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五题

刘禹锡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金陵五题》是刘禹锡杰出的组诗之一，它以联章的方式歌咏原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境内的五处古迹。我国古典诗歌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其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咏史诗的写法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说来，或者借史事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借过去人物的活动以表示自己的行藏；或者对史事进行评价，借以阐明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所谓借古喻今，鉴往知来。这组诗属于后者。

南京从三国时代孙吴建都，历东晋、宋、齐、梁、陈五代，都是历史上南北分裂时期南朝的京城，合称六朝。在那段历史时期内，它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人物和家族都曾经活跃在这座舞台上，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古迹。诗人在这组诗里，选择了五处，各写一诗，以表现自己对某些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抒发他的今昔盛衰之感。

这组诗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见于作者的小序：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也是南京的异名），尝有遗恨。后为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者，逌尔生思，歘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白居易的叹赏是一位大诗人对另外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所作出的内行评价。这一评价得到了其后千余年读者的同意。

这五首诗，每首有它自己的独立意义和艺术结构上的特色，而合成一个整体，又有其总的意义和结构，都很值得注意。

这第一首咏石头城。石头城是依位于今南京市西边的石头山而建筑的。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孙权修筑此城，贮藏财宝军器，置兵戍守。六朝统治者，建都南京，都将它视为重地，因此后人又以石头城为南京的代称。这组诗咏金陵六朝遗迹，而石头城（南京）则象征着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权势，是当时政治社会的神经中枢，所以首先加以描写。它是全部组诗的起点，其形象和情调笼罩着其余各篇。

这首诗以一联对句起头。起句点明“故国”，见今昔之殊；次句续出“空城”，增盛衰之感。故国也就是空城，都是指石头城而言。它依山建筑，故云“山围”，北临长江，故可“潮打”。围绕着故国的青山，依然无恙，而被潮汐冲激着的城堡，却已荒芜。六代豪华，久已烟消云散了。两句总写江山如旧，人事全非，气势莽苍，情调悲壮，所以特别得到白居易以下历代读者的激赏。

后两句仍就不变的自然现象与不断变更的社会现象对照。这个从秦淮河东升又从空城的女墙（城上的矮墙，即城垛）西落的明月，在六朝以前，已经开始它亘古如斯的旅程，现在仍旧这样。它看过六代的豪华，而在今天，似乎还很多情，在夜深的时候，仍旧越过城垛，同样地注视着这空城的寂寞。以有情的旧月衬出无常的人事，也就是以今日之衰与昔日之盛对照。

此诗的写法，与李白的《苏台览古》同，而与其《越中览古》异，可以参照。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第二首是写贵族的盛衰的。它也是以对句起，但首句押韵，而且句法结构完全不同。再就意境而言，前诗阔大，此诗深细，也不一样。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写联章组诗时在艺术的错综变化方面所付出的辛劳。

乌衣巷在今流经南京市区的秦淮河南。这地方原是孙吴时代戍守石头城的军营，军士都穿黑衣，故名为乌衣巷。东晋初年，王导定居于此，后来谢家也住在这里。王谢两家是东晋最大的豪门贵族，名臣王导和谢安，都是身系这个王朝安危的重要人物。而且这两家在其后建立的几个王朝中，还很有势力。朱雀桥是当时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离乌衣巷很近。诗的头两句以巷、桥对举，是说明在当时，这一地区是极其煊赫的所在，冠盖往来，车马盈门，而现在却只剩下桥边长满的野草自在地开着花（诗中花字作动词用，即开花），黯淡的夕阳照射着这荒凉残破的巷子了。当朱雀桥边人往人来，熙熙攘攘的时候，道路上是不会长满野草的，只是行人稀少，才致野草丛生。而夕阳则是衰败的象征。所以这两句是通过“野草花”与“夕阳斜”这些自然现象，来暗示这一前朝贵族住宅区中的人事变化。

后两句是刘禹锡传诵人口的名句。但如何理解有两说。自来认为这是说，从前在王谢的广厦华堂之中筑巢的燕子，现在因为那些第宅已经荡然无存，只好飞到普通老百姓家中去筑巢，以见变化之大，波及燕子。燕子且被波及，则人事之变化更不待言。另外施补华《岘傭说诗》则说：“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这“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二还是一，问题并不太大。施说的好处在于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形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也无妨留供参考。总之，这两句诗是承接前两句所暗示的盛衰变化，更其具体地以燕子寻巢这样一件生活中所常见到的小事，来坐实富贵荣华，都难常保，以见在封建社会中每隔一个时期便必然要发生的权力再分配，从这样一件小事中也反映了出来。这种即小见大的手法也是古典诗歌表现方法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这第三首写陈后主。他是南朝最后一个亡国之君。隋师平陈，统一全国，就无所谓南、北朝了。他曾被人称为“全无心肝”，是六朝昏君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了他，也就概括了其他因荒淫无道而失国的皇帝。

当时称禁省（皇帝居住和办事的地方，就是宫廷）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结绮、临春和望仙，是陈后主及张、孔两宠妃所住的三座阁，合称三阁，“高数十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六代皇帝，无不豪华，而且一代胜似一代，就好像竞赛一般。陈后主是南北朝最后的皇帝，结绮、临春等阁则是最奢侈的建筑。六代台城中的统治，至此结束，只是空留古迹，供后人凭吊罢了。诗咏陈后主而题为台城，意在于此。

诗的前两句是夹叙夹议，后两句则以具体形象作出强烈对比。昔时宫殿，富丽雄伟，万户千门，而今天却一片荒芜，长满野草了。高踞豪华顶点的结绮、临春又在那里呢？“万户千门”承上“结绮临春”来。结句点明亡国之因，在于荒淫酒色。这位皇帝，不理国政，终日游宴，使他的妃妾与朝臣共赋新诗，并将其中特别艳丽的作品，谱成乐曲，以供歌唱。《玉树后庭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诗人说，一曲《后庭花》就断送了金陵最后一个王朝。当然这不只是指这支曲子本身，而是指这支曲子所代表的陈后主的整个逸乐沉沦的生活。

这首诗是五题中艺术水平较低的一首，因为它抽象的议论较多，议论又很一般，不够深刻。选家往往不取，是有道理的。但在整个组诗的结构之中，又有其地位与作用，少它不得。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创作，都存在着多样与统一的对立这个规律，特别是较为宏大和复杂的作品，更是如此。音乐声调的快慢、高低，绘画色泽的浓淡、明暗，书法线条的曲直、粗细，诗歌结构的张弛、奇正，都必须交替交织，相间相重，调剂搭配，才能呈现多彩多姿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主题。任何一首诗，哪怕它是个很伟大的作品，也不能有张无弛，句句紧张，有奇无正，处处出奇。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从何处见出它的精彩来呢？一篇诗如此，一组诗何独不然？将这一首较平凡的安排在五首之中，也就使人更明显地看出了其余四首的精警夺目，这就在全组五题中起了一种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将《金陵五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可少的，而若将每首诗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评比，它就往往被选家割弃了。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这第四首咏一处佛教古迹——生公讲堂，即东晋和尚竺道生说法的地方；抒发对于一位生前虽然能够颠倒众生，而身后萧条冷落的高僧的感叹。

六朝时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利用它毒害人民和麻醉自己。高僧讲经说法，不但为贵族士大夫所欢迎信奉，而且一般老百姓也受其蒙蔽，踊跃地、虔诚地前来听讲。竺道生是一位精通佛学，有所创造发明，被人评为“孤明先发”的宗教哲学家。传说他初到苏州，无人听讲，他就对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点头赞许，因此产生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现在苏州城外的名胜虎丘，还有一块大石头，名叫千人石，据说就是他当日讲经的遗址。

