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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抄王黼之家大快人心以后的第三天，城上又传来令人振奋的大喜讯。

这天早晨，在万胜门城头巡城瞭敌的守军，发现金明池、琼林苑附近有一彪人马风驰电掣而来。沿途的金军出队阻击，当不得他们一阵扑杀，枪挑箭射，金军纷纷败散，不敢追击。这彪人马疾如飞风般冲到城脚下，高声叫门。

城上守军急忙禀告大将姚友仲、何庆彦。姚友仲认得城下带头的将领是西军统制吴革，连忙放下吊桥，开门迎接他们进来。

他们从前天晚晌开始，一天两夜中，疾驰了四五百里路。从今晨开始，五六个时辰中间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每个人都被厚厚的灰尘罩了起来，各色战袍和发亮的铁甲都蒙上了灰尘。连刚溅上不久的血迹也被一层层新的灰尘遮盖了。他们浑身上下，连人带马，都是灰的。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却是发旺的，只要扑去这层灰尘，就露出辉煌的脸和发光、发亮的眼睛。

吴革回过头去清点人马，二十个战士，一个不少，二十匹战马，一匹不伤，不由得发出一声由衷的呼喊。

他们是西北军统帅老种经略相公派来的先遣部队。他们捎来了老种经略相公本人及大队军马将于日内晋京勤王的蜡丸。

第一次伐辽战争失败以后，种师道被撤去都统制之职，责授为右卫将军并降为一个州的知州的低位。不过军队中仍把他看成为统帅。他仍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统帅的任务。而对他十分嫉视的枢密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

金人入寇的消息传到西北后，深知朝廷空虚的西军诸将领不待朝命，就陆续自动起兵勤王。种师道仍然是他们的统帅，他的兄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也跟随他一起勤王东下。在路上种师道檄调熙河路大将姚平仲随征。姚平仲的父亲熙河路经略使姚古虽因争都统制的地位与种师道有芥蒂，种师道却非常赏识姚平仲的将才，非要他参加勤王军不可。

西军中另一名声名煊赫的大将杨可世，在伐辽战争中多著勋劳，复员回西北的两年中，不幸身患风瘫，不得离床，只好派他的兄弟杨可胜统率所部泾原军随种师道出征。杨可世是个“力战型”的猛将，在战场上喑哑叱咤、风云变色。杨可胜与其兄相反，足智多谋，深明韬略。种师道知人善用，提拔杨可胜为全军参谋，万事都与他商量了再行。

勤王军的阵容还是相当完整的。只可惜原任总参谋赵隆现在陇右都护任上，一时檄调不及。还有英勇善战，而又恂恂儒雅，能辑和诸将，不愧为大将之才的刘锜，也在陇右副都护任上。他们远处西陲，消息不灵，再加上那里也是多事之秋，不能无人照顾。种师道再三考虑后，最后还是放弃了把他们调来随军勤王的想法，让他们留在当地，负责一方面的军事。事后证明，不让赵隆、刘锜随军确是勤王军的重大损失。

正月初二，金军突破黄河防线，梁方平、何灌所部逃散。京师几无可用之兵，朝廷震恐，渊圣急诏种师道勤王东来。正月初六，守城之议既决，渊圣又手诏急征西兵勤王，又一连发下五六道金字牌勾兵陇西。这些诏旨和金字牌都被胆大包天的内监们隐匿了。种师道在路上既未听到军事上的确息，也没有接到朝廷的诏旨，未知朝廷的意向如何，不敢急进。直到行至洛阳时，才知道金朝粘罕一军胶着在太原城下，未能南下，斡离不一军却已突至大河以南，东京城已受围攻。有人劝种师道持重，认为“敌势重而我以轻兵犯之，必败。一败则四方勤王之师解体，不如且驻汜水关观望，以图全胜”。这种说法，从军事观点来看，也不无理由，但它忽略了一个要点：如果京师无西兵之勤王，猝被攻陷，则全国岂不解体？国家解体了，又何有于西军？杨可胜断然驳斥了这种只图一军安全而不顾国家危亡的谬论。他建议先派人到京师通报：“使我有一骑到京师，报以大军续到，则京师之气自振，然后再图破敌之计。”

种师道也知道京师军民盼望勤王军就如大旱之望云霓。当下他毅然采纳了杨可胜的建议，即多次派勇锐请战、愿充先行的统制官吴革率领二十名敢死的铁骑作为先驱诣京报信，然后自己亲率大军兼程而进，准备两三天内到达东京。鉴于金军势大，吴革作了最坏的估计，把此行的任务明白宣告给二十名铁骑，叮嘱他们即使只剩下一人一骑到达城下，也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守军。

二十名铁骑不负主帅的委托，全军安全到达，完成了通报的任务。这个消息，果然震动了京师，全城军民欢呼“救星到了”！

李纲更是积极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他派沈琯、吴革每天在城头上瞭望。只隔了两天，沈琯远远看见西北角上尘头大起，旌旗飞扬，知道大军已到，急忙飞报李纲。李纲全身披挂，在二百名“敢战士”的保护下，大开万胜门，出城迎待。不久，种师道拍马来到，两人在城门口厮见了，彼此行了礼。种师道威重，李纲英锐，神态都有过人之处。两人会见，犹如两条曲折奔流的大河，在某一处交叉点上汇合了，飞腾流泻，气象万千。李纲满面兴奋，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种师道表面上虽然不露声色，对李纲这些日子在围城中的作为也有所闻，此时又亲眼看到城门口的布置有法，心中也很敬佩。

两人见面后，彼此又介绍了随行的将佐幕僚。守城的禁军将领如何灌、何庆彦、姚友仲等都出身西军，何庆彦还是种师道的直属部下，对种师道之来，久在盼望之中，一旦见了面，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种师道手下的主要将佐，李纲过去虽未见过面，却多曾听说他们的名声，今天都能相见了，十分高兴，不免要说些久慕英名一类的话。然后动问：“如何不见令弟小种经略相公？”

“舍弟统率后军续进，估计还须旬日才得到京。”

李纲又问起刘锜和赵隆，种师道也都一一作答。

双方见礼毕，种师道调拨人马，让杨可胜率领一部泾原军的精锐，驻扎在城外金明池、琼林苑一带，与城内的守军形成掎角之势。种师道亲统大军入城。

按照李纲建议，大军入城后，要在东京城内和城头上各巡行一周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威慑敌军。这项建议，深合机宜，种师道完全同意。他们商量出一个大军入城的隆重仪式。除杨可胜所部外，七万多名勤王军全部参加这个仪式。一面绣着“种”字的大旗前导，擎旗的旗手缓缓而进，西军各将领翼护在两侧，也乘骑缓行。队伍中间一乘露顶的肩舆内坐着统帅种师道。他神气威严，态度从容，不断向夹道欢呼的东京军民颔首为礼，还不时举起手来向观众招呼致意，好像与他们非常熟悉。在他们后面才是兵甲鲜明、步伐整齐的七万名步骑军。东京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大部队。他们奔走相告：“老种经略相公十万勤王军来到，东京城可保无虞了。”

这一天直接看见种师道，或者受到他的注目、向他举手为礼的军民，固然感到无上光荣；即使挤在人丛背后，看不见种师道本人，只看到擎着大旗的旗手和抬着肩舆的舆夫，也同样感到非常兴奋。似乎依靠种师道的一道眼光、一个动作、一乘肩舆、一面大旗，就可以在百万东京人民的心里建造起一道坚固的长城。并不是种师道的容貌、动作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也并非他的大旗、肩舆会产生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他的威名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他是大家公认的救星、福星。有了种师道，东京就得救了，东京人民就有福了。

勤王军的来到，不但鼓舞士气，安定人心，也确实起到威慑敌军的作用。这几天金使王汭来到朝廷勒索“犒设之费”。他仗着斡离不之威，咆哮朝堂，斥骂宰相，对渊圣本人也傲慢无礼，动不动就威胁说：“赵官家，你手下人行事如此怠慢，惹得太子郎君性起，攻破城门，鸡犬不留，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今天王汭听说种师道带着十万勤王军来到，居然在金殿上向渊圣皇帝跪着磕了一个从来没有磕过的响头。后来渊圣接见种师道时，得意地说：“彼特为卿屈膝耳！”

