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甲申（1044）四十三岁
庆历四年的夏天，尧臣经过扬州，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调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正值新科进士、江都县主簿王琪在邵伯堰设席饯送，尧臣也在座。宋王朝和西夏的战争，到这一年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敌人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尧臣诗中说：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忧。
淮南命儒帅，塞上足封侯。
莫擐黄金甲，须存百胜谋。
昔尝经黠虏，今去正防秋。
——《宛陵文集》卷十《邵伯堰下王君玉 饯王仲义 赴渭州经略席上命赋》
从邵伯 向北，官船在运河中缓缓地前进。七月七日的深夜，牵牛、织女的星座正在天空发出闪耀的光辉，两岸的黑影伴随着棹声逐步后退，突然官舱发出一片哭声，尧臣的夫人谢氏丢下这十七年的伴侣和她的三个儿女而死了。
亲人的死亡，总是深刻的悲哀，何况对于尧臣这是十七年来曾经共过辛苦艰难的妻子呢？到达汴京以后，尧臣请欧阳修为谢氏作墓志铭，他说：
……甚矣吾贫可知也，然谢氏怡然处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于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鄙，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穷于世久矣，其出而幸与贤士大夫游而乐，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使吾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间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吾官吴兴，或自外醉而归，必问曰：“今日熟与饮而乐乎？”闻其贤者也，则悦；否则叹曰：“君所交一时贤隽，岂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与斯人饮而欢邪？”是岁南方旱，仰见飞蝗而叹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盗贼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若此，我为妇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贫而不困者，其性识明而知道理，多此类。……
——《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尧臣内心的悲哀，经过欧阳修的叙述，因为文字组织完密、委曲婉转地传达出来，可是尧臣自己的诗，把深刻的感受，尽情倾泻，给人更沉痛的印象：
悼亡三首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
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
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
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
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
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
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
世间无最苦，精爽此销磨。
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
看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
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
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
——《宛陵文集》卷十
对于谢氏的怀念，尧臣终身没有忘却，尤其使他痛心的，是谢氏临终那一刹那。她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说话了，在万象俱寂、一灯如豆时，她抚摸着尧臣的手，眼神已经干枯了，却还是盯着丈夫。庆历五年尧臣又有一首诗：
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
夜终每至子，朝饭辄过午。
十日九食齑，一日傥有脯。
东西十八年，相与共甘苦。
本期百岁恩，岂料一夕去。
尚念临终时，拊我不能语。
此身今虽存，竟当共为土。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怀悲》
从高邮再向北，过了宿州，到符离县，尧臣的情感又遭到一次打击。他的次子十十死了。十十是乳名，可能他还很小，因此没有命名，他的死亡也在《宛陵文集》记载着：
舟行次符离，我子死阿十。临之但惊迷，至伤反无泣。款定始怀念，内若汤火集。前时丧尔母，追恨尚无及。迩来朝哭妻，泪落襟袖湿。又复夜哭子，痛并肝肠入。吾将仰问天，此理岂所执。我惟两男子，夺一何太急。春鸟独蔓延，哺巢首戢戢。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悼子》
庆历元年的秋天，尧臣离开汴京经过三年，他又回来了，四十三岁的人，已经折磨得两鬓俱白，谢氏死了，十十死了，面前剩得一子一女，湖州盐税已经卸任，还得听候磨勘 ，下一次的任务，不知道在哪里，眼看正走上穷途末路。
