以致造成专权跋扈、作威作福的形势。从另外一面看，就是不能继续维持一贯的政治形势，以致发生畸轻畸重、忽左忽右的局面。唐代的李德裕，倘使得到一个长期执政的机会，唐王朝的崩溃，必然可以推到更后若干年。
从另外一面看，从最高当局看，可能这是比较好的制度，因为政治上的波动，经常对于政治会发生一种推动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对于国家的一件好事，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正常的情况认为是经常的情况。
陈所闻回到松江，名义上是治丧守礼，其实主要的还是教子。子龙这一年已经十五岁了。在现代社会里，十五岁的孩子，对于国家大事必然是有所认识的。但是在那时这就完全不同了。就以子龙自己所编的《年谱》为例吧。八岁时就开始学做对子。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考试的第一步是考秀才，一篇八股文主要是靠作对子撑起来的。还要作诗，那时的诗，号称五言八韵，就是五个字的诗句要做十六句，押八个韵脚，其中除首尾二联不须对偶外，其余十二句全要按照平仄声逐句配对，所以入学不久，就要学作对联。
陈子龙十二岁那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按照当时的情况，那一年正是明朝和建州奴隶主决战的一年。杨镐的四路大败，正表现着封建主的没落，社会体制很可能来一个大倒退。但是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正在那里读《周礼》《仪礼》《礼记》，这是他的经学。同年他还要读《史记》《汉书》，这是他的史学。更特殊的是在这一年他父亲从北京回来，替他定下一门亲事，这是子龙日后的妻子。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时只是17世纪的20年代的前一年。
陈所闻因为父丧回到松江，他对于子龙的督课更加紧了。天启三年（1623）子龙到青浦县应试。为什么到青浦？当然这是由于陈家的田产在青浦，所以在青浦应考。青浦县县知事徐未孩很赏识他的作品，决定把他安排在第一名，可是因为所闻久已出仕了，为了避嫌，这才放在第二。从青浦县送到松江府，松江府知府张石林气魄大一些，把子龙放在第一。事情就算定了吗？不然，上边还有专管考试的学政，这位是孙六吉。从六吉看来，子龙的文章是有才气的，但是才气不是八股文需要的。八股文讲究的是代圣立言。什么是代圣立言？就是要按照孔子、孟子的语气说话。孔子、孟子说话的时候，有什么才气吗？讲才气那就不成为圣贤了。其实这也是一偏之见。原壤不遵守礼节，孔子以杖叩其胫。王朝暮见，孟子不与之言。即使真算是圣贤了，他们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或者见面不交一言，或者简直用拐棍敲对方的小腿。圣贤也是人，是人就不免有个发生气恼的时候。可是宋、元、明、清以来，尤其在八股文盛行的时候，他们的圣贤定型了，成为一种没有意气、没有感情而只会说大道理的人物。不说大道理就不成为八股。这是八股对于中国文坛犯下的最大的罪过。孙六吉既然是以学政入场，当然陈子龙是没有入选的希望了。
青年人总会有幻想的，这些幻想可能和他后来的事业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和他的事业无关。既然是幻想，便不能凭着一定的条条，认定这里有什么理由。在子龙十六岁的时候，他忽然想要做神仙。做神仙也不坏，朝游东海，夕游阆圃，有时可以看到沧海变为桑田，桑田又变为沧海。事实上，这种想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想入非非。从现在我们的认识看，喜马拉雅山虽然很高，其实千万年以前，这里只是大海，因为地壳的变化，南方的大陆从大海中漂浮，向北靠拢。最初是近一些，更近一些，以后靠拢了，更要相挤，一挤势必至于有一部分是挤高了，越挤必然越高，所以喜马拉雅山每年总要高一些，更高一些。这是远的。就以近代而论，江苏南通县的狼山诸峰在五代时候，南唐和吴越作战，两国的兵船可以在长江之中，环着狼山作战，现在狼山已经到了长江北岸，江中的沙滩也在二三十里之外了。稍远一点说，现在的泰兴、靖江诸县，在两千年以前只是一片大海，所以枚乘《七发》里说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可是从现在看，就完全不同了。甚至在20世纪初期，我过江到上海求学的时候，那时轮船停泊的所在，本来就在江边，现在这一大片土地，又都沉入江中了。所以沧海桑田，说起来固然可怪，其实这是事实，一无可怪。所苦的是人生比较短促，好多变迁的事，我们因为没有亲身体验，因此觉得是不尽可信而已。