2

东京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种师道进城之时，正是主和的大臣们愁眉不展、如丧考妣之日。他们认为西军之来，特别是统帅种师道、大将姚平仲等入城，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要破坏和议，从他们手里劫取一场富贵而已。

他们非要给种师道来个下马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种师道刚从肩舆下来，走进政事堂，坐席未暖，李邦彦已将敕旨一道付与他观看。敕书上写得明白：“金人和议已定，再敢言战者朕必重责之。”

敕书倒也不假。日前郑望之、李棁等带回斡离不的“事目”，渊圣认为和议有望，在李邦彦的怂恿下，糊里糊涂地下了这道敕书。后来李纲战胜，形势好转，而金人要求的金银又开价太大，实在无法凑齐，渊圣的意思又改变了，转而主战，一再命令李邦彦缴上这道敕书。李邦彦拒不从命，视敕书为法宝，拿来压制主战派。

敕书虽然不假，老练的种师道却不会轻易就被吓倒。他和李纲在城厢交谈了一回，后来又与统制官吴革略谈数语，对朝廷内主战、主和两大派的情况已了然于胸，心中先有了一个底。后来李邦彦、李纲引导他陛见渊圣时，他明确表示道：“京城周围八十里，金人充其量不过十万人，如何围得拢来？京城高数十丈，民兵百万，金人如何攻得破？我若于城上扎寨，城下严拒守，以待续来的勤王之师，不过旬日，大军云集，虏自困矣！”

种师道要言不烦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双方的兵力后，就在官家面前发出了豪言壮语说：“臣在此，陛下不须忧也！”这大大地安了渊圣的心。

过去几天中，渊圣虽也逐渐倾向于战，但在主战、备战的同时又不敢废和。金银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设”的使者仍在朝堂责难、咆哮，金银“簇合”得积有一定成数时就陆续往金营送去。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在渊圣的主观想象中，主战仍不废议和，以备万一战败时，还可以留条后路与金人妥协，却不知道正因为朝廷尚在谋和，战志不坚，蛊惑了人心，反而会导致战守的失利。渊圣的脚踏两只船正好反映了他对战胜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主和的宰相、内侍、宫人们日夕在他耳朵边聒噪，时作耸人听闻的危言，使他六神无主；一方面也因为京师的防御力量薄弱，李纲忠义有余，毕竟缺少战争经验，心里不太踏实。如今有了种师道这根主心骨，又有了勤王军成为他的王牌，他的胆子壮起来了，决定要停送金银，开城一战，当殿就拜种师道为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派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一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统属，俟机出击。除拜之际，还向种师道明确表示：“破贼之事，朕一以委卿！”这句话说得亮堂堂的十分威势，不像过去那样唧唧哝哝、吞吞吐吐。这是渊圣支持主战派最积极的表现。

有了这样的硬后台，种师道才能放手办事。他回到政事堂，即与李纲、李邦彦、折彦质、姚平仲等几个人共议战守大计。

李纲、姚平仲的主战立场，自不待言。折彦质也是新任的签书枢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将门之子，是个随风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过种师道的幕僚，渊圣让他签书枢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协助种师道办理战守之事，而此时又是主战派占尽优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战派。在这场四比一的争辩中，公开主和的宰相李邦彦被主战派痛击得体无完肤。

种师道一上来就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他说：“种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坚，备御绰乎有余。不知公等当初为何这等急急要与金人议和？”

“国家无兵，”李邦彦回答得十分勉强，“不得已才与之讲和。”

“凡战与守，自是两码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百姓虽不能战，如稍加训练，上城守御，有何不可？只怕粮食匮乏，倘使粮食有余，京师百万人民都可团结守城，怎能说国家无兵？”

“有兵无粮，也是枉然。”这是李邦彦的一句遁词。

对京师兵马钱粮的数据已大概了解的李纲立刻反驳道：“京师存粮尚可支数年，并无匮乏之虞！何来无粮之说？”

种师道又提出一个十分明确的论据道：“种某进城前，曾剖开一具金兵的尸体，看见他腹内并无粗细粮食，只用饲马的黑豆充饥。一人如此，全军可知。谅他金军已经缺粮，岂能在城下旷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紧与金议和，对他兵马钱粮之事难道一无所知？”

“这个……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彦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来。

“前日金使来催犒赏，金银不急，倒急着要牛马羊豕各万头，立时送去。折某当时也想着金军缺粮。”当时折彦质并未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此时都说得振振有词，表明他的先见之明。

种师道趁机嘲笑道：“折参谋想到的事，李太宰身为百僚之长，怎见不至此？”

李邦彦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习武事，这些武夫之事，一时却见不到。”

“公不习武事，尚有可说，难道不读书不成？古来典籍中记载战争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读史鉴，如何考中进士，见为宰相？又怎能轻议武夫？”李邦彦以武夫相讥，种师道立刻还敬他一句，然后又问，“某此来，见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尸骸纵横，民舍被焚，畜产也多为敌有。当时闻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产入城？为何立闭城门，置百姓于敌军刀锋下，宛转就死？当局者谋国不臧，斯民遭殃，可胜浩叹！”

李邦彦一时想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话，只好老着面皮回答：“仓促之际，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种师道显然恶意地笑起来，加上说，“某麾下士卒路经城郊时，看到这等景象，个个都戟指痛骂金贼肆虐，戕我生灵，也怪朝廷处置失策，不该和他议和，长他的威风，灭我之锐气。相公秉成国政，倒要多听听士兵百姓们说些什么、骂的什么，才是采风观政之道。”

种师道像训斥小孩一样训斥了李邦彦一顿，李纲在一旁听了也着实称快。平时就对文官们愤愤不平的姚平仲，这时也插进话来，调侃李邦彦道：“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带，听凭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银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级，难道也马上割了，乖乖地与他送去不成？”

战争之际，是带兵的人行势。现在不但种师道，连他麾下的将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胆敢调笑起当朝首相来，自然使李邦彦十分愧恨。不过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气毛躁，当初交割燕京时，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让他三分，自己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随众干笑几声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对他们的笑，他不仅不敢发怒，还要随之而笑。这在普通人犹自难堪，何况他是当朝首相？这股气憋在心里，总要出一出。

那天会议中决定了几项措施：

第一，开放东壁、南壁的各城门，听任老百姓自由进出，以安民；

第二，派军队四出巡哨，限制敌后方游骑的活动，不使远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产，表示战斗的决心，不再迁就和议。

这些措施都发生威慑敌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开罪了金军，惹得金军怒起，再度攻城。事实恰恰相反，斡离不非但没有攻城，反而自动把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送回来，还客客气气地送了一百斤关东老参、三十张紫貂皮作为压惊之用。

这里种师道不理会金人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动一万名熙河兵会同城外杨可胜所部联合进兵，直逼金军之寨，找寻战机。金军不敢应战，自动撤退二十里，再安营寨。这标志着两军的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根据种、李的原定计划，要趁金人锐气逐渐消失之机，派大兵出击，以便一举把他们赶走。这个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出击的意见大家一致，分歧在于出击的日期和指挥人员。

老成多谋的种师道主张等到春分节后出击，理由是他的老弟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所部主力军数万人将于春分前后到达京师。秦凤军素称精锐，在两次伐辽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大功。有了这支军队，勤王军实力大增，破敌可操必胜之券。

可是豪迈勇敢的姚平仲反对主帅的意见，主张立即出击，以获全胜。他以“士不速战，已有怨言”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担任出击的任务，不必再等候种师中来到。他还有一句虽未出口，大家心里却都明白的潜台词是“种氏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为此，又在福宁殿举行一次枢密会议。出席人员比上次多了一个枢密使吴敏。吴敏此时已变为主和派，当然反对出击。会议中李纲同意姚平仲的建议，并把出击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后的二月二日。

出人意料的是李邦彦，这次也赞成出击，并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出击之议既定，迟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将军准备有素，一击可收全功，某意出击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