在湖州的时候，尧臣对于国事，所知不多。到了汴京以后，满街歌舞升平，又是一番气象，可是探到实际的情况，他竟不知是悲是喜了。
庆历二年西夏战争正在紧张中时，契丹王朝派遣萧英、刘六符到汴京来了。国书首称“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语气非常亲切有礼，但是目标在于索回三关以南的十县。在后晋石敬瑭称帝的时候，曾经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到了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才算争一口气，夺回十县，可是大功未成，因病回汴，不久身死。宋太祖赵匡胤掌握政权，北边与契丹以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为界，不能前进一步。现在契丹趁火打劫，索取关南十县，国书中还说：“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缅维英悟，深达悃悰。”态度依然很有礼貌。
宋仁宗和大臣们商量。接受吧，契丹也许还有第二步的要索；拒绝吧，契丹的兵打到三关，彼时西边和北边同时紧张起来，如何对付？宰相吕夷简推荐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出使契丹。富弼是尧臣在洛阳时的旧交，他看到任务的艰巨，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当仁宗在便殿召见的时候，他只是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宋王朝的答书也写好了，同样地用的四六体，措辞很宛转，但是却把不能割地求和的意义，委屈道出，大略是：“顾惟欢契，方保悠长，遽兴请地之言，殊非载书之约。信辞至悉，灵鉴孔昭，两地不得相侵，缘边各守疆界，誓书之外，一无所求，期在久要，勿违先旨，谅惟聪达，应切感思。”
在富弼出使交涉的当中，宋王朝的官僚们，重新提出范仲淹修建洛阳城的主张。洛阳的修建，意味着向后方的全面退却，宰相吕夷简认定契丹看到宋王朝的怯弱，势必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即如景德年间，倘若不是真宗渡河前进，那一年的战局不会得到轻易的解决，因此他主张在河北大名建立北京，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宋王朝准备把大本营推向河北，和契丹进行决战的信心。北宋王朝共有四个京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现在更添上北京大名府。
尽管宋王朝做出坚强的表示，但是没有在西、北两边同时作战的决心，也没有同时作战的实力，这是契丹王朝看得清楚的。富弼到契丹以后，通过一再折冲，最后承认在原定岁币三十万两匹以外，再增加二十万两匹，契丹王朝的君主兴宗要求在誓书中加一“献”字，意义是由宋王朝每年向契丹王朝献出岁币五十万。
“献的意义”，富弼说，“是由下奉上之辞，在平等的国家中谈不到献，更何况两国之间，宋朝是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
“改为‘纳’字如何？”兴宗说。
富弼还是没有承认，最后由兴宗派遣使者耶律仁先、刘六符到汴京提出要求，宋王朝由于宰相晏殊的建议，承认在誓书中提出纳岁币五十万两匹，总算把北边的问题和缓下来。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西边的西夏。在宋王朝和西夏的作战中，经过几次的大败，刘平、石元孙被俘了，任福战死了，葛怀敏又战死了，但是宋王朝有的是广阔的地区、充实的资源、强大的后备力量，而在陕西的范仲淹、韩琦、庞籍又能充分运用后方的有利形势，即使前敌遭到挫折，还能给敌人以不断加强的威胁。从另一方面讲，元昊虽然利用宋王朝和契丹王朝中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契丹王朝获得岁币二十万的增加，已经向后退却了，自己不得不用生产落后的西北边区担负作战的任务，内部又因为多民族的存在，矛盾可能随时激化，因此也感到战事的棘手。终于在庆历三年的正月，宋夏双方发现有和解的可能，但是中间还梗着一个双方关系的问题。
西夏的祖先本来是宋王朝的定难军节度使，宋王朝要求在和解之后，西夏对宋称臣，可是西夏已经称帝了，倘使对宋称臣，是屈服而不是和解，因此存在着一个和解道路的问题。元昊在对宋通问的当中，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以后又称“邦泥定国吾祖”。邦泥定国就是西夏国，这问题不大，问题在于身份的称号。“兀卒”可能就是“君主”的意义，宋王朝也还可以接受，可是译成“吾祖”，引起臣僚们的汹涌的言论。蔡襄反对在“吾祖”的称号下，和西夏和解，余靖反对，欧阳修也反对。我们可以读一下欧阳修的奏议：
臣伏见如定等来，西贼欲称“吾祖”，向问朝议，已不许之，今日风闻议却未定，不知虚的，深切惊忧。且“吾祖”两字，是何等语，便当拒绝，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说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谓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为公，若欲许其称此号，则今后诏书须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贼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开此口？此蕃贼撰此名号之时，故欲侮玩中国而已。今若得其称臣，则此二字尤须论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夷狄，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夷礼，安得惟于此事独用华言而不用兀卒？且彼于我称臣，而使我呼为祖，于礼非便，故当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来，处置乖方，取笑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窃虑小人妄有议论，伏乞拒而不听，取进止。——《欧阳文忠公集奏议》卷三《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