起句赞美生公，说他讲经说法，连鬼神都要来听的。那么，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心情的热烈，对于生公的钦佩，对于佛法的信仰，都可以想见了。不直接地说人听，而间接地说鬼神听，深入一层，反衬有力。这一句是追溯，是虚写。

次句一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这个人物，生前是那么煊赫；这个地方，当时是那么热闹，但在今天，当时挤满了虔诚听众的庄严肃穆的讲堂已经变成空堂。它空到一无所有，再也无人过问，甚至连夜间都不用关门下锁了（从外面关门叫做扃）。三、四两句承接次句，一气直下，说当时这位佛教大师说法时所坐的高座，那个代表着他的德行、尊严的高座，虽然还侥幸地被保存了下来，但也冷漠地铺满了灰尘，而伴随着这空堂和高座的，则只有当时曾经照见过这位高僧的一方明月，对着中庭而已（可，唐宋人口语，即当、对）。这三句是现状，是实写。

这首诗和李白的《越中览古》的写法恰恰相反。那首诗前三句写盛，后一句写衰，这首诗则前一句写盛，后三句写衰。

道教希望长生不死，佛教希望不生不灭，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有生即有死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孤明先发”的高僧，到头来也还是得受这个规律的支配。这首诗写这位高僧不但不能够闯过生死的关头，也不能逃避盛衰的命运。不管刘禹锡的创作意图怎样，在客观上，这首诗已经起了对宗教迷信的批判作用了。

江令宅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惟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

这第五首江令宅是凭吊江总遗留下来的住宅，感叹其身世。五题的前四首都用律化了的绝句体——小律诗来写。而这一首则用古体绝句来写，前四首用平韵，这一首用仄韵，也是为了于整齐中见变化。

起句写其身世。江总是南朝后期文士，在梁朝已很著名。陈后主时，任仆射中书令，故世称江令。他是当时日夕陪侍后主游宴的臣子之一，与孔范等人同属所谓狎客。陈亡入隋，仕至上开府，后来南归，死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在南北朝时代，汉族建立的南朝政权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对峙。南朝文化水平较高，所以派到北朝的使臣，往往因为富有文才，被留不遣，强迫出仕，如徐陵、庾信，都是如此。江总也是南人，陈亡以后，入隋作客，居然能够老死南方，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七字将这位历仕三朝的文士的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次句写他历尽兴亡，垂暮之年，重返金陵故居的时候，过去的繁华富贵，都已消逝无存，只有秦淮河中的碧波，依旧荡漾而已。王涣《惆怅词》十二首之九云：“陈宫兴废事难期，三阁空余绿草基。狎客沦亡丽华死（丽华，张贵妃名），他年江令独来时。”可以移释这两句。

前两句是根据史实加以想象，虚写过去。后两句则是根据他人告知的情况，实写现在。池台竹树，占地三亩，历时二百余年，依旧保存，人们都还知道是江总的旧宅。这两句一方面写出文士风流已不可见，与贵族、帝王、高僧同归于尽；另一方面，则又写出贵族华居，帝王宫殿，高僧讲堂或则付之斜阳野草，或则荒凉残破，布满尘埃，独此文人旧宅还池台依然，竹树无恙，又自不同。同中见异，也极参差错落之致。

总观五题以《石头城》开始，通过这座古城的存废，见出南朝的兴亡；以下四题，分写活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有代表性的贵族、帝王、高僧、文士。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变化的一面。非常明显，这一组诗和杜甫的《咏怀古迹》七律五首有着某些类似之点。或者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刘禹锡是受了杜甫的启发的；但刘禹锡却并没有沿袭而是发展了他的伟大前辈的业绩。所以他们各自以其所创造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形象屹立于祖国诗坛。我们研究文学历史上的传承关系，当然应当首先注意重大问题，如作家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创作方法等等，但也不能忽视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看后人对于前人如何推陈出新。如《金陵五题》的分咏部分，是和杜甫相同的，而用《石头城》一首作总冒，定基调，则出自刘禹锡自己的创造。杜甫创造性地以七律联章，刘禹锡则易以自己最擅长的七绝。诸如此类，都须认真分析，才能对杜甫在《偶题》中所说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道理，有所领悟。

这组诗还有一个必须指出的特点，就是它并非作者身历其境而写出的。刘禹锡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八月任和州刺史，次年去职。诗作于和州任内，是看了他人同题之作，而“逌尔（愉快自得之貌）生思，歘然（忽然）有得”的，小序所言甚明。我们知道，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既然他并没有游历金陵，观览这些古迹，又如何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来呢？鲁迅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包含在里面。”（《叶紫作〈丰收〉序》）诗人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听到过他人游历金陵的见闻，这也就是亲历了，加上精湛的艺术技巧，就产生了这组杰作。元稹写了著名的长诗《连昌宫词》，但他自己并没有到过连昌宫，也是一例。如果不将生活实践像鲁迅先生这样理解得较为广泛一些，那么，一切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将是不可能的。

王士禛二十八岁时写了十四首《秦淮杂诗》，所受《金陵五题》的影响是明显的，现在选读几篇，以资比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它写诗人来到南京的心情和光景。前两句形容自己对这座历史古城的向往，为下文分咏历代古迹名人预留地步。因盼望系船秣陵，游览秦淮，而肠为之断，梦为之绕，可见一往情深。水上楼，指秦淮河两岸临水的河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对于这种建筑，有详细的描写，可参看）。后两句描绘到达以后的当地当时的气候。斜风细雨，春景如秋，既然难以出游，发思古之幽情，写诗以资排遣，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雨丝风片”四字，先见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惊梦》〔皂罗袍〕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作者在诗中用南曲的语言，曾被人指摘。这种指摘是有道理的。在古典文学中，不同的文学样式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由这种语言所形成的风格，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要仔细加以区别。这是风格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例如这四个字，用在诗里，就过于尖新了，虽然还不算太大的毛病。

这首诗在全组中是一支序曲，就其作为全部的起点来说，与《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一首相同；但是，它并不以其形象和情调笼罩其余各篇，而只是就自己写诗时的环境和心情引发下文，则又相异。

潮落秦淮春复秋，莫愁好作石城游。

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两位名叫莫愁的姑娘，都生在南朝。一位是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嫁给了姓卢的，称为卢莫愁。还有一位是石城（在今湖北省锺祥县境内）人，是位著名的歌手。但在后来的传说中，这两个人却合成了一个，并且在南京定居下来了。锺祥的石城与南京的石头城弄混了，而且石城姑娘又姓了卢。据说，她就住在莫愁湖上，而其身份则是一位妓女。此诗所咏，当然是南京的事。

前两句是怀古。南朝乐府民歌中西曲歌词《莫愁乐》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诗意即本西曲。它写当时这位天真的姑娘，爱好游览石城（石头城），不管潮汐涨落，春秋更代，总是无忧无虑。也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意思。后两句是伤今。公元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次年又陷南京，至公元1661年，南明灭亡。这一组诗即作于南明灭亡那年，上距南京被攻占十七年，正当民族斗争的大屠杀、大破坏之后。王士禛虽然并不是一位反对清朝政权而是愿意与之合作的人，但其眼中所接触到的、心中所感受的这座古城的荒凉残破的景象，是抹不掉的。所以说，近年人们的愁绪已经涨满得和春潮一样了，可是这湖还是以莫愁为名，谁还能够相信呢？这并非故国之思，而是伤乱之感。它通过莫愁两字见意，关合得非常自然。前后对照是强烈的，但处理得又很含蓄。这样写，须要有技巧。看懂它，也得有点眼光。