当然，在天启三年的时候，陈子龙有许多思想，从他父亲看来，甚至认为是发狂。这确实是发狂，因为无情的现实正在酝酿之中，大风暴就要出现了。一个金钱狂的皇帝死了，来一个色情狂；色情狂的皇帝死了，再来一个文盲。敌人正在山海关外不远的地方，朝廷之中又来了十万太监。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没有人能把国家安定下来的。何况连这个要把国家安定下来的思想也没有。坏人遍地皆是，好人也不能安定。到这个时候，不能使人不想起张居正，在居正当国之初，上边是一位十岁的皇帝，他的年龄还小，提不出什么主张，但是五六年以后，他便是成年了，而且酒色财气，一应俱全，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所好上边还有一个慈圣皇太后呢，这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懂得民间疾苦，虽然有时不免要修桥建庙，只要好好应付，道理不是说不通的。但是张居正轻易见不到太后一面，一切全仗司礼太监冯保。所以张居正不得不以全力应付冯保。这在当时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如此便不能打通李太后，也就无法应付逐年成长的神宗。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串通宫闱，是大臣们不应当做的。后面这一说，道理完全正确，但是在这个道理指导下面，便无从办事，一种泄泄沓沓、苟且应付的办法久已成风，没有居正的考成法，用不到1644年多尔衮破北京城，明代早已瓦解了。
现在回到17世纪20年代，当时的熹宗皇帝是一个文盲，但是他比神宗好应付得多了，因为他没有一定的主张，没有一定的嗜好，只要不妨害他的木工生活，他可以把一切交给魏公公——这一位后世唾骂的魏忠贤。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皇太后？没有。上面有一个李选侍，是光宗的遗妃，做不得什么主，也用不到为她去修桥建庙。因此在熹宗的时候，只要能应付魏忠贤，要做到万历前十年那样的政绩，是完全可能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应付魏忠贤。
要应付魏忠贤，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他已经被称为九千岁，比皇帝的万岁爷只差了十分之一。而且为他建生祠的地方几乎遍于全国，同一个大城里竟会建上三座、四座。不为他建祠的长官，有时还得免职家居，甚至还要冒抄家的危险。这就是说魏忠贤的凶焰要超过冯保十倍、百倍，那就不是一个，甚至不是十个张居正应付得了的。可是事实也不一定如此。
一切的灾祸，初起的时候，和到了成灾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大火的漫延可以把数百里内的深山老林一起化为枯木断槎，但是初起的时候只是星星之火，能把这个星星之火扑灭了，一切可以保证安全无事。即使火势已经出现，只要我们应付得法，同样也可以不成问题。《汉书·李陵传》不曾说过吗？陵“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颜师古注：“预自烧其旁草木，令虏火不得延及也。”这实在是在一个荒原中自救的办法。所以对付灾祸不是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和它硬顶，于是硬击硬撞，终于两败俱尽，人完了，国家也完了。这是张居正所不为，却是熹宗的时候杨涟等所走的道路。
熹宗即位以后，魏忠贤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他还不能没有顾忌。大学士叶向高、韩辅政，赵南星、高攀龙等居大位，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忠贤之势，尚未得逞。熹宗三年（1623）忠贤引魏广微为大学士，从此他的爪牙进入政治中心，魏忠贤的毒螫遂一发不可收拾。
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数年以前是以杨涟为首，拥戴熹宗入居乾清宫，让李选侍退出，当时熹宗称他为胡子大臣的。现在还是这一位胡子大臣疏劾魏忠贤的大罪。在这二十四条之中，我们可以录取几条。
……旨意多出传奉，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亵，政事之堂几成闹市，大罪一。交通孙杰，论去阁臣刘一燥、冢臣周嘉谟，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引疾，一则嗾言官劾去。顾于护党气殴圣母之人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以赠其行，是何亲于乱贼，何仇于忠义，大罪三。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镜。忠贤一则使人喧辱之去，一则与沈构陷之削籍，顾于侧媚善侮者破格点用，骤加一品以归，大罪四。