李邦彦的意见立刻得到李纲和姚平仲的赞同。大慈大悲的李纲，抱着要超度一切众生成佛的宏愿相信李邦彦知过能改，力补前咎，已经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对此表示衷心欢迎。

“舵”派折彦质在三比一的优势面前，又在多数上加了一票。种师道孤掌难鸣，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击。他只提议让多谋的杨可胜协助姚平仲一起执行任务。

这很可能是一次赌两个朝代兴亡盛衰的军事行动。除了当事人种、姚二帅外，参加讨论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纲是急于见功，思虑欠周。折彦质是见风使舵，唯诺随人；吴敏是坚持错误，执而不化；李邦彦是暗藏祸胎，别有用心。

撇开主和派不谈，这时主战派诸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敌思想。勤王军尚未来到时，李纲主持守城，曾两次击退金兵。如今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人数已在十万以上。斡离不对勤王军的几次挑战都采取避而不战的态度，一退再退，闭垒不出，六七天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接触。现在不但李纲、姚平仲，即使富有经验的种师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内心中未始不认为金军容易对付，一击必可收功。他反复考虑的是大功出自谁人之手而不是出击能否胜利的问题。作为一军统帅种师道的这种心理正反映了西军大部分官兵的心理。

军事上一个有利的原则：以哀兵临骄兵者胜。围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面是骄兵。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转换，这种关系已经颠倒过来了。

3

正月三十日，太学生领袖陈东上了一道奏章，痛切陈词，乞诛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以谢天下。这是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奏章中论列的乃是当前时局中关键性的问题。奏章最后的结论是：“今日之事，唯断乃成，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幸陛下留神。”“断”是劝渊圣下决心割断主和派的尾巴，全心全意与金人战斗。这是针对渊圣的懦弱性格和朝廷里那股谋和乞降的势力而言的。这篇奏章的底稿传出后，除了一小撮投降派切齿痛恨外，这一天东京城内，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僧道缁流等聚在一起，就谈论这篇奏章。谈到兴会淋漓之处，不禁琅琅然地把其中警策之句背诵起来。大家莫不击节称赏，拍手称快。

这一天可说是目有视，视陈东；耳有闻，闻陈东；口有谈，谈陈东。

事实上陈东之成为大众注目的人物，并不始自今天。自围城以来，他已三次上书“登闻鼓院”，请诛蔡京、王黼，直声已震于天下。

“登闻鼓院”是一个封建式的“民主机构”，坐落在大内的宣德门外。院门口有一只硕大无比的“登闻鼓”和一口收纳奏章的铜柜。根据朝廷规定，一应士庶人等如有不平之事，不管是公事私事都可击鼓申诉，把各种形式的“申请书”“呼吁书”通过这个机构上达天听。“天”是否愿意听一听老百姓的申诉呼吁，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至少在表面上总算是提供了一条通天的渠道。

由于陈东要申诉的不是个人的利害恩怨，而是代表东京百万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使得平常惯于倾听大臣们翻云覆雨奇谈怪论的渊圣皇帝两只软耳朵，也不得不稍微张开一点，听听下面的意见了。

“六贼”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又是导引太上皇走上邪路的奸佞便嬖，不诛六贼无以平民愤、谢天下。在这个时候，朝廷如能做一件顺应人心的好事，就能使民气振奋，与朝廷同心同德，共挽狂澜；反之，如果还有人不肯割断与六贼的关系，或者怕牵连自己，徇情枉法，使用各种手段包庇六贼逃脱法网，其结果必然引起更大的民愤，最后，引火烧身，自己也免不了受国法和舆论的惩罚，这是略具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可看清楚的。

但是陈东第三次上书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原来这时蔡京闲居洛阳，在政治上已无能为力。其余童贯、朱勔、李彦三人随太上皇之驾，避“狄”南方，随着太上皇的倒霉，他们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朝臣们弹奏迭上，朝不保夕。王黼则因与李邦彦积有私怨，早被定罪流放衡州，行至京师附近的雍丘县负固村地方，被一群披着“劫盗”外衣的官差捉住斩首（这是朝廷不敢对王黼明正典刑，托言盗杀，杀死他了事），京师的家也受到民抄，霎时间人财两空。他是六贼中下场最早的一个。

蔡、童、李、朱四贼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只有梁师成因在太上皇时保护太子有功，渊圣即位后，对他倍加眷顾，他的声势比较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邦彦当太宰、王孝迪当中书侍郎，都靠他这根内线牵引。此外，宫廷内一批有脸有权有势的大内监陈良弼、朱拱之、王孝杰、张迪等也莫不是梁师成的党羽，有的是老关系，有的是新搭上的线。内监中，他还有一个死党，名叫邓珪，当时奉渊圣之命去河北公干，被金军俘获。斡离不、刘彦宗二人稍假辞色，就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金朝派往宋廷的内奸。他来往城内外，都可出入无阻，成为双方议和的牵线人。

所有这些人都以梁师成为“内主”，可以说他是朝廷内主和派的总后台。

陈东擒贼擒王，在第三次上书时，矛头直指梁师成。他强调“且恐师成在陛下左右，浸润弥缝，无所不至……师成不去，同恶尚在，深恐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窃弄于此人之手，群贼辈倚为奥援”，从而要求皇上“当机立断”，下决心去掉这个呼吸通神、为祸无穷的神奸巨憝，挖掉了这株老根，才能尽削主和派的枝叶，天下事庶几有望。

陈东这样尖锐露骨的议论，涉及整个朝臣班子的去留，这当然要引起一时的震惊了。

有人做了一件大事情，心里得意，不知不觉有些头重脚轻起来，连身体也会膨胀，似乎他这个人已充塞于天地之间。有人趁一股勇气办成一件大事情后，忽然“后怕”起来，颇有痛定思痛的味道，反而变得胆小如鼠。陈东上书后，既没有得意，也没有害怕。当初未上书时，心里有一种对朝廷尚未尽职，因而对国家欠了一笔债的沉重的感觉。现在宿债还清，包袱卸掉，十分轻松。

记得前夜草疏的当儿，虽然义愤填膺，心里的议论风发，笔下却感到有些枯涩，几次为了用不好一个恰当的转折词，搁下笔来，写不下去。一心想找一本陆宣公的《翰苑集》[1]来参考参考，一时竟找不到。当下心里决定，明天上了书，一定要到州桥大街的书肆里去买一部，买来后要发一个狠锁在书箱里，不再拿出来让同舍生借用。事实上，这部书，他先后已买过三四次，只为鼓励同学草奏稿，上万言书，主动借与，或让他们自己拿走，后来都转辗丢失了。

他买书的决心下得如此之大，下一天出门时，摸摸袋兜把几十文看囊钱都揣在怀里，心里盘算：今天出门投书，眼见来不及回学舍来乞饭。如果买了这部书，就吃不成一顿午饭，如果要到店铺去吃一顿即便是最简便的饭，就凑不齐一部书价。熊掌与鱼，两者不可兼得，宁可要书而省下这顿午饭。长期过着学斋的清寒生活的陈东，忍饥耐寒，并不是稀有的事情。

因此在他上书的当儿，心里盘算着的不是个人的荣辱，也没有去考虑因为得罪了权贵可能带来的种种迫害，倒是担心今天有没有一顿午餐可吃。

投书以后，他径往书铺走去，忽然迎面来了太医邢倞，手里拎一只熟悉的酒瓶，另一手中似乎还有两包熟菜。陈东不由得大喜过望，心想这下好了，买书和吃饭两件事都齐全了。正待追上前去，忽见邢倞向他递个眼色。反应相当迟钝的陈东要过好一会儿才领悟到邢倞的意思。不过一经领悟了，他与邢倞倒配合得十分默契。两人装得互不认识，东拐西弯，专在小街别巷中穿来穿去。不久，便把开封府派来盯陈东梢的两名公人摆脱了。四面一看无人，两个拊掌大笑，然后就在僻静处一家只有三张桌子、此刻都空着的小饭铺里坐下来。