从“兀卒”到“吾祖”，不能仅仅看作对音的问题，当时元昊部下，除党项族以外，有汉族，也有其他的民族，所以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报复性的尝试。宋王朝要求元昊称臣，元昊便要求宋王朝称他为祖，走得通固然很好，走不通也可借此掂一下宋王朝的斤两。余靖在奏疏中称：“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称单于、可汗之类，皆中外共知，若从其俗故无嫌，今昊贼无端撰此名目，且彼称陛下为父，却令陛下呼之为祖，此非侮玩而何？”
最后到了庆历四年的五月间，宋王朝和西夏的和解才算确定下来。元昊上书自称“臣”、称“夏国主”，宋王朝岁赐以绢一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此外还有贺节回赐、生日礼物等项，总称二十五万五千，实际数字还要更大一些。宋王朝在《赐西夏诏》中说：“朕临制四海，郭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今乃纳忠悔吝，表于信誓，质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诸子孙，永无渝变，申复垦至，朕甚嘉之。”
自从景祐元年（1034）元昊发动战争以来到庆历四年（1045）十二月宋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为止，前后经历了整整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人民受到严重的迫害，边防的战士也大量死亡，这一切在尧臣诗里都有沉重的反映。十年以后，在现今的陕北、宁夏、甘肃的西北，和青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夏国，这个政权对宋王朝和对契丹王朝都称臣，但是对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因为这个新政权的建立，宋王朝对契丹每年增加岁币二十万，对西夏给予二十五万五千。
统治者在对外政策方面，既然以大量的岁币换取目前的苟安，对内当然挣得相当的时间进行内部的斗争。当时的士大夫阶级之中，明显地出现了两位领导人物，一位是吕夷简，一位是范仲淹。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斗争。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的时候，唯恐吕夷简从中掣肘，曾经上书夷简，设法消除两人中间存在的纠纷。他说：
伏蒙台慈，叠赐钧谕而褒许之意，重如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窃念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 ，辄不知忌讳，效贾生痛 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而朝廷方属太平，不喜生事，仲淹于缙绅中独如妖言，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赖至仁之朝，不下狱以死，而天下指之为狂士。然则，忤之之情无他焉，正如陆龟蒙《怪松图赞》谓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阳而生小已遏，大伸不直，而大丑彰于形质，天下指之为怪木，岂天性之然哉。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矣。昔郭汾阳 与李临淮 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相泣，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夙夜尽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负泰山，未知所释之地，不任惶恐战栗之极，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皇朝文鉴》一一三《上吕相公书》
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范仲淹有他的一套政治手腕，他看清楚必须解除吕夷简的嫌隙，在对夏作战中，才不至于有人从中掣肘。仲淹死后，欧阳修在《文正范公神道铭》说：“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欧阳修这几句，正隐隐约约地指这件事。
但是范仲淹之子纯仁 ，始终把仲淹的交欢夷简，认为一件丑事而坚决否认，对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的揭露，也认为是错误，因此在刻石的时候，主张改窜。这可大大地触怒了这一位长辈。欧阳修本来有些随和，经过多年的阅历，显得更宽容了，可是看到范纯仁这一手，禁不住说一声：“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你年轻，不会知道。” 到今天欧阳修集的刻本，和范家的石碑，内容不能一致，原因在此。范仲淹的那篇《上吕相公书》，在范家刻集时也没有收入，直到南宋时吕祖谦编定《皇朝文鉴》时，才从先代收藏中，重新录入。这里见到吕、范两家的矛盾，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好几代。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因为衰老了，解除宰相的职务，改授司徒，与议军国大事。到四月间，索性连这“与议军国大事”的荣衔也勾去了。