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力阻孙慎行、盛以弘，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同奸辅沈创立内操，安知无大盗刺客寄名家丁？傥或伺隙，可为寒心，大罪二十二。近日忠贤进香涿州，铁骑簇拥，蟒玉追随，警跸传呼，归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拥环遮，入幕密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大罪二十三。忠贤今春走马御前，皇上射其马，贷以不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大罪二十四……
在这个情形之下，党祸的形势已经完成。一边是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一边是在朝的忠正。这样两党的对立，壁垒森严，但是和汉、唐的形势有所不同。汉、唐的党祸，一边是大臣，一边是宦官，这个对立是清楚的，可是明朝却完全不同了。一边是守正的大小臣工，一边是宦官和宦官手下的文武亲信。这种形势一经成立，再加上一个文盲的皇帝，除了与宦官接触以外，更无与群臣接触的机会，并且也没有与群臣接触的语言。不要说没有一个张居正，即使有十个张居正，也无救于朝廷的危亡。明朝的亡国，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敌国，也有内扰；有民愤，也有士愤。危亡的形势，日积月累，终于铸成铁的结果：明朝的覆灭。
覆灭的形势是铸定了，是不是由于敌国的强大？不见得。建州奴隶主既不强，也不大，而且内部也不团结。是不是由于人民力量的壮大，其实也不见得。明末的陕西，包括现代的宁夏、甘肃在内，人民的生活已经被逼到死亡的边缘，倘使他们还有一线的生路，他们会去自觅生路的。正因为他们的生路已断，由于种种的原因：战争的绵延，败溃的混乱，自然界的威胁，出路的截断，他们这才采取了万死一生的计划，终于起来造反。待到造反已经成为唯一的生路以后，当然就铸成了四个颠扑不破的大字——造反有理。所谓造反有理者其实就是求生有理。在统治者逼得人民求生无路的时候，这四个字必然出现在天空，照亮了整个的国家。
建州既然并不强大，那么明朝为什么遭到覆亡之灾呢？那就更证明了孟子所说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颠扑不破的道理。也证明了《春秋·公羊传》记“梁亡”，“鱼烂而亡也”这一事实。
熹宗当然不是治理国家的材料，他自己也知道，这应当说是他的优点，因为中国自古的帝王，认清楚自己不是治理国家的材料的人并不多，所以实际上说，他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不幸的他自知不是治国的材料，却把这个工作交给魏忠贤，魏忠贤再交给一些更不如魏忠贤的人物，这就造成“鱼烂而亡”的必然形势。
当时的敌国外患是建州，尽管建州自知远远不如明朝强大，同时也承认明朝是他们的宗主国，但是努尔哈赤和他的部下已经跃跃欲试，准备随时取而代之，所差的是这个机会还没有送上来。不过他们是懂得策略的，在机会未到之前，他们决不抢先一步，以免遭到失败；在机会一到之后，他们立刻扑上去，决不放松一个可趁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又可以认识到一个真理，即使是在所谓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他们对于如何保卫自己、扩大影响这一套本领，决不让于任何先进的国家。本来争取生存是一切生物天赋的本能，任何一个集体都不能自诩有它的特长。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经过这一次的弹劾，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联翩响应，整个的朝廷轰动了。当时明朝本来有两个都城，成祖以后，北京是首都，南京是陪都。这不是说南京不重要了，而是说南京更高超了，一切端居养望，或是资历已高的大臣，都在南京，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有时比北京还更重要，更能符合人民的要求。七月间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右侍郎岳元声等合言：“忠贤恶贯既满，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此岂尽仇于忠贤而比呢于杨涟哉？凡以公听并观，见忠贤假心小劳，恣其大逆。迩来朝政参差，国势抢攘，物力凋耗，岂无召致而然，乞将忠贤罪状，即赐处分。”这是代表南京方面的言论，当然是不会见听的。