青溪水木最清华，王谢乌衣六代夸。

不奈更寻江总宅，寒烟已失段侯家。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刘禹锡《乌衣巷》和《江令宅》两首的续篇。青溪是斜贯南京城内的一条小河，由东北宣泄玄武湖水，南入秦淮河，乌衣巷和江家宅都在其附近，现已干涸。江总宅北宋时还在，但成了王安石的朋友段约之的家产。王安石在诗中一再提到这件事，如云：“往时江总宅，近在青溪曲，井灭非故桐，台倾尚余竹。……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又云：“昔时江令宅，今日段侯家。”

此诗的表现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句写青溪一带风景之优美，第二句写王谢乌衣，六朝称盛，第三、四句却突然宕开，说现在不要说无法找到江总的住宅（不奈，犹言无法，无计），在寒冷的烟雾之中，段约之的屋子也早消失了。“水木清华”与“寒烟”对衬。不说在刘禹锡时代都已仅余野草斜阳的乌衣第宅到了北宋更无踪迹可寻，只说在王安石时代还曾经被段约之住过的江总宅也同样如此，则变化之大，自可想见。它将南朝、中唐、北宋到清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发生的变化，用位于青溪之侧的乌衣巷、江总宅的兴废作为线索，贯串起来，表现出来。对乌衣巷则只说其盛，不说其衰；对江总宅则只说其衰，不说其盛。互文见义，词断意连，好像绘画中的云山，但见诸峰微露于云层之中，形象不同，似乎各不相涉，其实都是一座山脉。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

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

这一首是讽刺南明的昏君和奸臣的。明思宗朱由检的北京政权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摧毁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这时，满洲贵族也已入关攻占北京，并随即挥兵南下。而这位昏君毫不在意，仍忙于选色征歌，以供自己的淫乐。奸臣阮大铖迎合皇帝，献上自己创作的剧本《燕子笺》，它由另一奸臣王铎楷书抄写，十分精美。同时，阮大铖又搜访妓女入宫，演唱此剧（这些情况，可参看孔尚任《桃花扇》中《骂筵》、《选优》等出）。诗的前两句写的就是这些事。首句写阮大铖进呈王铎所抄的《燕子笺》。冰纨，指洁白如冰的细绢。细绢代纸，小楷精抄，如此华贵，如此郑重，而所抄却并非什么文韬武略，经国文章，只是“新歌”——《燕子笺》。只这一句，便将南明君臣的脸谱勾出。次句接写朱由崧观看《燕子笺》的演出。唐玄宗时，有梨园小部音声三十余人。这里借以指阮大铖搜访入宫的妓女组成的小戏班。外面强敌压境，内廷荒淫无耻，欲其不亡，怎么可能？果然，只有一年，南明的南京政权又垮台了。

后两句以古事近事相提并论。前有陈后主，后就有南明福王。陈后主有孔范等一班狎客（孔范仕陈为都官尚书，故称为孔都官），同样，南明福王也有阮大铖等一群帮闲，可谓无独有偶。孔范与后主，同恶相济，陈朝因之灭亡，所以长久以来，秦淮河中的水，一直悲悲切切地流着，好像在怨恨他似的；但千载之后，又有阮大铖与朱由崧重蹈他们的覆辙，那么，秦淮河水的呜咽悲声，就不应当仍然仅是为孔范而发了。两句托意于无知之水，化无知为有情，感慨极为深至，从而也加重了前两句讽刺的分量。

这十四首《秦淮杂诗》所涉及的时代较长，题材也较广，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也力求推陈出新，虽然成就不如《金陵五题》，但出于一位青年诗人之手，毕竟是值得肯定的。

竹枝词（二首录一）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省东部重庆市一带）民歌中的一种。唱时，以笛、鼓伴奏，同时起舞。声调宛转动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依调填词，写了十来篇（一说，《竹枝词》作于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任内。从诗的内容来看，不可信）。这是其中一首摹拟民间情歌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心情。她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实知道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欢喜，又担忧。诗人用她自己的口吻，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成功地予以表达。

第一句写景，是她眼前所见。江边杨柳，垂拂青条；江中流水，平如镜面。这是很美好的环境。第二句写她耳中所闻。在这样动人情思的环境中，她忽然听到了江边传来的歌声。那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一飘到耳里，就知道是谁唱的了。第三、四句接写她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之后的心理活动。姑娘虽然早在心里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什么表示哩。今天，他从江边走了过来，而且边走边唱，似乎是对自己多少有些意思。这，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因此她就想到：这个人啊，倒是有点像黄梅时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又还出着太阳，可真有点捉摸不定了。这里晴雨的“晴”，是用来暗指感情的“情”，“道是无晴还有晴”，也就是“道是无情还有情”。通过这两句极其形象又极其朴素的诗，她的迷惘，她的眷恋，她的忐忑不安，她的希望和等待便都刻画出来了。

这种根据汉语语音的特点而形成的表现方式，是历代民间情歌中所习见的。它们是谐声的双关语，同时是基于活跃联想的生动比喻。它们往往取材于眼前习见的景物，明确地但又含蓄地表达了微妙的感情。

在唐代以前，南朝的吴声歌曲中就有一些使用了这种谐声双关语来表达恋情。如《子夜歌》云：“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欢是当时女子对情人的爱称。梧子双关吾子，即我的人）。又：“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的的，明朗貌。由豫，迟疑貌。芙蓉也就是莲花。见莲，双关见怜）《七日夜女歌》：“婉娈不终夕，一别周年期，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因为会少离多，所以朝思暮想。悬丝是悬思的双关）

在唐代以后，明朝的民歌也是如此。如《干思》：“井面开花井底下红，篾丝篮吊水一场空。梭子里无丝空来往，有针无线枉相缝。”（无丝双关无思，相缝双关相逢）《别》：“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桩要开船。挟绢做裙郎无幅，屋檐头种菜姐无园。”（无幅双关无福，无园双关无缘）《旧人》：“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个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旧时仁双关旧时人）

这类用谐声双关语来表情达意的民间情歌，是源远流长的，自来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作家偶尔加以摹仿，便显得新颖可喜，引人注意。刘禹锡这首诗为广大读者所爱好，这也是原因之一。

稍后于刘的温庭筠，也写过这种民歌体的小诗，如《新添声杨柳枝》云：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此诗也是以谐声双关语描写离别相思之情的。起句写对于情郎的殷勤嘱咐。烛是嘱的谐音，“井底点灯”隐喻“深嘱”。次句是“深嘱”的内容，即希望他远行以后，在约定的日子里回来，不要失信。长行是一种赌博方式，这里用这种博戏的名称来双关长途旅行，又用围棋来双关违误期限。就是说，我可以同你玩长行，但不同你下围棋，暗喻可以让你长行，但你可不能违期。后两句从长行和围棋这两种博戏引出。骰子是一种博具，以小块的骨或木制成，正方形，六面分别挖出从一到六不同数目的圆点。其中四数着红色，一、二、三、五、六各数都着黑色。因是圆点，所以可以在四数那一面嵌入红豆以代替应着的红色。红豆又名相思子。（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因此用嵌入骰子的红豆来隐喻入骨的相思，从而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深挚的情意。