“太医怎不把何老爹约来一起喝酒？”这个圈子兜得不小，陈东早已饥肠雷鸣。他一面问，一面就向“大伯”讨来两副杯箸，不待邢倞动手先就吃起来。

“俺刚去找他不着，只好独自跑来找少阳痛喝数杯。”邢倞也不客气，动手就吃。

几句话交换过，邢倞情不自禁地痛赞起来：“少阳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今日一奏，震动九阛，大快天下人之心，真可谓功在社稷！”

邢倞说了这时候人人看见陈东都要说的话。话虽然说得一般化，赞扬确乎出自衷心。

被买书和吃饭两件事搅在一起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陈东，一时竟然忘了他刚才做过的那件大事，被邢倞提醒后，才问：“邢太医从哪里听说晚生上书之事？书刚投入不久，恁般快就传进太医的耳朵？”

“书虽投入不久，底稿却在昨夜就传开了，一宵之间，传遍九阛，如今人人都在议论此事。俺得信已迟，未及跑来相伴少阳一起去鼓院投书，只好酌酒相贺。少阳且干俺这一满杯！”

平常不知与邢倞干过多少杯酒的陈东，此时被邢倞点明了是庆功之杯，却有些腼腆起来。他盖住自己的酒杯，不肯让邢倞斟入。邢倞只索罢休。

“适才道路喧传，少阳的奏疏已达御览，官家将有发遣，不知少阳自己可有所闻？”

“此番上疏如能把梁师成扳倒，倒也痛快。只是奏疏上去不久，朝廷行事，岂能如此神速？”

“梁师成厕名‘六贼’之列，”邢倞沉吟一会儿道，“扳倒他不难。只是那浪子宰相根底已固，羽翼早成，官家早晚都离不开他。依俺看来，纵使梁师成发落行遣，也不能动李邦彦分毫。早两日，李枢密、种宣抚几次向官家进言，大臣主和误国，说得何尝不淋漓尽致，其奈官家不悟何？俺看天下之事尚未许乐观哩！”

一月之内，三度上书，陈东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博取直声，而是希望能够打动官家之心，改弦更张，与天下更始。这说明陈东对渊圣本人还存在着较多的幻想，这一点与邢倞有所不同。但对于李邦彦这伙人的深恶痛绝，两人看法完全一致。当时相与感叹一会儿，接着邢倞又提醒陈东道：“少阳已与浪子那伙人结下深仇。岂不知新任开封尹王时雍走的是‘四尽中书’王孝迪的脚路，王孝迪又是梁师成夹袋中的人物？得罪了梁师成，王时雍一定恨得你咬牙切齿，今天他已派眼线暗暗相随，得机必要下手陷害。少阳倒要躲避着点。”

“此事虽在意料之中，倒也不足为惧。”只有讲到节骨眼上，陈东的态度才激昂起来，“晚生三度上书，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苟有利于国家，蝼蛄之生，又何足惜？不唯晚生如此，就是邢太医元宵那日在镇安坊力持正义，不让王时雍那厮下毒手抄李师师的家，令人痛快之至！可知你我所行虽异，两心实同。”

“说起那日之事，俺也是临时得讯，匆匆跑去。倘非少阳倡议，汪若海、雷观、徐伟诸位擘画一切，邀来何老爹、小关索李宝等拔刀相助，威慑群小，师师可要吃他们的大亏了。”

“何老爹、李宝都是风尘中的侠士，江湖上的人杰，不愧为侯生、朱亥一流人物。他们仗义执言，登高一呼，街坊邻舍，不期而集者顿时就有数千人。天理人心，果然如此。”

邢倞点头赞同他这一观点，还进一步说：“今日看来，朝廷只要顺应百姓之心，力御金寇，就能使人心翕服，共挽狂澜。如再苛刻百姓，屈从和议，为城下之盟，则祸乱立见，不堪设想，成败治乱，判然可见。”

“朝议与众议相合者昌，朝议与众议相戾者亡。晚生不揣蚊负之微，再三上书，无非要使朝廷熟知路人之心，两相翕合，然后金寇可御，强敌可退。如不此之图，使浪子辈安居朝端，李枢密、种宣抚恐不得竟其全功。”

“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少阳此论极是。昨见李枢密在开宝寺竖起三杆御前报捷的大红旗，眼见得就要与金寇恶战一场了……”说到这里，邢倞停顿了一下，不禁露出一点迟疑的神情，“但愿种宣抚指挥若定，赢得这一仗，社稷重安，天下幸甚！”

不用说，邢倞、陈东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他们都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迎待这场胜利。可是，从此刻谈话中，不难听出他俩对这场胜利多少还有点保留，是因为期待之深，不觉担心过度？当然也有这样的心理因素，但又不光是这样。从他们了解到的一切情况来看，不仅是主和派，即使在主战派的内部也有令人不太能够放心的地方。譬如军队尚未出动，李纲就预先在开宝寺监竖起报捷的大旗，对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掉以轻心，给人以轻率的印象。邢倞这几句听似无心的话实际上却含有微妙的谴责，与他相知甚深的陈东也完全能够领会他的含义而与之发生共鸣。

从西北勤王军陆续抵达京师以来，总的形势确乎好转了，但从这几天看来，似乎正在滋长一种骄傲轻敌的情绪，并且逐渐代替了围城初期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两者都是危险的。想到这些，他们两人的心情都不禁沉重起来。

分手前，陈东邀约邢倞一起去买那部《翰苑集》，他们不愿在最热闹的市区露面，只好到城南龙津桥一带书铺林立的书市去问。问了好几家，竟然买不到这部书，原来从朝廷下诏求直言以来，根据“城门闭、言路开”这一特殊规律，不仅太学生，就是许多中下级官儿也相率上书言事，大家都要找一部《翰苑集》来作参考，书店里的存书销售一空。当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城门开、言路闭”，敌兵退去，危机解除，城门大开，朝廷对于装点门面之用的所谓舆论的需要减少了，投机书商赶忙翻印的大量《翰苑集》肯定会发生滞销现象。他们发财不成，反而要大蚀其本。

虽然反映公众舆论十分敏感及时的陈东对市场信息却不甚灵通，一时也想不出城门之开闭与《翰苑集》能否买到有什么内在联系。他买不到书，未免失望，后来还是邢太医答应把家里的一部找出来奉送，他心里才好过些。

邢倞还想送陈东回太学。陈东估计在目前群情激昂的情况下，权奸们不致对他下毒手。如果他们真要暗算他，赔上一个邢太医也无济于事，于是坚决辞谢，不要他送。邢倞想了想他的话不错，但分手后，仍暗暗跟在他身后，目送他进太学大门后，才自己回家。可笑陈东只知道直道而行，两眼睁睁地只顾看前面，竟没想到在他背面还有那一双多情的眼睛正在暗暗地保护他！

4

受到层层重兵保护的金军东路军统帅斡离不，这时正坐在营帐里，为考虑全盘的“军事地位”而陷入沉思。

斡离不是果断剽疾的战士，是久经大敌的名将，又是在十年辽金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练的统帅。这次他出兵以来，所向克捷，用了不到四十天的时间，就驰渡黄河，包围东京，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可是，此刻他比麾下任何人都锐敏地看到自己军队所处的不利情况以及很快就会发生的危机。

金军出动之初拟订的军事计划，是让粘罕统率西路军攻取太原，横断黄河，在西京河南府[2]郑州一带布置阵地，拦截宋朝自潼关方面开来勤王的西北边防军，不使东下。这样东路军就可以全力进攻汴京。

当东路军乘锐南下，即将渡过黄河之际，粘罕特派他麾下大将、西路军监军完颜希尹带来西路军月前正滞留在太原城下的战报。斡离不当机立断，立刻请完颜希尹赍带他的书信回见粘罕，建议他派大将娄室以部分军队包围太原，粘罕本人亲率大军，径渡黄河，仍按原定计划拦截宋朝的西北勤王之师，以配合东路军作战。