明代后期，大学士的地位，实际已处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时的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看到魏忠贤以内侍的位置与朝廷大臣对立，决非国家之福。他提出“皇上诚念魏忠贤，当求所以保全之，莫若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贤，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则忠贤亦安”。叶向高的地位不容过于偏激，但在大臣与忠贤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解决的时候，主张由忠贤暂时且归私第以安中外之心，不失为合情合理的主张，对于自己的地位，已经尽了责任，保全了身份。这一个主张是合适的，但是大权不在熹宗而在忠贤，忠贤绝没有退归私第的决心，因此向高的主张也就不起作用。不久以后，工部员外郎万燝因为得罪了魏忠贤，熹宗吩咐把他拖到午门外面，赐予廷杖一百。
廷杖是明朝的一项发明，是以往任何朝代没有的。朱元璋起自民间，又承蒙古王朝统治的末期，因此唐、宋时代比较文明的传统没有流传下来，野蛮行为到这时反而变本加厉。自古以来，本来有五刑，这里已经有许多野蛮的成分了。到朱元璋手里，第一是滚钉板。板是一块长长的木板，板上插上几十个数寸长的铁钉，凡是真正受到委屈的人，必须赤身露体，在钉板上滚一道。滚过了准予申冤。钉板是无情的，无论有冤无冤，在上面一经滚过，必然会把他刺得血流遍体，常常是板未滚完，人已身亡，更谈不到申冤诉屈了。
第二便是廷杖，凡是对于皇帝的言论，有所讥评，或是不能使皇帝满意的，当时即用特旨赐予廷杖。关于这个制度，清人姜宸英《刑法志》曾说：
刑法有创之自明而为前代所未有者，廷杖与东西厂镇抚司狱是已。是二者杀人最惨而不丽于法。举朝野之命，一听于武夫宦竖之手，可叹也。故事：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系午门外，每入一门，门扇辄合。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坐右。其下绯而趋左者数十人。须臾，缚囚定，左右厉声喝。喝“阁棍”则一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一则喝令“著实打”。或伺上意不测，曰：“用心打”，则囚无生理矣。五杖而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举布掷诸地，几绝者十恒八九。
这真是一种极端野蛮的刑法，但是在明代是经常使用的。人类固然有不断走向文明的倾向，但是同样地也会朝相反的方向进行，文明和野蛮，正在不断地交替着。所幸的是向文明的倾向毕竟比向野蛮的倾向强一些，这样地逐步推演，人类社会也就逐步好转。
万燝是叶向高的同列之臣，向高虽然出力救护，万燝终于死在杖下。不久向高的同乡御史林汝翥也因为廷劾魏忠贤，受到赐予廷杖的处分。向高继续向皇上请求开恩。还好，林汝翥的消息灵通，他逃了，一逃逃到遵化巡抚那里，这一次的廷杖被他躲开了。熹宗皇帝也许顾不了许多，把这事情忘了，可是太监们没有忘。有人说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十之八九是逃到叶相府去了。这一来大家把相府围住，叫喊连天，不过汝翥既然不在那里，叫喊也没有用。
但是究竟是有用的。叶向高是首辅，现在搞得太监封门，成群结队地喊捉拿，这个首辅的位置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年龄也大了，相府的工作也实在太重，他切切实实向熹宗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也照例予以慰留。从此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天启四年（1624）七月为止。叶向高离开北京，从此以后，北京的政局更加混乱。大学士中虽然还是有一些正派的人物，但是实权逐步地为魏广微所掌握。广微一边是内阁大学士，一边却又是魏忠贤的亲信。魏忠贤更是为所欲为，和以前不一样了。
当时的明朝正在热烈地争辩两个问题。一是建州奴隶主不断向关内进窥，二是魏忠贤的逐步掌握政权。天启五年（1625）以后魏忠贤和魏广微这才定下了一石二鸟的毒计。
关外的失败，主要由于经抚的不和。经略熊廷弼自视甚高，尽管他的才具和忠贞，足以胜任而有余，但是气焰之高，实在也难与共事。王化贞是一位肯担当国事的大臣，但不是边疆之才。这两位负责的当局，事实上难于共同负责。辽东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此。广宁失守以后，王化贞收拾残局，和熊廷弼入关，这才有孙承宗巡视关门的委任。但是当时的众矢之的，一直集中在熊廷弼。