这里当然只是因为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可是也正意味着吕派的失势。六月间因为西夏的战事出现了稳定的局面，范仲淹由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内召为枢密副使，七月再由枢密副使除参知政事。当时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富弼；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都和仲淹有同样的政治主张，应当可以说这是范派的全盛时期。石介的一首《庆历盛德诗》就是指的这期中的政治情况。宰相章得象、晏殊二人高高在上，他们都是老官僚了，有他们的一套应付的办法。晏殊是一位好好先生，遇事出来打一通圆场。章得象的办法更妙，有时仲淹、韩琦、富弼和他讨论国家大事，他只是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富弼愤极了，准备和他顶撞一下，总是由仲淹出场给他拦住 。
范仲淹只是参知政事，照理说，他还不能十分放心做事，可是上面只是一位高拱无为的皇帝和这两位老官僚，这就给他一个直接提出政治主张的机会。同僚是他的知己，谏官是他的朋友，他还不能为所欲为吗？但是仲淹究竟不是一位政治家，尽管他有一套政治手腕，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无损原则的妥协，也懂得在无可避免的时候，做出义正词严的斗争；在对夏作战的当中，他更懂得如何培养国家的实力，不在准备未足时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但是一旦掌握到大权，他的步骤就乱了。首先他没有吸收得力的人才，予以重用，这一点在对夏作战之初，欧阳修已经给他指出；其次，他没有一套周密的计划，只是把自己想到的和盘托出，没有一个先后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从表面看来是奋发有为、百废俱兴，实际上是手忙脚乱、一事无成。这一切都看在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眼里。庆历四年五月舜钦有《上范参政书》，他提出七个咨目，作为必须注意的要点，一边又说：
……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议，召阁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踊跃咏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万事何足虑！”日倾耳侧目，望足下之所为。未及半年，时某自山阳还台，已闻道路传云：“阁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时尚窃窃私语，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绝不之信，必谓怨恶之人，煽成此谤，谈者好奇易传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众，不复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为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责以效。苟以悍剂暴药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谈者或然之。已而某又当足下之荐，不复可与众辨矣。与之合唱，实不忍为，但恻然愧羞，愔不敢言，而念虑终夕，不能去怀，乃知古之烈士为知己死者以此也。某又窃窥阁下所为，于时亦孜孜数有建目，未甚为旷，是何毁之多也！岂诚之少衰，不锐于当年乎？岂施设之事，未合众望乎？岂以有高世之名，未见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晓，但闻论议之众，皆云：“教训医工，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皆非当今至急之务。譬如倒悬者馈之以食，大馁者饮之以浆，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阁下非常之知，日思所报，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念之无他术耳，必取众议而用之，必皆厌然而服，不复有所诋訾矣。今辄条数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浅见寡识，盖得之群言焉。若阁下择其一二，上闻而行之，于国甚利，人又甚乐，故非刻薄侥一时之利也。今议稍喧矣，阁下若更畏缩循默，则不唯国计渐隳，亦恐祸患及身矣。
——《苏舜钦集》卷十
苏舜钦是杜衍的女婿，当时认为他是范仲淹的一派，在范仲淹失败后，他是第一个受到贬斥的。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仲淹在政治中失败的原因。《宋史·范仲淹传》说：“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依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减悻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这一个结论，是合乎事实的。
政治形势对于仲淹的不利已经很显然了。六月间，因为西夏发生一些内部矛盾，境内军事调动频繁，晋北陕北同时紧张起来。范仲淹抓住这个机会，请求外调，他以陕西河东宣抚使的名义出京，摆脱了中央政府的一切责任。
吕夷简已经致仕了，住在郑州，仲淹出京以后，在郑州耽搁下来，拜访夷简。“参政这一次出使宣抚，为了什么？”夷简问。
“仲淹在朝。”仲淹答道，“于国无补，这一次出使，正是希望报答朝廷知遇之恩啊。”
“参政错了。”夷简笑着说，“一步离开朝廷，什么都办不成的。” 吕夷简是当时的一位最老练的政客，他这一句把仲淹出京以后的情况全部讲明了。