在金廷中，斡离不的地位超过粘罕，侵宋的两路之师，虽无明文规定，按照不成文的法律，粘罕要接受斡离不的指挥。可是长期以来粘罕独当一面，也已养成骄纵自大的习惯，他不甘心自己居于配角的地位，更不愿让斡离不独成大功。他拒不接受斡离不的意见，这大大地出乎斡离不的意料。当完颜希尹回来向他禀报时，东路军已在汴京城下，势成骑虎。斡离不明白如果不能迅速攻入东京，北宋援军大集，真定重镇尚在宋人坚守中，自己后路受到威胁，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正月初六、初七两天，斡离不指挥全军猛烈攻城不下，以后尽管他在政治攻势中威胁与利诱并施，勒索得一笔骇人听闻的金银财帛，并迫使宋朝同意割让河北河东三镇，玩弄宋朝的君臣于掌股之间，但到种师道的勤王军进入围城以后，他明白自己在军事上已被打败了。现在最好的出路莫过于安全撤回，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不受损失，也是很不容易了。

二月初一，也就是陈东、邢倞说到“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的第二天，斡离不整天都与刘彦宗在一起商量研究突破困境的办法。饶他刘彦宗足智多谋，枉自设计了五六个方案，都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直到黄昏时，刘彦宗才回到汉营去。这里斡离不留在营帐里，坐困愁城，还是一筹莫展。

但是“奇迹”出现了。傍晚以后，刚刚掌上灯，近侍们带进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迹、跛着一条腿走路的青年汉子。他就是斡离不派到宋朝去当内奸的宦官邓珪。斡离不一见他就相信必有好消息相告。果然，邓珪郑重其事地端下幞头，从发髻中取出一颗小小的蜡丸呈上。然后自我表功道：他凌晨混出曹州门，迤逦数十里，一路上遭受无数困难，两番被守城门的宋军盘诘搜查，击破头脸，后来在城外又被大金的军士打折左腿，好容易绕道而至太子郎君的营帐，呈上蜡丸，总算不辱使命。他说话的态度好像在土场上演完了戏，仰面伸手，向观众索赏的猢狲。斡离不无暇理睬他，紧忙把蜡丸剖开，里面是一团经得起百般揉搓的桑皮纸，密密麻麻写着绝密、紧急的军事情报，报告今夜亥时姚平仲、杨可胜率军一万，开万胜门出来劫寨。斡离不一看就知道这团蜡丸价值之大，即使把他从宋朝勒索得来的金帛，拨出半数赏赐绐邓珪也不嫌多。当下他堆下笑脸来细细打听蜡丸的来源。

当然，这颗蜡丸的来源十分可靠，就算渊圣皇帝亲自写一份情报送他，也不见得比它更为可靠。

参加枢密院会议的当朝首相太宰李邦彦似乎漫不经心地把会议的内容、决定出击的具体计划和出击时间都告诉了李棁。谁叫官家任命李棁为同知枢密院事，既然任命了他，由枢密院主管的军事行动，岂可不令“同知”同知。李棁又迅速把这一切告诉了邓珪。谁叫官家亲信邓珪，他既是官家的亲信，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保密？经过这两番转手，他们很容易通过这条心照不宣、万无一失的渠道，把消息传进斡离不的耳朵。在禀报蜡丸的同时，邓珪还加上一条他亲眼看到、千真万确的证据，在开宝寺两廊下有三面红旗，那是专为打赢了这一仗向御前报捷用的。

李邦彦、李棁泄露军事秘密，当然也有他们十足的理由：种、姚、杨等几个“赤佬”如果打赢这一仗，就会破坏和议，断送他们首相和副使的地位，不如把这笔人情送给斡离不，让金人打赢这一仗，官家死了战守这条心，然后和议可成，“社稷”可保，这才是他们的尽忠报国之道。

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了。

这颗小小的蜡丸，妙用无穷，它拯救了处于危境的斡离不和六万大军，使之化险为夷，转败为功；它又使这一场可能要决定两个朝代命运的龙争虎斗的恶战变得非常简单化，变为一场一面倒的歼灭战。

当下斡离不把刘彦宗召来，紧急商议，发下几道命令，就让姚平仲率领的七千名泾原熙河兵连扑几座空营。在那几座经过伪装的空营里，烛光荧煌，刁斗声不绝，似乎并无异状。及至扑进去一看，其中阒无一人。姚平仲、杨可胜连扑了几座空营，情知机密已经泄露，中了敌人之计。杨可胜急忙传令退兵，忽然听到胡笳声四起，隐蔽在黑夜中全身披挂，只在兜鍪中露出炯炯有光的双目的女真骑士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把宋军团团围住，然后又在外围布置了层层的游骑，抄杀突围而出的溃兵。不到天明，就把大部分宋兵歼灭，能逃回城的寥寥无几。

只有姚平仲凭着难以想象的神勇，在千军万马中驰突。他枪挑箭射，鞭打剑斫，一层一层地突破包围圈，最后居然冲出重围，夺路而逃。拦截他的金骑慑于他那股双睛充血、口喷白沫的拼命劲儿，恐怕遭到他的毒手，逡巡而退。姚平仲单骑落荒，不敢再回东京城，取道西北方向逃出。

从此，历史上消失了这个开小差的英雄，或者不如说是英雄的逃兵的踪迹。以后，不管是政府严令通缉他也好，老百姓和旧部怀念他也好，到处追寻他，却都找不到他的下落。他似乎化成为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在漫天乌云中隐没了。

若干年后，有人在四川青城山看见一个虬髯紫脸的道士，从他的仪表、口音、谈吐中推想他就是姚平仲，推算年龄也相仿佛，只是没有得到道士本人的证实，倒累得诗人陆游为他赋了一首长歌。

姚平仲的结局是属于我国历史上若干疑案中的一个。

杨可胜被俘后，死得很壮烈。他预先准备了一道奏章的底稿，藏在怀中，表示这次出击事前并未取得政府同意，纯属他们自己决定，应由他和姚平仲承担一切责任，其目的是为渊圣皇帝和主和的大臣们开脱罪责。一战而败仍可议和，或者至少不妨碍和议的继续进行，表明杨可胜对这次出击可胜的机会是有所怀疑的。

看来，以“杨三思”出名的杨可胜，他的最后一“思”还是有欠考虑的。

5

一夕之间，形势大变。

二月初一深夜，姚平仲一军劫寨失利，主将或夺路潜逃，或被俘杀害，士卒大部被歼。败耗传来，京师震动。二月初二，李纲奉诏到班荆馆行营使司调动五军统制辛康宗、敢战统制范琼等开封丘门出战，接应陆续逃回的败兵。这几支军队出城后又被金人击败，逃回城里。只有选铎统制韩世忠的一军奉派去应援向东明县方向逃去的溃兵，奋勇一战，获得胜利。这个将军在第二次伐辽战争中的最后一战获胜，现在又获邀击之利，两次都在大军失利后奋战得胜，其战绩更受人注目。

这一次败耗，对主和派的李邦彦一伙人真是天大的喜讯。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愉，竟在都堂摆酒庆贺，互相祝杯，毫不掩盖其幸灾乐祸的心理。

好像李纲过早地做好报捷、设御幄受俘等准备工作一样，李邦彦一伙也早做好对付战败者的准备工作。初一夜，姚平仲的大军刚出动，李邦彦的爪牙李回、莫俦、秦桧等就像夜猫子似的四出活动，到处拉拢御史起草弹章。拂晓前败耗刚刚传回，他们已把“台谏”[3]这架政治机器充分发动起来。在初二一天中，渊圣皇帝接连收到二十多道奏章弹劾种师道、李纲误国。弹奏的内容彼呼此应，给他们加上的罪名也好像弹棉花似的越弹越胖，到后来竟然说：“四方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使司皆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国家危亡在即，陛下速作应变之计。”李邦彦酒醉饭饱之余，也亲自出马，当着渊圣之面，对斡离不派来责问朝廷何故用兵的使者说：“用兵乃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之意，朝廷必将李纲缚送金营以谢太子郎君。太子郎君休得责怪！”

渊圣皇帝的主战立场是脆弱的，经不起金方使者和臣僚们的内外夹击，不消三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初三下旨，撤去李纲、种师道的职务，待罪浴宝院，另派尚书左丞蔡懋代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

这个蔡懋干的事情恰恰是他的职称的反面，他不是主持作战而是禁止作战。他一上任就宣布国家已与金人讲和，不须战争，因而严禁将士以矢石还击城下的金军。这还不够，隔了两个时辰，又进一步下令全城官兵都要卸甲待命。接着又把李纲集合起来的保甲民兵全部解散，一个不许留。