这首诗虽然也采用了民歌的手法，摹仿了民歌的风格，但其所达到的水平却与刘禹锡的那一首有距离。我们细加比较，就不难看出，温庭筠将谐声双关这种表观方法强调得过分了。他似乎沉溺于这种手法本身，而忽略了这种手法，也和任何其他表现手段一样，是必须为主题服务的。离开了这一明确的目的性，艺术技巧再高明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由于产生了这种偏向，这首诗就没有能给读者一个完整谐调的意象。如第一句的“井底点灯”四字，完全是为暗喻“深嘱”而设，对于全诗的意境是外加的，而且也不合于当时情景。第三、四句虽然可以说是从长行、围棋引出骰子，但它们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所用谐声双关之处虽多，用得也很巧妙，但就整体来说，仍然显得支离，不够完美。用古典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刘诗是为情而造文，温诗则不免为文而造情了。我们强调艺术必须具有完美的、富有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但反对任何一种形式主义，其道理就在这里。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关于刘禹锡参加王伾、王叔文主持的政治革新的情况，我们在谈到他的《听旧宫人穆氏唱歌》等诗时，已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一首诗（还有下面两首）也是和这场政治斗争有关的。它通过人们在长安一座道士庙——玄都观中看花这样一件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

永贞元年（即贞元二十一年，805），政治革新失败，诗人被贬为朗州司马，到了元和十年（815），朝廷有人想起用他以及和他同时被贬的柳宗元等人。这首诗，就是他从朗州回到长安时所写的，由于刺痛了当权派，他和柳宗元等再度被派为远州刺史。官是升了，政治环境却无改善。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陌本是田间小路，这里借用为道路之意。紫陌之紫，指草木，红尘之红，指灰土。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炼。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与这首诗用意似乎相反而实则相成的是同一作者写的《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前两句写这位老歌人精湛的声乐艺术。意外声，形容其歌唱超群脱俗，不同凡响。后两句转出正意。尽管你身怀绝技，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都是重少轻老，你如果要生活下去，过得好一点，就得将白了的胡子染染黑，这样，才好伺候那些年轻人啊！这里是用劝慰他人的话来表示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抗议。和上面一首一样，这里说的，实质上也并非什么年老年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是非问题。正如身怀绝技的老歌人由于长了白胡子就被屏弃一样，有安民治国之才的政治家也由于政见不同而被斥逐或投闲置散。如果要“事后生”，就得“染髭须”，如果要争取进用就得放弃自己正确的政见。这不是同样地可悲吗？

上一首从正面着笔，讥讽那些新贵，这一首从反面着笔，以劝人妥协来表示抗议，所谓正言若反，命意并无不同，两诗都可谓精于用比。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诗前有作者一篇小序。其文云：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说得很清楚，诗人因写了看花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和上一首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与前首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沉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哪能料得定呢？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前诗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派。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

这种用比拟来进行讽刺的手法，诗人们是常用的，但有些作品，由于本事不传，难以指实。现在举一个本事清楚的例子，与刘禹锡这几篇合读，以加深对于这种艺术手法的认识。

章碣《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宫怨诗。唐以洛阳为东都。诗咏在洛阳的宫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阳，以期承恩受宠，但终于落空的懊恼心情。前两句写这位宫女的怨恨。她已经懒于将自己打扮得翠绕珠围，登上高台去盼望君王车驾的来临了，像新月弯弯一般美丽的双眉含颦深蹙，难得展开，为什么呢？因为身在东都，不比在长安的宫女，可以有较多的机会和皇帝接近。后两句翻进一层，她又想到，即使皇帝东巡，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为他会把在长安所爱的美人也带了来，那么，自己又有什么可能获得恩宠呢？这真是绝望了。

但据《唐摭言》所载，这首诗是作者写来讽刺高湘的。高湘从南方回长安，路过连江。邵安石将自己写的诗文呈献给他，很受赏识。他就将邵带到长安。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邵就及第了。进士科是唐代读书人最好的出路，及第以后，在政治上有远大的前程。当时考卷，都不糊名，在考试之前，应考的人可以将作品送呈政界要人和文坛名宿，请其向主考推荐，称为行卷。邵安石就是通过行卷而得到高湘赏识的。诗以望幸的宫女比包括自己在内的不第举子，以君王比高湘，美人比邵安石，一目瞭然。

这首诗和刘禹锡玄都观两诗，同样是以比拟的方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同样是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但此诗不如刘诗之为人重视，这是因为它的讽刺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功名得失，而刘诗则以政治上的腐朽势力作为对象加以讥嘲，体现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样，其价值自然就有了高下。

题都城南庄

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本身，同时，从文艺的角度来说，还创造了人类各阶级所独具的美感。对于一切美好的人、物和事件，人们不但喜爱，而且往往长期地保留在记忆之中，永远难以忘怀。这种生活经验，是大家所共有的。为人所熟知的“人面桃花”的故事，也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唐诗纪事》载此诗本事云：“护举进士不第，清明独游都城南，得村居，花木丛萃。叩门久，有女子自门隙问之。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子启关，以盂水至。独倚小桃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崔辞起，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径往寻之，门庭如故，而户扃锁矣。因题‘去年今日此门中’之诗于其左扉。”

诗写今昔之感。这今昔之感，是由于对于一位乍见旋离的貌美情多的姑娘的回忆而引起的。它本是由今思昔，却用追叙，先写去年。“今日”、“此门”，点明时间、地点，非常肯定，毫不含糊，可见印象的深刻，记忆的确切。当时，这座庭院里，正是春风煦拂，桃花盛开，那位姑娘的脸面，正和桃花互相映照，红得非常好看。诗人既不直接描摹桃花的娇艳，也不直接形容姑娘的美丽，只用“相映红”三字一点，则人面花光，既相辉映，相陪衬，又在争妍斗胜，不问可知。以花比喻美女，沿用既久，已成俗滥，而此诗所写，则是眼前实景，所谓本地风光。将景色和人物融化在一起，可见当时诗人已经眼花缭乱，不辨是花是人。今日回忆起来，也还有这种印象。这前两句写过去。

后两句才写现在。同是今日，同是此门。门从外面锁着，可见人已经迁走了，屋子空了。那张与桃花相映红的美丽的面庞已经消失，而无数朵与那张美丽面庞相映红的桃花却依旧在春风中欢笑，这该使重访旧游之地的诗人感到多么失望和惆怅啊！

诗的前两句从今到昔，后两句从昔到今，两两相形，情绪上的转变很剧烈，但文气一贯直下，转折无痕。它的本事既很动人，语言又极真率自然，明白流畅，因而一直传诵人口，成为常用的典故。

沈括《梦溪笔谈》说，此诗第三句原作“人面不知何处去”，后来作者认为“其意未工，语未全”，就改“不知”为“只今”，“虽有两‘今’字不恤”，因为作诗要以“语意为主”。沈是北宋人，这一记载可能是有根据的。现在看来，“只今”的确比“不知”好，因为这样一改，使得今昔之感变得更突出，更鲜明了。

赵嘏的《江楼感旧》可以和崔诗比观：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玩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此诗也是对于一件美好的事、一位亲密的人的回忆。至于其人是男是女，是好友还是情人，诗人既未明言，读者也无须深究。