北京城内的争执，一切围绕着魏忠贤的地位。一边有不计成败，直接攻击忠贤的杨涟，和他的若干共鸣的士大夫；一边也有不以魏忠贤阉党为耻的魏广微和大批冒进的官僚集团。
这两种矛盾纠缠着，最后魏忠贤和他的党羽定下了一石二鸟的毒计。这是说他们认定凡是进攻魏忠贤的都是收到了熊廷弼的贿赂。凡是收到贿赂的一律送入东厂，由国家追赃，赃额的大小一律由东厂估计，凡是不能缴足赃额的，一律要经过刑讯，这是说赃额永久没有满足的日期，刑讯也就永久没有停止的日期，最后以受刑不胜而死。至于熊廷弼，他是以布置边防冒着大风雪而开始，以兵权被夺而失败，以引颈受戮、传首九边而告终，至于失陷辽地的王化贞则因为他是谦逊缓和，虽然失陷边疆，只得一个永久革职的处分。在王化贞，这是侥幸，不一定由于他和魏忠贤有什么私人关系。在熊廷弼，这是由于他的气概高岸，不以生死系念而致死。至于因廷参魏忠贤的杨涟以下诸人，根本与辽东的失陷无关，他们的死，完全是死于魏忠贤的仇视，而以受赃致死，则更是加以无辜的陷害，这里正看到明朝的加紧迫近崩溃了。
杨涟最初拥护熹宗入乾清宫，那时熹宗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呢！他并不认识杨涟，只记得有这么一个胡子大臣。熹宗对杨涟当然有一些好感，但是慢慢地变了，以后认为他在移宫这一个大案中，不但没有功，而且有离间宫廷之罪，对于一个文盲的孩子，这样的颠倒是非，也许原在意料之中，可是这是一位皇帝，这种言论，真不成其为言论了。杨涟在厂狱中临死之前，留下了一百八十字的血书，血书是被烧了，所幸同狱的一位商人曾经看到，也还记得书中的字句：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饮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讯问之余，枉坐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家倾路远，交绝穷途，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其所。唯我身受顾命，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可以见先帝，对二祖十宗与天下万世矣。
杨涟死后，还得到他的原籍德安追赃，赃本来是架空的，追又从哪里追起，但是追还得追。当地的地方官只得就地募捐，把这件赃案结束。
一个月以后，前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因为追赃的事，在厂卫监狱中死了。光斗也是魏忠贤要杀的一个目标。清代文人方苞有一篇《左忠毅公逸事》，把他忧国忧民的心事记下，是一篇极不易得的文字，他提到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探望左光斗的情形：
……及左公下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狱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狱，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此！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
从这一篇文字里，很可以看到当时确实有不少以身许国的人才，为魏忠贤所陷，终于不得其死。在这一群人斩尽杀绝以后，明朝也就随之而尽。从我们今天看来，明朝只是一个落后的地主阶级王朝，明朝的存在与否，与人民政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明朝一经结束，来一个建州的奴隶主王朝，其实是走向落后的一面，及至这个奴隶主政权和汉族的地主政权联合执政，其间的若干年，整个的政治走向反动。可是奴隶主与地主，仍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奴隶主在某些方面，始终没有摆脱奴隶主的思想意识，直到清王朝的覆没。在我们重温历史故事的时候，实在不能不为之痛心。
在逮捕周顺昌的时候，还曾激起一次江南的民愤。本来明代的地主阶级必然保存某些地主意识。特别是长江以南地主阶级和人民中间存在着一定的阶级仇恨，也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在魏忠贤的爪牙逮捕周顺昌的时候，激起了江南人民的义愤。这件事发生在天启五年魏忠贤的爪牙东厂缇骑逮捕周顺昌时。顺昌，吴县人，官至文选司员外郎，这时正在家居。在周顺昌被逮时，苏州的老百姓愤怒了，激起极大的骚动，后来张溥曾记录下来：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
——《五人墓碑记》