初三以后，军事形势又趋紧张。原来慑于勤王军威力的金兵已有多日不敢靠近城根进攻。初三开始，却连续派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队伍逼近东、北、西三面城壁。

这天发生了一起惨事。

固子门下的一股女真铁骑蜂拥而来，连连发矢杀伤城上的守军，守军不敢回击，只有一名炮手愤然道：“既已讲和，为甚金兵杀伤我军，又不准回手？天地间哪有这等的理？”他凭着泼天大胆，引炮一发，打死了十多个敌人。城上城下一齐鼓噪，金军急忙撤退，忙乱中自相践踏，又有几名士卒堕入壕沟。宋军正在拍手称快之际，在城上监督的内侍闻讯赶来，不问情由，就把这个勇敢的炮手处死，当场割下首级，挂在城头上号令。这件事在士兵中引起极大的悲愤，人人切齿痛骂当局无耻。

当天晚上，奇事怪闻，层出不穷。

有几个内侍，手捧文书，口里嚷着有紧急军报送往城外，一定要打开新宋门。这时已经深夜，守军职责所在，未得上级命令，不肯擅自开门。双方争执起来，内侍吆喝着要动手捆人、斫人。幸好大将姚友仲巡夜过来，严词责诘，内侍们才悻悻而去。

靠近城北的皇城城墙上，深夜中忽然挂起几盏红灯笼。皇城禁区，向来严禁火烛，一灯不许上城，违者以军法论处。这几盏灯笼，为数虽少，目标却异常显著。有人推测，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很可能是金人买通内侍为献城之计，以此为信号。与此同时忽在西北隅城墙下发现几杆“独脚皂旗”，这种旗帜的颜色、式样和旗饰都非我军所有，又有人推测这是被金人买通的内监故布疑阵，摇惑人心。在这敏感的时刻、敏感的地区中，连续发生事故，必非偶然。在军队中已树立相当威信的太学生领袖人物雷观发起要在城内大搜金人的奸细，以绝内奸。可惜这件事被开封尹王时雍卡住了。他对搜杀内奸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一种“搜”和另外的一种“杀”。

借前线一败之功，王时雍夺回了失去的权力。他更不怠慢，在勾当殿前司公事王宗濋的配合下，带着一批死党，在京城内，大肆查抄民户的财产。他把正月十五籍没李师师等家的这道圣旨无限扩大，扩大到所有民户都在查抄之列。其理由是：朝廷既经议和，就应“簇合金银，犒设金军”，早经通知在案。按照法理，从那天开始，民间的财物均应归公家所有。如有隐匿等情，一经查出，就要严刑相处。还允许揭发告密，因而查获的可得十一之赏。

根据这道法令，当夜就有几百户人家被抄，弄得东京城里鬼哭神嚎，人人自危，这是王时雍大感兴趣的“搜”。

与此同时，王时雍又乘机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他广贴告示，图形画像，要缉拿“不逞之徒何宏、李宝等二犯”。因为他们阻挠抄李师师之家于前，又趁机打劫王黼之宅于后。这两名钦犯，必须立即拿获归案，以正国法。从初四傍晚开始，就不断传出两人被捕杀的消息，有人亲眼看见并证实了这两颗血肉模糊、须眉纵横的首级插在禁军的枪尖上，随着犯由牌到处巡行示众。这又是王时雍最感兴趣的“杀”。

这两天，乌云蔽日，雷声滚滚，人心浮动，局势混乱，达到极点。看来一场政治大风暴不可避免地就要来临了。

6

二月初五清晨六更[4]未尽，一群身穿襕衫、足蹬皂靴的太学生来到宣德门外。

宣德门是大内最靠南面的一道大门，造得富丽堂皇。两旁华表耸天，门阙之上又建有一座飞檐重廊、丹雘朱髹的宣德楼。每年元宵佳节，官家都在这里纵观灯彩，接见士庶，颁发赦诏，是老百姓熟悉的地方。

宣德门两侧各有一道较小的门，称为左、右掖门，左右掖门转过一道弯，向东西方向开的两道门是东华门、西华门。官家平日坐朝听政，处理万机，都在东华门内的福宁殿。因此东华门也成为百官经常出入大内的门。

正对宣德门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它从宣德门开始，越过州桥，直达内城的朱雀门；穿越城门后，又穿过龙津桥，直达外城南门的南薰门。这条可以称为东京城中心大街的街道，当时称为御街，是东京官民重要的活动场所，十分著名，连词牌中也有一个《御街门》。御街宽达二百步，平坦整齐，平时御驾出入，簇从侍卫如云，有时要摆开两万多人的大卤簿队，六匹大白象开路前导，齐头并进。夹道还有数不清的观众，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样的大排场，如不是在这宽敞的御街上，又怎生展布得开？

御街两侧正对左、右掖门建有两条“千步廊”。廊内各设黑漆和朱漆的“杈子”，实际上是一种阻拦行人的木架，又称“行马”，是古代官僚把自己与老百姓隔绝开来的障碍物，它象征着封建统治的权威性。北宋中央官署大多设在千步廊左右两翼。这一带以行马为界，行马以内不许老百姓随便行走。

从宣德门到州桥大街横街大约有三里长的一段御街，包括千步廊左右的地区在内，形成一个规模宏敞的“宫廷广场”。那里视野开阔，观瞻非凡，地上铺的一色都是精工水磨方砖，配上镂云刻月的拼花图案，看起来好像一排排十分整齐的水磨铜镜。北宋朝廷种种“与民同乐”的政治活动、文娱活动，连同在元宵节前临时搭起来的露天大剧场“棘盆”的演出，也都在这宫廷广场内举行。

二月初五正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凌晨的西北风特别尖厉，吹得打扫不尽的枯叶簌簌作响，一阵飞上半天，不久又重新坠落地面。这时御街上很少有人往来，偌大的广场上只站着一簇人，显得相当空旷。这堆人人数有限，但他们的情绪是激昂的，他们的心是热的，他们的血管里比平常更快地流着沸腾的血。他们此刻虽然人数不多，却充满着信心，相信一百万东京人民都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是他们可靠的后盾。因此他们既没有感到寒冷，也不感到孤寂。

这一群太学生有六七十个人，以他们一致推举的陈东为首，此外姓名可知的有高登、汪若海、丁特起、雷观、吴铢、董时升、徐揆、徐伟等。他们此来的目的是想通过“登闻鼓院”这条通常鸣冤诉屈的渠道，鸣国家之冤、诉人民之屈。要求官家收回成命，复种师道和李纲之职，罢黜奸臣李邦彦等，严拒和议，重定战守之策。

太学生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有声有色的表现。其中东汉和两宋的太学生运动更为著名。

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全部都是纯洁无瑕的，既然太学生也是当时社会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当然要受社会的制约。当时东京太学中有数千名学生，成分相当复杂。譬如今天的集会，就有一部分太学生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而不敢参加，即以参加者而论，陈东不但以今天的行动，还以过去和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言行一致，义无反顾，不愧为太学生的表率、读书人的典范。其他参加者也大多刚毅正直，能够勇敢地参加正义行动。但也有后来变了节，在政治上表现得很不好的。此外，太学生中也有败类，金军入城后，竟向斡离不上书献谋划策，企图夺取桑梓之地，作为送给金人的见面礼，堕落成为民族的叛徒。当然这样的人在太学生中是极少数的。

也不能笼统地说太学生每一项政治活动都是正确的。譬如太学生最爱发表议论，动辄上万言书，有的万言书慷慨激昂，切中时弊，但也有肤浅芜杂，陈腐空洞，或者好高骛远，目的仅仅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社会效果也不好，那就不能算是正确的活动了。有的太学生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聚众闹事，制造混乱，那当然是不可取的。聚众集会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和手段。评价它是否正确，要看目的是为公为私，主张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但就这次宣德门外的集会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救国。参加者动机纯正无私，行动光明磊落，他们发扬了民族正气，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历史上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登闻鼓院虽然是一个吸取民意的开放性的机构，它和东京大大小小几百个官署一样，早已浸透了腐朽霉烂的官僚气。这时，早过了应卯上班的时刻，官署的大门还是闭得沉沉的，署内办事的官吏寥若晨星，对门外陆续到来、已逐渐多至数百人的太学生队伍还置若罔闻。