前两句写今夜登江楼，望明月。而起句冠以“独上”，接以“思渺然”，就伏下了以下怀人感旧的情事。次句写江天月色，月光明净如水，而水光又澄清如天，事实上也就是王勃《滕王阁诗序》中所说的“秋水共长天一色”，虽然我们并不能断其为春为秋。月、水、天，三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极其空灵明丽的图景。李商隐诗云：“水精如意玉连环”（《赠歌妓》），温庭筠词云：“水精帘里玻璃枕”（〔菩萨蛮〕），都是形容想象中最明洁的境界。此句仿佛似之，但属实有，而非虚拟。这样幽美的风物，为什么会引起登临者的渺然之思呢？这里只用独上二字暗点，引起下文。

后两句由今思昔，着重写出物是人非。一样的江楼，一样的明月，一样的流水，一样的遥空，只是同来玩赏的人，已经不知所往了。“人何处”，应上“独上”。不说风景和去年全然相同，而只说其与去年依稀相似，这就敷上了一层感情的色彩，暗示出景物尽管如前，由于人事之变迁，在重游之人的心目中，就不能毫无差别。这种心理描绘是极为细致的，很容易被忽略过去。

这首诗也是以前后各两句对照，表现对物思人。但崔诗是从昔到今，一上来就写出去年情事，是从回忆中追叙往事。此诗则是从今到昔，先写今日，而以往事作结。直抒胸臆，彼此虽同，而章法安排，却又相异。

我们再来读一首刘禹锡的《杨柳枝词》：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诗人在这里，首先为我们展出了一幅春江送别图。在江边一个湾子里，岸旁长着杨柳，万缕千条，临风拂水。出一“春”字，不仅点明季节，而且为画面添上许多春色，许多风光。不写江边其他花树而独写杨柳，则又为下文的别情作张本。在江岸上，杨柳边，还有一座板桥。当然这只是一座极其普通的木桥，不是什么“朱桥”、“赤阑桥”之类。正是在这座板桥上，诗人分别了他所热爱的一位姑娘。于是，这座毫不起眼的板桥，也和美丽的春江，袅娜的垂柳，同样在诗人心中保留着永远新鲜的记忆了。今日重来旧地，一瞬之间，已过了二十年。春江、垂柳、板桥，都还如旧，而那位使这一切都在诗人心中获得了永久的生命的人呢？什么消息也没有。晏殊〔踏莎行〕云：“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清平乐〕云：“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正是此意。所以到头来惟有一“恨”而已。这个恨字下得沉重，含义丰富。它可以是恨自己之轻别，也可以恨美人之无情或薄命；也可以是恨音信之间隔，关山之迢递，而其总的根子则在于直到今朝，毫无消息，举此一端，可见其余。

这首诗命意与上两首相同，也属于感旧怀人之作。其章法则是由今及昔，与赵诗相同，但以前三句写昔，一句结今，又有同中之异。

以上三首诗都是写对于自己生活中出现过、存在过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美好事物的回忆留恋之情，而且同样具有感情真挚、语言流利、一气呵成的特色。大体说来，和上面读过的张籍的《秋思》、岑参的《逢入京使》很接近。但岑、张两诗纯系写情，此三首则兼具景物，因情敷彩，融景入情，也不完全一致。这几篇诗，都可以算得上情文并茂，妙造自然的上乘之作，虽然赵嘏一篇格调稍弱。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柳宗元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花不自由。

柳宗元于永贞元年参与王叔文等领导的政治革新失败之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这篇诗是在永州贬所写的。关于曹侍御的生平，他经过象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县）的原由及他赠送柳宗元那一首诗的内容，今天都已无可考。从这一首回答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他很是友好，愿意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情。这位侍御史至少是诗人不幸命运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其政治主张的支持者。

前两句扣题曹侍御过象县。破额山当是象县附近柳江旁边的一座山，今已无从指实其地（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北有破额山，与此无涉。因为黄梅远在永州之北，而象县则在其南。象县与黄梅的破额山，地理上相距过远，似不容关合在一起）。碧玉，春水绿波的代语。骚人，本以指屈原、宋玉等《离骚》体（即楚辞体）诗的作者，后来用作“志洁行芳”的文人的美称，这里是指曹侍御。木兰是一种香木，以木兰为舟，也是取其芳洁，这里只是用来作为对骚人形象的一种补充描写，并非侍御所乘之舟真是以木兰为原料制成。这是诗人想象中曹某经过象县的情景。破额山前，像碧玉一般的江水滔滔地流着。这时，一位芳洁的人，乘着芳洁的船，在这里暂时停下了。永州离象县还很遥远，从永州想象其停泊的情况，所以谓之“遥驻”。于景色，则仅言碧玉流，于人物，则仅言骚人、兰舟，而景之明秀清幽，人之高尚闲雅，皆在其内。一般赠诗，都有赞美对方的话，答诗作为回敬，也是如此。曹的原诗虽不可见，但答诗在写曹经过象县之事，即寓赞美之意于其中，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后两句扣题酬见寄。潇湘本是二水，湘水到了永州之西，就与潇水合流，称为潇湘。是一种多年生水草，春天开白花。柳宗元这时贬居永州，所以说，承你远道以诗相寄，但我即使非常想就近在潇湘水上，春风之中，采些花寄给你，作为报答，可是也没有这个自由啊！从《永州八记》等文章看来，柳宗元在当地可以寻幽访胜，不受限制，不至于连采花都没有自由，所以这“无限”之“意”，应当另求解释。《古诗》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用意与此两句极近。然而《古诗》所指相同之心，离居之悲，乃是为故乡的一位亲人——很可能是诗人的妻子或情人——而发，而柳诗则明属在象县的曹侍御。这时作者正由于政争失败，远谪南方，那么“无限”意自是涉及政治感情，“不自由”也是属于政治范畴，即《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的那种境况了。曹某原诗，很可能有安慰诗人，劝其安分俟时的话，所以他用这两句作答，以倾诉其抑郁不平的心情。

古代文学理论自来认为，作诗有赋、比、兴三种方法。大体说来，赋是“铺陈”，即“直书其事”，“体物写志”。比是“以彼物比此物”，“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兴是“托事于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故常常“文已尽而意有余”。这三种方法自来为诗人们所交替使用，其中略同于现代心理学中所谓“联想”的兴，显然比单纯的类比（比）或铺陈（赋），表现得更复杂，更难于为读者所捉摸。而略同于“联想”的兴与略同于“类比”的比，在科学范畴中虽然可以清楚地加以区别，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不容易截然分开。所以注家解释《诗经》，常有“兴而比也”的说法，而后人论诗，也常以比兴连称。柳宗元这首诗，显然是以采起兴，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情，他描写的是一件小事情，而反映的是一个大问题，又写得微婉曲折，沉厚深刻，不露锋芒，和他当时具体的身份、环境恰相符合，可以说是纯用兴体。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也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这首诗是作者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将离长安到湖州（即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任刺史时所作。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高敞，可以眺望，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何尝算得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真是很富于生活情趣了。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便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炼，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与柳诗同读，使人不能不感到菊芳兰秀，各擅胜场。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前面谈到白居易《禁中夜作书与元九》一诗的时候，我们已经大略介绍了元、白两位诗人的友谊及其在创作中的反映。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诗篇，都具有感情诚挚，语言朴素的特点。词浅意真，非常出色，不事雕琢，特别富于魅力。我们现在再选读几首。