魏忠贤这个太监，当熹宗在位的七年中，竟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权威。地位一直封为上公，明代自太祖以后，异姓不得封王，最多只能封到公，封上公就是封王。他的侄儿封公封侯的便多了。对他的嵩呼，称为九千岁，甚至九千九百岁，只要再进一步就是万岁了。国子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应当给魏忠贤建祠国子监，与孔子并尊。魏忠贤由于这些人的推崇，他的地位，直到与孔子并尊，与熹宗比肩。在群臣上奏的时候，他们有的甚至不敢提到他的姓名，把他和熹宗并列起来，称为“皇上与上公”。总之，在这段时期里，只要他再进一步，不难称为皇帝。
但是明朝还是有一些人才的。由于孙承宗的扼守山海关，袁崇焕的死保宁远，他们又把前线推向锦州。这时锦州成为明朝和建州、蒙古三方力量争夺的场所。蒙古的实力差一些，可是建州正在准备夺取山海关，孙承宗、袁崇焕则在准备收复沈阳和辽阳，这里正看到明朝还是有生气的，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笑的是在关外的斗争中，经过每一次的战争，不但作战的人员受到褒奖，而魏忠贤和他的侄儿等也都因此受到重赏，甚而加官晋爵，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无从索解，啼笑俱非的事件。
天启时代，出现了一部官书，称为《三朝要典》，这是明朝解体时的一部重要文献。所谓三朝，指神宗、光宗、熹宗。第一件是梃击案，实际上是在光宗为太子时的一件奇案，一名乡农因为出卖柴火，闯进东宫太子所在的宫殿，倘使就事论事，加以轻微的处分，逐令出宫，可以了事。但是当时的群臣认为这是郑贵妃的策划，意在谋害太子，以便树立自己的儿子福王，其结果是议论纷纷，总算神宗是一个昏而不庸的君主，他立即召见群臣，由太子自己把原委说清，但是这个案子始终引起不少的猜疑。第二件是红丸案，太子即位以后，由于无知，恰巧郑贵妃给他三十名宫女，他纵欲无度，由御医李可灼进以红丸，在第一粒药丸下去以后，他自觉精神大振，高呼“忠臣、忠臣”，随命再进一丸，这一次的结果是随即身死。当时，有人认为李可灼是弑君，甚至首辅方从哲也免不了责任。议论纷纷，久而不定。第三件是移宫案。光宗逝世以后，李选侍尚在乾清宫，一时未及搬出，事情本来不难解决。可是以杨涟为首的一些名臣坚请立即移宫，以致造出选侍自尽未遂、皇八妹坠井等意想不到的谣言。这三个案子本来可以从容处理，但是当时的朝廷充满了虚骄之气，不但小人如此，连所谓君子的也在所不免。
天启六年（1626）在熹宗的名义下，发表了《三朝要典》。上谕说：
皇祖早定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本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宷、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因哀得疾，纯孝弥彰。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乃借红丸以快私意。迨朕缵绪，正统相传，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分谓何？敬忠之义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礼有加。凡三案被诬者，皆次第赐环，布列有位，嘉言罔伏，朝政肃清，特允部院科道之请，命史臣编辑成书，仿《明伦大典》故事，择庚午开馆，名《三朝要典》。
这部《三朝要典》，在明朝崩溃的时候，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件事，以后还有发展。
是不是这部书完全错误呢？不一定，特别是关于前面的两个案子。可是关于移宫一案，完全归罪于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是最不得人心的，因为当时要求移宫的是熹宗本人。这一次案子，虽然不免操之过急，但是杨涟等一批人是当时公认的正人，徒以不甘心为魏忠贤的爪牙，遂至目为奸人，甚至以移宫一案作为他们的罪状，这就必然要使《三朝要典》成为明朝崩溃前夕的重要文件。
大崩溃已在目前了，但是在崩溃的前夕，还有一场闹剧，这就是所谓“建祠”。
魏忠贤本来是一个无赖，由于他本人生活上的困顿和明朝内监的泛滥，他被收入宫内，作为一名平凡的太监。熹宗皇帝虽然在光宗之后接位了，可他还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凡事都离不开他幼年时的保姆客氏。客氏是寡妇，她不免要和内监接近，是两名姓魏的，一名是魏朝，一名便是忠贤。魏忠贤除去魏朝之后，他的地位上升，和客氏几乎是夫妇了，从此他的头衔便不断地更换。由于他掌管东厂，称为厂臣；由于他进封勋爵，称为上公。此后群臣上奏，固然不敢径称忠贤之名，内阁为熹宗撰定诏书，必称“朕与厂臣”。监生陆万龄甚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这一出闹剧的最后一场是为忠贤建生祠，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祯为忠贤建祠西湖，六月上奏，赐名“普德”。