等到太学生集合至一定数量时，陈东按照老规矩办事，先提起鼓槌，用力在鼓上击上一阵，这登闻鼓果然发音洪亮，一声声、一槌槌都敲进东京人民的心里，召集来更多的群众参加集会，却未能对本署的官员发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似乎仍在睡意蒙眬中，没有被鼓声惊觉。

登闻鼓院大门左侧放着这张大鼓，右侧是一口用来收纳士庶人等书疏文状的大铜匮。按照传统规矩，书疏投入，铃声大作，就有官吏出来接待，当面了解情况。现在这铜匮也好像早已生锈，机栝失灵了。陈东代表太学生投入的书奏，犹如石沉大海，等候许久，仍无一点动静。

未牌过后，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不但附近的过路行人，远住在城西、城北的居民也都闻风赶来，参加义举。现在人数已不是以千计，而要以万计了。太学生在这支队伍中占的比例已微不足道，但他们仍然是领导力量。群众是一艘大海船中的搭客，因为这艘海船可以把他们运送到共同的目的地而忘却了航程中可能遭遇的惊风骇浪。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操舟的船员和掌舵者。太学生是他们的船员，陈东是他们的掌舵者。全体群众唯太学生马首是瞻，而太学生又以陈东的行动为指南。这时陈东不慌不忙地从容指挥，群众来得越多，仔肩越重，他的神色越加穆然，这更加增进了群众对这位志愿掌舵者的信赖。

来襄成义举的群众多数是一般城市居民，其中有店铺主、作坊主，各行各业的行头、行老、小商贩、手工匠，各色手工艺人以至酒肆饭店的博士、铛头、行菜、过卖，官府人家的押番、门子、轿番、小厮儿、火头，等等。

参加到行列中的还有闲散的小官吏、士兵和低级军官。

僧道缁流等出家人，虽然出了家，却并未“出国”。在这个行动中，大多仍然六根未净，关心大家关心的事，纷纷走出庵庙寺观，赶来参加。

在陆续参加进来的人丛中间，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昨天刚被开封府“拿获”，“斩首徇示，巡行大街小巷”的何老爹、李宝两人。这两颗大家熟悉的头颅，仍然装在活生生的腔子上，在万人丛中出现。他们照样指指戳戳地说话，活泼泼地走路，与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叉手抱拳为礼，答谢他们的热情关注，丝毫看不出曾经被人斫去头颅的痕迹。他们的出现引起人们长久不绝的欢呼。好人遭到冤死，虽是人间常有之事，却是违反天理人心的。老百姓心目中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好人应有好报”。何、李二人死不掉，他们的头颅被斫去一百回，仍会长出第一百零一颗。这才叫作老天爷开眼、神佛有灵。

邀许多不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集合在一个统一的行动中，绝不是有人在事前组织，或者临时动员号召，更加谈不上有人在暗中操纵。没有哪个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够把这么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合起来。他们大多数是自发而来的，历史上记载这件事，说“不期而会者数十万人”。“不期而会”就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东虽然是这次行动的领导者，群众中有一部分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多数人是初次在这里与他见面。知道不知道他，认得不认得他，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家全部同意他的主张——要李纲不要李邦彦，支持他的立场——主战拒和。有的人比较熟悉朝政，了解小道新闻，谈起王孝迪、王时雍发动抄家的丑事，说得头头是道，还有人谈起王宗濋报复赵元奴的暴行，绘声绘影令人发指。有的人熟知朝廷内的两派斗争，内行地称呼李纲为李右丞、种师道为种宣抚或老种经略相公。谈到他们时，跷起大拇指，表示出一种出自内心的尊敬；说到他们受李邦彦的谗言招致贬斥时，用小手指钩一钩，表示对这个浪子宰相的无比蔑视。他们向周围群众介绍这些官儿的为人行事，贯串着自己的和大众的爱憎。群众的思想感情本来就是互相贯通的。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被介绍出来的官员们的姓名官职，不知道他们的为人行事。他们只知道抗击金兵是光荣的，谁主张抗击金兵就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屈膝求和是可耻的，谁主张屈膝求和就是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宁愿光荣地死，不愿耻辱地生。

也有些人信神佞佛。北宋末年是道教极盛的时期，道教徒比佛教徒更多，但他们都相信佛家提倡的宿命，相信劫数，相信因果。在意识领域中，道教远非佛教之敌。人们都相信金人之来侵是命里注定的，在劫难逃。但是民族的意识战胜了宗教的意识，即使相信宿命，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仍然主张与金人一战，看看命运之神到底站在哪一方。

要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指南，往往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念、一句简单的口号。“主战拒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一句口号。在一百万东京人民中有九十多万人都是主战派。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积累了千百年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了一个惨痛而有益的结论：对于来犯之敌，只有坚决抵抗，把他们打败、消灭才有自己的生路，其他谋和、妥协、投降都是死路一条。他们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地概括成为一个信念、一句口号，那就是：主战拒和。

东京人民在升平时节曾经是浮华的、脆弱的、追求虚荣和享乐的，但是在战争的考验下，他们坚强起来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懂得国家和民族在受到压迫和侵犯的时候，应当怎样保卫自己的尊严与生存。这是值得尊敬的人民！而陈东和太学生们的行动之所以值得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7

过了晌午，集合的群众可能已经达到十万、十五万，甚至二十万以上了。宽敞的宫廷广场已经挤得密密麻麻，隙地无存。千步廊上的行马早已跛了腿、断了足，被可笑地撇在一边。群众挤入禁区，权威的象征被打倒了。群众鹄立在严寒中，有的已经鹄立了三四个时辰，还没喝过一口水，吃过一点东西，保卫国家的热忱把人们的基本本能挤掉了。

登闻鼓院内还是消息沉沉，现在不再是有没有人的问题，而是有了人敢不敢出来接待群众的问题了。看来里面的官员是紧闭大门，不敢出来，也可能已从后门溜掉了。陈东等久候消息不至，就猛捶起登闻鼓来。一个人的气力不加，许多人帮助他一起捶，擂鼓十通、二十通，一直没有人管账。有人主张把登闻鼓推到距离大内更近的东华门外去，可使官家直接听到，不用鼓院的官吏转奏。这个建议十分合理，立刻被陈东接受。许多人一齐动手把那只硕大无比的登闻鼓推翻在地，陈东作为群众的领袖，带头滚动大鼓，许多人上前帮助他。随着登闻鼓的滚动，十多万群众的大队伍也跟着移动，不消半刻时间，转过一个弯就到东华门外。

在东华门外，陈东还是继续捶鼓，捶得嘭嘭作响。此时陈东击鼓不但希望让官家亲自听到鼓声，还想利用鼓声来维持现场的秩序。这时群众的气愤继续高涨，局面已逐渐变得难于控制。这面大鼓竟然经不起陈东重重的连续敲打，十多万群众都听到清脆的鼓声忽然变得重浊了，然后是陈东的最后一捶，把鼓面击出一个大洞。陈东还没有考虑好怎样处理破鼓，愤怒的群众早已一拥而前，你一把，我一脚，把鼓的皮面撕得粉碎，最后索性把整只大鼓都拆散了，拆得尸骨无存（关于这只鼓的下落，登闻鼓院的官吏事后写了一份向上级报告的“须知单状”，声称“本院原管鼓一只，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破，不曾将取前来”等。这份典型的官样文章，到后来竟成为历史的见证）。

作为群众领袖的太学生们从击登闻鼓到伏阙上书，一心只想和平请愿，他们中间没有人挟带寸刃或其他武器，也没有采取任何暴烈手段的思想准备。他们对于最痛恨的国贼三王、二李、张、蔡等人，也只想通过官家的旨意去惩罚他们，不愿自己动手。在这一点上，陈东本人尤其如此。正月三十日他一道奏章上去，居然把巨憝梁师成扳倒了，次日梁师成即行发遣待罪，这使陈东更加相信渊圣的聪明公正，他即使一时受到蒙蔽，最后一定会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而无须采用什么暴烈手段。