此诗是元和十年（815）写的。这年三月，元稹贬通州（今四川省达县）司马，八月，白居易又贬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两人同受权贵打击，被迫离开长安，左迁外郡，心境都很悲凉。元稹在通州染上疟疾，生了很久的病，在病中他听到好友也和自己一样，遭到不幸，就写下了这首诗。白居易看到以后，给元稹写信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足见其深受感动。

首句描绘当时景色，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悲剧气氛。灯已残了，可见夜深。深夜孤灯，客居不寐，已是凄凉黯淡，何况此灯又因久燃油尽，已无焰光，只剩下一片昏沉沉的影子呢（幢幢，昏暗貌）？次句叙所闻。首以“此夕”点明时间，联系上句所写景色，下句所写心情，郑重出之。“君”，点明人，“谪九江”，点明事。第三句写在如此凄凉黯淡的景物中，忽然听到如此惊心动魄的消息，已经使人难以忍受了，何况自己这时又正生着病，而且病得要死呢？“惊坐起”三字，安放在“垂死病中”四字之下，极有分量。垂死之病，当然难以坐起，而居然坐起，则此消息之惊人，闻者之震动，都被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而作者所受刺激之深刻及心情之悲痛也自然同样强烈地被表达出来了。末句以景结情，回应首句。此时此地，此种心情，而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惟有风雨扑窗而已。风而曰“暗”，应“残灯”；窗而曰“寒”，应“长夜”，都与诗人当时的心情一致，非常协调。

此诗用悲剧气氛来衬托人物的环境和心情，极其出色。它使我们今天读后，也似乎置身其中，感受到诗人当时所感受的一切。这不只是由于作者高超的技巧，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真挚深厚的感情。

以下两首元诗，也是约略同时之作。《得乐天书》云：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前两句写自己看到远方来了一位传书的信使（送信的使者，古人称为信，信则称为书），就立刻流下眼泪来。这种特殊的表现，震动了一家人，妻子吃了一惊，而女儿则看到爸爸哭，也就跟着哭了。后两句是妻子的忖度。在寻常的日子，记不起丈夫有过这种情况，恐怕这位信使送来的是白居易的书信，才使得他如此地激动吧。此诗起得突兀，一上来就敲响了读者的心弦，而收笔却又以扫为生，留下了非常丰富而耐人寻味的、要读者自己去寻味的情事。因为，从字句表面看，妻子的忖度是对的，这就完结了。但如果不是夫妻之间经常谈及这位沦落江州的好友，她何能这般敏感，一下子就发现了丈夫感情上的秘密？而在这之后，彼此又该有多少关于这封书信中所写内容的谈论，这不都是前前后后所必然有的情景，应当浮现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吗？

又如《酬乐天频梦微之》云：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志同道合，交谊深厚的朋友，总希望经常见面，如果分开了，就希望经常通信，而如果山长水远，连通信都不方便，那便只有梦中相见，以慰离怀了。白居易屡次梦见元稹，作诗相告，正表现了这种生活常情，如此诗前两句所写的。但元稹收到白居易这首诉说衷肠的诗篇的时候，正在病中。由于生病，精神就颠倒了。经常想念的好友不曾出现于梦中，而一向没有想到过的“闲人”却屡次在梦中出现，这就更使自己感到离群索居的悲痛了。以梦中相见代替实际相见，已令人感到惆怅，何况梦中也不曾相见呢？这是深入一层的写法。前两句属白，后两句属己，以白之频频梦己，与己之因病未尝梦白对照，事异情同。写入梦以见相思之切，人之所同；写不入梦而仍见相思之切，则是己之所独。这是此诗别开生面之处。

这两首诗纯用白描，几乎没有设色布景，而人物形象非常生动，情调也非常感人。

我们再来读两首白居易被贬江州后，由长安赴江州途中寄给元稹的诗。《蓝桥驿见元九诗》云：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蓝桥驿时所作。驿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是当时由长安通往河南、湖北路上的一个中途站。元和十年正月，元稹从唐州返回长安，写了《西归绝句》十二首（我们在前面已读过其中的“五年江上”一首），其中写蓝桥驿的一首道：“云覆蓝桥雪满溪，须臾便与碧云齐。”因为他归时正逢春雪。其年三月，元稹再贬通州，而白居易则在八月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贬江州。秦岭本是横亘陕西、甘肃的一条山脉，但在这里，则是作为位于秦岭之麓的长安的代称。前两句对起，上言元在春季之满心欢畅地回到京城，下句言己在秋日之满怀抑郁地被斥远郡。说元，只及其正月重返而不及其三月再贬；说己，只及其现在谪外而不言其原来留京。这都是互文见义，举一端而他端自见。这年春天，两位好友，久别重逢，曾和樊宗师、李建等人同游城南名胜。两位诗人曾在马上“戏诵新艳小律”，生活非常愉快；而好景不常，元既再贬，白又继之，真所谓祸不单行了。情况使人如此难堪，但出语很平淡。只有深入地理解了他们的处境，才能体会诗人要对自己的感情进行多么强劲的控制，才能够使之更其深化，而用这种貌似平淡，实极沉哀的语言表达出来。

后半点题。古代诗人旅行或游览时有一个习惯：常常将自己随时写的作品题在旅店或名胜地点建筑物的墙壁上或屋柱上，供人欣赏。许多著名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的（如旧传为李白作的〔菩萨蛮〕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本诗写来到驿亭，下马之后，不干别的，先去寻觅元稹的题诗。这固然表示了对好友的踪迹之关切、作品之爱好，但着一“每”字，则贯通前后，显示了在这之前，已经如此，在这之后，还会如此。《西归绝句》中的蓝桥驿题句，白居易当然早已看到，虽然早已看到，甚至于背熟了，但到了好友数月之前，心情舒畅的题诗之处，还是不能不想到首先要将他题在壁柱之上的手迹欣赏一番，则数月中人事之变迁，行踪之离合，心境之悲欢等等，在诗人情绪上的剧烈波动，都不必明说了。

此诗寓沉痛于平淡之中，玩之若浅近，索之愈深远。在白居易的七绝中别具一格。

再看《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这首诗也作于赴江州道中，在前篇之后。这时，作者已由陆行改为水行了。前半叙事。长夜孤舟，好友的作品无疑地是最好的、足以破岑寂的伴侣。正如宋人陈师道在《绝句》一诗中所写的：“书当快意读易尽。”白居易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反复玩味，在心弦上不断地与好友共鸣，终于将诗读完了。这时，灯已残，夜已半，眼已痛，但天还没有发白。由于心潮澎湃，却怎么也无法入睡了，只好将残灯灭掉，坐待黎明。这时，逆风吹起白浪，叩击船舷，正和汹涌的心潮，互相应和，此起彼伏，物我难分。末句点明舟中，虽然也是以景结情，与王昌龄《从军行》之“高高秋月下长城”及元稹《西归绝句》之“小桃花树满商山”诸句相同，而兼有比兴，构思尤其神妙。

欧阳修论诗，有“穷者而后工”之说，常为后人所称引。所谓穷，如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解释的：“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元稹和白居易早岁有意从事政治革新，并曾通过文学活动推动这种革新，但收效不大。元和十年，两人又都是由于反对当时权贵在政治上不利于人民和国家的举措而贬官，这就是欧阳修所谓穷了，因此，他们之间互相怀念、安慰和支持而写出的一些作品，自然也就工了起来。

南园（十三首录二）

李贺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南园是李贺在家乡福昌县（今河南省宜阳县）昌谷的读书之处。他就园中所欣赏的景物，所触发的心情，写了十三首诗，包括七言绝句十二首，五言律诗一首，即以作诗的地点命题。

