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苟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完整呈现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国卫兵，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有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尔会有美国兵走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吗？”（hey, man, 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内教的陆地作战战术，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少。如果你翻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驾驶卡车。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车。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英里长的场地中，一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得妥妥帖帖，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子太大，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浪费物资、侵占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受，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苟。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英里路回到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持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通知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不过，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认为，这位美国大叔的管理风格可以延伸到整个国民党的军队。随便举一例来说，他在整备三百万名士兵时，不可能不会对某些单位特别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于驻印军的严格筛选标准，施行到三百多个步兵师。一旦达不成这样的标准，他可能和我们一样，必须平衡局势，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产党一样，完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头开始。不管是美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于是将共同的分母强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身上，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魔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袍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常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线的步兵连时，刚好碰到敌兵的猛烈炮火轰击。我们四周的树枝纷纷断裂，到处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赶快结束，同时却观察到草地上的蚂蚁照常行动，似乎对更高等生物间的生死搏斗浑然不觉。在一瞬间我也照着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绝望与焦虑的情绪顿获纾解。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在密支那战役期间，每当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军常派小队人马渗透到我军后方。他们使用三八式步枪，枪口发出“卡碰”的声响。只要后方传来数声枪响，加上前方枪声，让人不免疑心我们完全被包围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射击纪律无法令人恭维。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我们在步兵第八十九团的战地司令所，位处一个小山丘，离驻扎所在的小机场并不远。数发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小机场的部队于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敌军攻陷，他们的战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枪炮的声音穿过时停时下的雨，只能显示出射击方位，但无法看出距离远近。在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朝我们射击，而前方部队也随之溃散，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这时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层泥，散兵坑内积水及踝。为了避免被敌方及我方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从曳光弹掷出的化学物中，部分已开始燃烧，发出尖锐的声音，碎片四处散落，委实可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山丘的树上布满弹痕。团长的勤务兵在离我数码处中弹身亡。在混乱中，一位从来没有碰过自动武器的无线电报传输员兵，抓着一把四五口径的汤普森（thompson）半自动冲锋枪，射光了满满一子弹夹的子弹，以发泄他的恐惧。子弹往上飞，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几个洞。后来我访问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战多年的好手，他们全都说当时确实被吓坏了。不过，他们补充说，不管信不信，那还真是刺激的经验。人一旦幸存，就会浮现解脱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径过于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说说话，鼓舞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然他和我们之间存有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绝不会自在地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郑将军看法不同，我认为史迪威经常亲征前线并非意在炫耀，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风头无法避免。身为战地总指挥的他设法以身作则，证明他并非要求下级军官及士兵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没有要求他们超越太多三星将领所能做的事。

说到炫耀，连朱上尉和我都自觉到自己的爱出风头。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我们偶尔冒险一探无人地带，显然对战事没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线，总是有无可满足的冲动，想再多前进几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于虚荣，又有多少来自补偿心理，前者驱使我们寻求肯定，后者可能失之矫枉过正。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的确真心想提升报告的品质。说难听一些，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求证作战部队的表现与进展，却只是坐在后方，听取部队的简报，一定会引发批评。况且在丛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斩获，不可能离无人地带太远。

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中国军队在瓦鲁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我去现场两次，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我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弹痕是完整的圆形，内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机器穿凿出来的。铁甲皮上没有粗糙的边缘，也没有突出的铁块。连铁甲都能贯穿的子弹留下恐怖的后果，使我得以从各种角度重新设想战争现场。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势必夹杂着钢铁高温燃烧后的气味，还有泼洒的汽油所散发出的味道。这样的景象萦回不去，令人不安，无怪乎作战人员称他们的坦克为“铁棺材”。后来我两度执行坦克任务，但没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务中，日军的机关枪轻轻刮伤坦克，让外漆受损。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务是率领步兵进入腊戍。充当机枪手的我，奉令不放过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办。我怀疑城里是否还有日军存在，我只看到一只狗飞速奔跑，这只狗十分聪明，冲向我们，但躲到子弹弹道下方。敌军在远距离的炮轰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的不慌不忙有时令人气恼。有一次我和一位营长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语调太过漫不经心，几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数处松动。日军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过的地面十分明显，即使连地雷的黄色雷管都清晰可见。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不是针对人的地雷，而是针对坦克及卡车的地雷。事实上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被散落路边的杂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险。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时语气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抑扬顿挫可以再明显一些。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误触地雷，对他也没好处。

我开坦克进腊戍时，一位坦克班的班长受了轻伤。他回来时，头上已经过急救包扎，血迹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让炮塔盖打开得太久，日军以榴弹炮瞄准我们时，他来不及应战。但是他否认在战役中受伤。他极力辩解：“看，我只是稍微刮伤而已。弹壳击中砖墙，打下一些尘土和灰泥，对吧？所以有一大堆烟尘掉到我头上。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被弹壳打到呢？我又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八莫战役所以旷日耗时，原因之一是我们后方的桥被雨季时的大雨冲垮，坦克因此开不进来。有一天我听到一名卡车司机对另一名司机说：“坦克车有什么用？只要给我一千卢比，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开着我的gmc卡车在城里横冲直撞，效果就和装甲车一样。”但他的同伴不为所动：“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钱。”

在缅甸和印度，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十二到二十卢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花在香烟上，但也有人节俭会打算，省下钱来买手表。有一次，我们的前线响起日军坦克战的警报，一名连长推火箭炮上前线。在这紧要关头时，一名武装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头，打算向连长的勤务兵买手表，那可是十足的五卢比。交易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勤务兵开价两百五十卢比。

当然，战争不可能总是如此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我们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话，只不过在尸身上覆盖一层薄土。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感伤。大多数的日军尸身横在路旁，无人闻问。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反战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边，看到蛆在尸身上翻滚蠕动，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亲自经历他的描写。在缅甸战场上，我有非常类似的体验，我还看到蚂蚁从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神秘中。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有时是浪漫情史，其徒劳无功宛如诗篇，只能寄之以忧思。在我记忆中，有一幕发生在密支那小机场的情景。在跑道旁不远有一滩水，水中有一个瓶子载浮载沉，只有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滩时，瓶子随着起伏。水滩逐渐扩大到一旁的湿草地上，一旁是张军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国步兵，他们绿色的军服全都湿透，看起来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没有任何遮蔽之处，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卡宾枪，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我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美国人乐天活泼的典型特质哪里去了？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在家乡，如果碰到这样的大雨，他们一定会用报纸盖住头，开始奔跑，大步跳过水滩，大叫大笑。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

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失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往加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