但是十多万群众中间，并非人人都是这样想的。

不识势头的浪子宰相李邦彦仗着有一支禁兵保护，大模大样地来到宣德门外，意图进入门内的都堂，发号施令，干涉群众的行动。李邦彦是卖国的罪魁祸首，是群众痛恨的众矢之的。义愤填膺的群众发现他的踪迹就拥上前去，拦住他的马头。他回头一看，不好了，禁兵们都已跑散，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他待要掉转马头溜走，这里由何老爹带头的一群老百姓早就七手八脚地把他拽下马来。有人动手，一把就撕裂了他的袍服衣袖。另一个上来不由分说，在他脸颊上重重地打了几下。站在后面的群众够不到他本人，就向他扔掷石块，口里怒骂：“你是浪子，如何做得宰相？”

李邦彦挣不脱身，心里想：“我命休矣！”但是太学生出来替他解围了。他们拦住群众，好说歹说，雷观、丁特起等几个人掩护他，从旁道离开，才算让他逃脱一条狗命。

这时的形势继续恶化。

群众的和平请愿并未感动朝臣，反而是朝臣要出来替李邦彦报仇。此时王时雍、王宗濋已悄悄地调来范琼所部几千人马，在宫廷广场的外围布防，布置下一层层的天罗地网，把群众四面包围起来。然后，王时雍悍然出面，威胁群众道：“太学生敢以布衣劫天子，当行诛戮！”十多名刽子手忽然在禁兵队伍中拥出来，把陈东簇定了，不离左右。根本没有想到要逃走的陈东，这时挺身在斧钺之间，一面说服太学生的同伴，不要盲动，一面严词责诘二王，何故动兵。二王不敢与陈东打话，却派了王宗濋的兄弟王宗沔飞骑入内，请旨诛戮陈东。他们单等圣旨一到，就要杀死陈东，然后趁群众混乱害怕之际，以铁骑冲击，对这许多犯上作乱的老百姓实行血腥镇压。

被激怒的群众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高呼狂喊，手撼门柱，脚蹬砖地，有的还戟指大骂以抗议官方的威胁。和平请愿逐渐变为一场大风暴。它终于惊动了渊圣皇帝。他现在从深宫中走出来，坐在福宁殿上沉思。当时他的亲信大臣只有吴敏一人在侧，其余的都被隔绝在外，内监们进进出出，传递消息。他们带来不少威胁性的谣言，目的是想激怒渊圣以加强他实行镇压的决心。后来王宗沔进来请旨，更是非要渊圣马上下旨把陈东当场正法不可，否则“大祸立降，宫禁将化成灰烬，陛下不知葬身何处矣”！

是流人民的血以取悦少数人，还是取得多数人的同情？是杀人媚敌，还是接受人民的意志拒和求战？一向在歧途中徘徊的渊圣这时必须做出决断来应付事变了。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他出乎大臣内侍们的意料，毅然决定登上宣德门，亲自与群众直接见面。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派吴敏宣旨：“诸生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当放行[5]。”

只有为朝廷做点好事的时候，吴敏才显得理直气壮，腰板挺直。这道圣旨虽然只有寥寥十五个字，却充分肯定太学生的上书，充分肯定群众行动的正义性。吴敏读来，正词崭崭，语音琅然。顷刻间，宣德楼下响起一阵阵震撼天地的“万岁”声。人民用了出自内心的“嵩呼”答谢渊圣的英明决定。

渊圣皇帝的名字是与昏庸柔懦的评语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没有主张，没有决断，没有勇气，永远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路，是个典型的亡国之君。尽管如此，他却不是暴君，不是屠夫。在处理宣德门事件上，他没有受左右群小的影响，不听王时雍和两个娘舅的嗾使而对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他毅然下旨释放陈东，还全部接受群众的意见，复种师道、李纲之职，罢黜李邦彦，重新确立战守之计。所有这些“发放”，都是正确的、英明的。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按照自己的主见行事而获得人民群众的好感。

历史是公正的，即使是一个功业彪炳照耀史册的杰出统治者，如果他一生中有过一次采用流血镇压的手段来对付旨在保护国家利益的群众，他也要受到强烈的谴责。历史对他做出最后评价时，不免要加上一句“功过不相掩”。

渊圣答应复种、李之职，派去宣召种、李入朝的御药监朱拱之是大内监梁师成的死党，是宰相李邦彦的密友，自然不甘心把他们那一伙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成果拱手让人。这个朱拱之行事干活杀气腾腾，绝不像他的名字那样谦逊有礼。他竟把圣旨藏匿起来，自己藏身别院，准备挨到群众散去，一天大事就可雾消烟散。官家面前，他自有办法搪塞。他想得好不称心如意！却不料奉旨护卫他前去宣诏的银枪班卢万痛恨他的卖国行为。两人争执起来，卢万把他揪到群众面前，宣布他的罪状。太学生们是深知他的底蕴的，围城之初他隐匿过渊圣向西军征兵的手诏不发，不久前又隐匿官家召回皇后、皇子的手诏，现在三罪俱发，太学生和知情的群众不觉大愤。小关索李宝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大家一拥向前，一阵殴击，立时击毙。后来又陆续搜出朱拱之的死党大小内监二十余人。他们有的已躲入深宫内，在禁军和内监们协同下，一一被擒出，都被群众击毙了。这起暴烈的行动纯然出于群众的义愤，陈东他们既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临时也无法制止。这是在这一天“宣德门事件”中唯一发生的流血事件。

奸党们的阴谋把群众教乖了。他们坚持不看见李纲、种师道本人决不解散。等到渊圣再次派人把他们召上楼来，当场宣布复职时，已近傍晚。群众又一次爆发出欢乐的狂呼，他们欢呼种、李依旧部署在战守的岗位上，欢呼渊圣的英明决定，欢呼奸党们阴谋诡计彻底失败，也欢呼自己的胜利、人民的胜利。长久的欢呼，一直延续到夜间才陆续散队。

这就是北宋史上著名的群众爱国运动“宣德门事件”的本末。它虽然爆发于靖康元年二月初五这一天，却植因于长期来的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始终贯穿于从正月初六开始的一个月的围城时期中。它是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不可分割的部分。

8

宣德门事件不仅是一次政治斗争的胜利，也是军事斗争胜利的关键。二月初五这一天，斡离不挥军猛攻东、西、北三壁城门，其猛烈的程度较之正月初六、初七的攻城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宋军在人民斗争的鼓舞下，奋勇作战。特别是西北的勤王之师在吴革等将领指挥下，一再击退金军的攻势，最后迫使金军全面退却，军事的胜利和人民斗争的胜利几乎是在当天黄昏时分同时取得的。

慑于宋朝军民的威力，六天以后，斡离不不待勒索的金银足额，就统率金军自动北撤。临走前派人入城辞行，并送来一封拜辞信，说是“非不欲诣阙廷展辞，少叙悃愊，以在军中，不克如愿，谨遣某某等充代辞使副，有些少礼物，具于别幅，谨奉书奏辞”。这封信措辞之诚挚友善好像一个情好甚笃的亲家探亲后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去一样。他的言外之意是不久还将再来探一次亲，相信亲家仍会像这次一样热情地接待他。

东京人民取得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但是斡离不的军队并未遭到有力的打击。种师道建议尾随追击，使之匹马不还的计划又被主和派大臣否决。被免职的太宰李邦彦代以张邦昌，这叫作换汤不换药。不久张邦昌再度陪伴肃王北上为质，李邦彦官复原位，主和派重新活跃起来，垄断了朝权。

北宋王朝的危机方兴未艾。

[1].唐德宗时期著名政治家陆贽的奏稿，以议论条达、文章畅通著，为奏议的典范。

[2].今河南洛阳市。

[3].弹劾百官的御史台称为台谏。

[4].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称“更”，一夜分为五更。北宋初的易学家陈抟有“怕到五更头”的政治预言。赵匡胤迷信，改五更为六更。终宋之世，讳言五更。

[5].采取措施，发放办理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