这一首写对自己目前生活方式的观感。西汉末年的扬雄，少年时代很爱作赋，后来觉得从事文学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像孩子们雕刻什么玩意儿，成年人是不干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起句就是用的这个典故，说自己搜寻篇章，摘录字句，老是干着这种雕虫小技。次句进而描写攻读的辛勤。寻章摘句，孜孜不息，白昼如此，夜间亦然。通宵苦读，不觉之间，天又亮了。一弯弦月，像玉弓一样，悬挂天边，从帘隙中透了进来。第三四句转到另外一面。辽海，辽河流域滨海地区，这里泛指边疆征战之地。宋玉作《九辩》，极写秋景之可悲，所以后人通以悲秋代表文人的感伤情绪。这是说，难道没有看见辽海地区常有征战？悲秋（哭秋风）的文章到了那里，又有什么地位（价值）呢？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这首诗前半写西汉时代两个著名人物的遭遇。长卿，司马相如字。他是当时最杰出的赋家，早年失意（牢落），生活贫困，家里什么也没有，所以说“悲空舍”。曼倩，东方朔字。他在汉武帝宫廷中，以滑稽小丑身份出现，其实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常常利用开玩笑（诙谐）的方式进行讽谏，但避免直接触犯皇帝，所以说“取自容”。司马相如早年，有文才而不为皇帝所知。东方朔虽然进入宫廷，但又必须以诙谐的方式出现，才能够呆下去。在李贺看来，都是不值得羡慕的。所以后半也同上一首诗一样，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见买，犹言将买。若耶溪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境内，相传春秋时代著名的制剑工艺家欧冶子曾以溪中的铜铸成利剑。猿公相传是春秋时代一位精于剑术的仙猿，曾化作老人，与另一位精于剑术的处女比过剑。这是说，既然如此，我就干脆走另外一条路吧。我将买把好剑，投师学艺，就武弃文。

这两首诗内容大致相同。它们表现的事实上是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但以慨叹文人无用的方式来表达。学文没有得到满意的出路，就想转而习武，考进士不第，就想投奔藩镇或赴边疆从军。这在当时，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和想法。诗篇也正表明了这种想法。

李贺是唐代乃至整个古代诗坛上最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家之一。他那种极其丰富而又奇特的想象，音响颜色变化无穷的语言，都是罕见的。而他对于生活的洞察力，则是这些艺术上独特成就的根源。这些特色，主要的是表现于其古体诗中。他的律诗、绝句，相形之下不免逊色。这种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作家，并不可能如元稹在其所撰的杜甫墓志中所说的那样：“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这连杜甫也没有能做到，何况李贺？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作家，不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知道每个作家，各有长短，应当舍短取长，而不应求全责备，更不应以短为长，任情抑扬。

下面两诗，所写内容不同，主题思想却和上面所选《南园》二首接近。

温庭筠《蔡中郎坟》云：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曾官左中郎将。他的坟墓在毘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境内。古人迷信，认为人死之后，还可以转世投胎。据殷芸《小说》所载，另一著名文士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妈妈恰好怀孕。张、蔡两人，才貌近似，所以人们都说蔡是张的后身。诗人经过蔡邕的坟，想起这个传说，不由地发生了一种感慨。

首句点题。蔡邕在当年虽然名气很大，但年岁久远，古坟虽存，却已零落，惟有野花逢春，仍在坟头开放。正由于野花之开放，才更见古坟之凄凉，与“朱雀桥边野草花”之句，用意正同。次句过脉。传说只载张衡的后身是蔡邕，但诗句却不写成“闻说张衡有后身”而写成“闻说中郎有后身”，是因诗人认为，既然张衡可以转世变为蔡邕，那么，蔡邕当然也会有他的后身的。这样，就由吊古而过渡到伤今了。后两句转出正意。张衡、蔡邕之所以名垂后世，不但是由于他们有才，更主要的是当时还有爱才的人，能够发现他们，提拔他们。因此，他们劳心费力，去从事文学工作，还是有报偿的。可是在今天，即使“中郎有后身”，又有什么出路呢？据史，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由是累年不第”。可见他是一个不合于当时统治者道德规范的“词人”，所以虽有文才，却不被赏识，终于感到自己只是“枉抛心力”，白白地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而已。

这种牢骚，其实也就是李贺在《南园》中所反映的。温庭筠别有《过陈琳墓》云：“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如果认为《南园》两首与《蔡中郎坟》一首之间的相通之处，还不容易看清楚，我们读了这一篇七律，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李、温所咏，只及文人，而陈羽的《将归旧山留别》则将视野扩大到了隐士。

相共游梁今独还，故乡摇落忆青山。

信陵死后无公子，徒向夷门学抱关。

陈羽是江东人，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这首诗是他及第以前的作品。唐代举子在没有及第之前，常常离开家乡，在一些名都大邑行卷，寻求有学问有地位的著名人物的赏识和帮助。梁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它是战国时代魏国的都城，也是西汉时代梁孝王的苑囿——梁园所在地。陈羽游梁，希图进取，可是并无所得，废然返回故乡，临行之际，写了这篇诗留别同游的朋友。

首句写将归，是叙事，然而又非单纯的叙事。梁孝王爱好文学，招致了许多文士，住在梁园之中。当时游梁成为风气，著名作家如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是梁园上客。然而随着时间的消逝，今天文士重游其地，已经没有那样的贤主人了。所以这句诗既是写自己倦游将归，也是抒发“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之感。次句写思乡，是上句的根源，同时点明时令。宋玉在《九辩》中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所以杜甫在《咏怀古迹》中也特别指出“摇落深知宋玉悲”。旅游无成，又逢秋日，回想故乡青山，自己深有摇落之感。这摇落，既是指物，也以喻人，也就是“文章何处哭秋风”之意。

后两句即景生情，转到一个带有本地风光的著名历史故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有一种养士的风气，即将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罗致在门下。由于他们礼贤下士，所以上至有文韬武略的人，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愿意来作客人。到了紧要关头，也能得到这些客人的死力帮助。在许多养士的贵族之中，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尤其有名，称为四公子，门下各有食客三千人。而信陵君由于对门客最为诚敬谦虚，所以声望也最高。当时有一位老谋深算的策略家，名叫侯嬴，因为不为人知，所以就在大梁城的夷门（城的东门）抱关（看守城门）。后来信陵君发现了他，尊为上客。侯嬴多次考验信陵君的诚意，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因此这位老人深为感激。平原君是信陵君的姐夫。秦兵攻赵，形势危急，魏王害怕秦国，不敢出兵救赵。这时，侯嬴就为信陵君制定了一整套夺取兵权援救赵国的方案，结果，完全按照这位老策略家的计划实现了。当信陵君出发到前线去的时候，侯嬴因为衰老，不能同行，就自杀以激励信陵君必胜的信念。这是古代一个典型的礼贤下士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故事。诗人在这里发生慨叹，认为若是没有像历史上的信陵君这样的贤公子，那么，就是有侯嬴这样满腹奇谋的人，也学他抱关夷门，作个隐士，又能被谁发现呢？不过是空有本领而已。这也就是韩愈在《杂说》中所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意思。