自此而后，宣府、大同、虎丘、密云、昌平、通州、房山、宁前、五台山、卢沟桥、延绥、登州、河间、天津、开封、淮安、济宁、武昌、均州、固原、河东，处处都为他建生祠，有时同地建立三祠、四祠，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森林，毁民房，无所不为。在开封建祠的时候，甚至拆毁民居二千余家，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在山海关以东，明朝和建州奴隶主正在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在山海关以西，举国上下则在作疯狂地努力为魏忠贤建生祠。全国人民处在民族大灾难的前夕，统治阶级则在表现垂死前的疯狂。
在高攀龙等和魏忠贤斗争中，由于攀龙曾在东林书院讲学，因此称攀龙等为东林党。其实这个东林还没有构成政党的条件，即是在这里讲学的人，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政党的观念。东林党的名称，应当说是名词上的一种不确切的称呼。但是不久以后，复社出现了，开始具有政党的意义，而入社的人士号称上万，普及到当时的全国领域。复社的活动中，甚至具有政治的意义，周延儒的第二次入阁，事实上出于复社的活动，不过因为延儒的声名狼藉，其后复社中人也尽量地隐讳其事。
在天启之初，陈子龙只是一个孩子，虽然他后来把生命献给国家，但是少年时期，孩子究竟只是一个孩子，他的生活和整个的政治活动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天启三年（1623），他有时还要谈些神仙之道，陈所闻把这作为癫狂，极力禁止。所闻的教导，当然是要他由八股出身，在当时这是一条通向仕途的大道。子龙也曾作过《春思赋》《蟹赋》，科举时代称为古学，要是在这方面有些成就，也会得到一般人士的欣赏的。
天启四年（1624），陈所闻的健康情况开始好转，但是魏忠贤的毒焰正在煽动。陈所闻在阅读邸报中看到当时的正人君子受到排斥，每每咨嗟叹息。子龙和他的朋友们也在不断地关心国事。
到了天启五年（1625），逮捕周顺昌的事件发生了，这是一个信号，人民发动起来了，他们同情正直的士大夫，反对魏忠贤的爪牙，甚至不惜牺牲，终于以颜佩韦等五人的生命照耀了这一次的斗争。这是一个号角，全国都响应了。子龙也在这次运动中有所表现，他甚至缚草为人，写上了魏忠贤的姓名，发动了青年朋友，对草靶人射箭。这当然是一种幼稚的行动，但是对于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你无从要求他提出什么积极活动的。
在这一年，他和夏允彝、周立勋、顾开颜、宋存标、宋徵璧、朱灏、周钟等结为朋友。当然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日后建州奴隶主入侵以后，必然会分化。有些人因为要保全地主阶级的生活和立场，很自然地会向入侵的建州人靠拢，甚至屈服。但是也必然有些人为了保存民族气节，不向入侵的建州人屈服，终于杀身成仁，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天启六年（1626），子龙的文学天才终于为夏允彝等所发现，他们的推崇和陈所闻的赞赏都给了子龙一定的自信。这一年他在府县考试中都有所表现，补博士弟子。用通俗语言说，他是秀才了。
在这一年的秋天，陈所闻死了。在他临死的时候，一再嘱咐子龙要好好孝顺祖母。这件事对于子龙的最后一段生活起了决定的作用。在南京失守，杭州、绍兴相继陷落以后，他始终隐忍着。在奴隶主的建州兵士蹂躏东南的时候，他没有走上前线，直到祖母逝世以后，他才不恤以一生之存没，争取民族的自由。天启六年，他结识了东南两位老名士陈继儒、董其昌，同时也和嘉定侯峒曾，嘉兴钱旃、钱棻结交。陈子龙年十九岁，在旧社会，他已经成熟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皇帝死了。从神宗到熹宗，明朝的统治，除去张居正当国的十年不计，神宗三十八年，光宗一月，熹宗七年，经过四十五年的琢削，政治和国势正在逐步地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崩溃；建州奴隶主政权从最初的十几副兵甲扩展到辽阳、沈阳，正在和明政权争夺锦州一带的统治，但是还没有成功，也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原的野心。明王朝西北部的人民生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还没有决心发动革命。文盲无知的二十三岁皇帝死了，一切的重任落到一位十六岁的继承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