陈羽所咏，虽属隐士，但他本人是个文人，所以也还是和李、温两人一样，是对文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鸣。怀才不遇，是旧社会里一种基于社会制度而产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在旧社会没有被推翻以前，人尽其才，只能是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就诗人、作家们来说，则还有另外的具体情况。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任何人，如果要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他就必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在旧社会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则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形态。尽管当时的文人绝大多数出身地主阶级，看问题必然地带有阶级偏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但也无法完全阻拦这种巨大而普遍的客观存在闯入他们的视野和心灵，无法拒绝在自己的作品中给这种存在以一定程度的反映。这种反映，不用说，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不为其所欢迎的，所以他们即使怀才，也就往往不遇了。作为地主阶级的成员，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无从完全背叛本阶级，也根本没有想到要背叛本阶级，但在受到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的教育之后，又必然地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某些方面的生活真实来，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冷遇或排斥。这是古典作家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咏内人

张祜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燕窠。

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

古人称皇宫为大内，内人即宫女。本篇通过极其精妙的艺术构思，深刻地展现了一位宫女的内心世界。

起句写时间，而由这位宫女眼中所见月光的移动来显示。月亮的影子先是投射到宫门上，然后越过了宫门；再投射到宫内的树上，又越过了宫树；终于投射到这位宫女的住室之内了。这时，当然已经夜深。次句写人物。夜色沉沉，万籁俱寂，别人或已入梦，她却无法成眠。在月痕灯影里，一双娇媚的眼睛不看别处，惟独盯着梁上已经睡了的燕子的窝巢。从这一双媚眼里，我们难道看不出，她是深感于自己的孤独，远不及双宿双飞的燕子吗？后半将对人物的描写由静态转为动态。这时，她忽然看到一只飞蛾，扑向灯焰，眼见得这无知的小生命由于追寻虚幻的光明即将把自己断送了，于是她迅速地拔下斜插在头上的玉钗，将已被火舌卷住的飞蛾救了出来。这只飞蛾的经历，难道不也就是她自己的经历吗？她入宫之时，可能认为那是升入天堂，前途无限光明；而入宫以后，才知道已经陷入地狱，前途是无边的黑暗。但飞蛾还有她来救，而她又有谁来救呢？诗篇只作客观描写，然而这位女奴隶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灵魂，却已从她凝视燕窠和救飞蛾这两个具体动作中极其生动而又准确地被展现了出来。它体现了作者高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

张祜写这位内人对扑火飞蛾的同情，实质上是写他对千千万万类似飞蛾的宫女的同情。在雍陶的《和孙明府怀旧山》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写法。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

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

明府是县令的美称。作者的一位姓孙而官居县令的友人，在职期间，怀念故乡，写了一首诗，他便和了一首。在这首和诗中，他描写了孙明府自己深感身受官职的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因此有还乡之思，而由人及物，想到自己所养白鹇，关在笼中，也必然有同感，因此打开笼子，将它放了。

前两句以著名的隐士和诗人陶渊明比拟孙明府。陶渊明住宅前面有五棵柳树，因此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做五柳先生。他曾经一度出任彭泽县令，因为不习惯于遵守官场礼节，很快就辞官归隐了。这两句是说孙某之出任明府，也不过是偶然的事，终究还是会如陶渊明一样，弃官归隐的。第三句写其见月思归。月挂中天，千里可共，故对月而思异地或家乡的月下亲友，乃是人情之常。在古典文学中，已成为一个传统的意象。在前面读过的许多诗中，已经屡见，所以这一句乃是平淡无奇的常语，但接以末句，由于自己思乡，起而开笼放鸟，构思出人意外。这就连平淡的上句也显得非如此写不可了。这里写孙某对白鹇的同情，为它设身处地着想，事实上也是写孙某同情他自己和作者也同情孙某。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贾蔷买了一个会串戏的雀儿给龄官解闷，问她：“好不好？”龄官反而生了气，她说：“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好不好’！”从这支极小的插曲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对于人，阶级的人的心理理解得多么透彻。不用说，这支插曲对于我们理解诗人们“救飞蛾”和“放白鹇”的描写大有启发。

闺意献张水部

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祖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此诗也是用这种手法写的。

这首诗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这另一个标题可以帮助读者明白诗的作意。在谈《东都望幸》一诗时，我们已简略地介绍了唐代应进士科举的士子行卷于当代有名人物，以希求其称扬和介绍于主持考试的长官——礼部侍郎这样一种风气。朱庆馀此诗投赠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张籍，曾官水部郎中，他以擅长文学而又乐于提拔后进与韩愈齐名，合称韩、张。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还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此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比主考，写下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

古代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早新妇才拜见公婆。此诗描写的重点，乃是她去拜见之前的心理状态。首句写成婚。洞房，这里指新房。停，停留。停红烛，即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灭。次句写拜见。由于拜见是一件大事（杜甫在《新婚别》中写一位刚结婚的姑娘，由于第二天一大早丈夫就出发参军去了，来不及由他引着去拜见公婆，因而产生“妾身未分明”的顾虑，可证），所以她一绝早就起了床，在红烛光照中妆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这时，她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自己的打扮是不是很时髦呢？也就是，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呢？因此，后半便接写她基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言行。在用心梳好妆，画好眉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把握，只好问一问身边丈夫的意见了。由于是新娘子，当然带点羞涩，而且，这种想法也不好大声说出，让旁人听到，于是这低声一问，便成为极其合情合理的了。这种写法真是精雕细琢，刻画入微。

仅仅作为“闺意”，这首诗已经是非常完整、优美动人的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在于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时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应进士科举，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和女孩儿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如果考取了，就有非常广阔的前途，反之，就可能蹭蹬一辈子。这也正如一个女子嫁到人家，如果得到丈夫和公婆的喜爱，她的地位就稳定了，处境就顺当了，否则，日子就很不好过。诗人的比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很有典型性。即使今天看来，我们也不能不对他这种一箭双雕的技巧感到惊叹。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来诗用比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首句写这位姑娘的身份和容貌。她是越州的一位采菱姑娘。这时，她刚刚打扮好，出现在镜湖的湖心，边采菱边唱着歌。次句写她的心情。她当然知道自己长得美艳，光采照人。但因为爱好的心情过分了，却又沉吟起来（沉吟，本是沉思吟味之意，引申为暗自忖度、思谋）。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越州多出美女，镜湖则是其地的名胜（杜甫《壮游》：“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鉴湖就是镜湖）。所以张籍将他比为越女，而且出现于镜心。这两句是回答朱诗中的后两句，“新妆”与“画眉”相对，“更沉吟”与“入时无”相对。后半进一步肯定她的才艺出众，说：虽然有许多其他姑娘，身上穿的是齐地（今山东省）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可是那并不值得人们的看重，反之，这位采菱姑娘的一串珠喉，才真抵得上一万金哩。这是进一步打消朱庆馀“入时无”的顾虑，所以特别以“时人”与之相对。

这是两首赠答诗，朱赠而张答。诗中赠答，又称献酬，由来已久。远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建安以还，风气更盛。它与唱和诗不同，唱诗的内容广泛自由，并非针对某人来表达其情志，也并不一定预期有人和它，所以在无人继和的情况之下，就是一般的诗篇了。和诗内容必须与唱诗相关联，立意与原作相同、相近间或相反，但拘束很少。赠诗则针对某一人或数人而发，或怀念，或赞赏，或乞求，或询问，甚至于规劝、讽刺；答诗则要针对赠诗之意表示态度。赠答之诗，一般出自两人之手，甲赠而乙答，丙献而丁酬，但其后也有许多变化，超出这种限制。在下面读到李商隐的作品时，我们将谈到那些复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