西夏的战事以西夏获得独立，宋王朝对于西北两边每年增加岁币四十五万五千而结束。对外的战争一经停止，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战火立即开始。新派既以范仲淹的措置不当而失败，仲淹抓住这个机会，随即脱离中央，留下当时要求革新的新进听候旧派的摆弄。这一切是梅尧臣在庆历四年秋间入京时所看到的景象。
旧派的领导人物吕夷简虽然已经下台，但是旧派的势力仍然是不可侮的。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旧派是一支永远不可轻视的力量，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要求革新的人永远是少数，而绝大多数是保守的、腐朽的乃至失败的官僚，口头要求革新而欲壑难填的革新派都会走向守旧的大旗，垃圾凑成堆，居然可以成为强大的势力。当然，这样的势力没有群众的基础，经不起人民的一击，但是在那个时代里，不要说弄虚作假的革新派，即使是真心实意的革新派也不免指空立说，脱离实际，有几位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求呢？庆历四年的旧派以王拱辰为首，他官居御史中丞，是谏官的领袖，掌握着强有力的言论机构，正在寻求机会，在新派没有任何准备的当口给以致命的打击。
尧臣入京的时候，欧阳修正以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名义出差河北。他听到尧臣入京，和苏舜钦在一处作诗，这是当时的两位有名的诗人，欧阳修高兴得很，有《水谷夜行寄圣俞子美》 一首：
寒鸡号荒林，山壁月倒挂。披衣起视夜，揽辔念行迈。我来夏云初，素节今已届。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微风动凉襟，晓气清余睡。缅怀京师友，文酒邈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摩盖。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娆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二子双凤凰，百鸟之嘉瑞。云烟一翱翔，羽翮一摧铩。安得相从游，终日鸣哕哕。相思苦问之，对酒把新蟹。
——《欧阳文忠公集》卷二
欧阳修的这首诗，对于梅、苏两人的评价，是比较确切的。苏舜钦以宰相爱婿的身份，又是有名的才子，正是豪气勃发的时候，他甚至认为人家以梅苏并称，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这是何等的豪放，然而不免有些荒诞了。欧阳修说他是珠玑盈前，难于拣汰，这是推崇，然而也是批评。他说尧臣穷，事实上尧臣的确是穷得走投无路。只因为他没有考中进士，凭着叔叔的一些恩荫，做了三任主簿、两任县官、一任监税，现在又到东京寻找出路，而当日的同辈，进士出身的，现在都已是国家大臣，这是何等的悬殊！可是他的诗，尤其是近体诗，确实做到咀嚼橄榄，味美于回的地步。欧阳修的评价是相当真切的。
苏舜钦是一位豪放的诗人，这时他正以集贤校理的身份监进奏院。十一月间照例要祭神，舜钦吩咐把进奏院积存的废纸一并出卖，准备酒席，在祭神完毕以后，大会宾客，大吃大喝。酒席间，他们还招来一群妓女，一边奏乐，一边敬酒，真是吃喝玩乐，搞得一场畅快。酒席上大家即席赋诗，一位年轻朋友王益柔，索性写下一首《傲歌》，中间有名的两句：
……醉卧北极遣帝佛，周公孔子驱为奴。……
在诗兴大发的时候，周公孔子都算不得什么。年轻人喝醉了，什么都说得出。
在封建社会里，对人对事都没有现代那么严格。废纸本来不算是国家财产，至于妓女，那时官府衙门、军营前线，甚至私家宅院都有。固然她们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但是当时已经习以为常，没有谁感到不合适，因此苏舜钦也就做了。有一位李定，原来希望参加这一个盛会，可是舜钦没有答应。
“好，你不答应，看看你们落到一个怎样的下场。”李定说。
他到御史中丞王拱辰那里去告密，他说苏舜钦如何盗卖公家财物，如何挟妓饮酒，如何滥饮狂歌，甚至连大圣人周公、孔子都受到他们的侮辱。
王中丞真是高兴极了。他问李定，除了舜钦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人。李定屈着手指把他们一个个数出来，都是一些少年新进，和旧派势不两立的人，尤其是苏舜钦，因为一攻击苏舜钦，他的岳父杜衍的嘴便被堵住了。杜衍虽然由枢密使擢为宰相，他必然不能讲话。还有一位宰相章得象，这是一位老官僚，平时就爱闭着眼睛，现在让他继续闭着眼睛吧。王拱辰盘算着，舜钦一去，杜衍这老头子，便得离开朝廷，那时树倒猢狲散，更没有谁替新派说一句好话，整个的政治界，又要出现一个局面了。算呀算得，拱辰高兴得直喊：“我这一网打尽了。”
果然不错，一网打尽了。他指使谏官鱼周询、刘元瑜出名，首先对于监进奏院的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提出弹劾，凡是参加这次宴会的一个都没有漏掉。奏疏上去以后，发交开封府审问。刘巽、苏舜钦两人承认监守自盗的罪名，得到除名勒停（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余如王洙 、刁约、江休复、王益柔、宋敏求等分别降级或贬斥。这是一次政治阴谋的暴露，手段非常毒辣，但是有什么应付的办法呢？王拱辰甚至提出王益柔作《傲歌》、侮辱圣人，必须处以死刑的建议。大臣中章得象照例不置可否，其余也有支持王拱辰的，情况更严重了。
枢密副使韩琦说：“王益柔少年诳语，不值得这样计较。国家大事多得很，大臣应当与国家同休戚，现在什么都不管，只攻击一个王益柔，用心所在，不仅为了一首《傲歌》，还不是很清楚吗？”
枢密院是管军事的，但是韩琦憋不住了，只得这样说，因此他很招了一些大臣的不满。王益柔的性命总算保住了，革去集贤校理，落得监复州 税的任务。不久以后，宰相杜衍也自请罢免，以尚书左丞的名义降知兖州。
梅尧臣是一位闲散的小官，在汴京这场一面倒的政治斗争里，他看到朋友们一个个倒下去，但是他没有发言的机会，也无法参加到这一场斗争里去。他只有运用他的诗歌进行反击。
对于李定，他有《杂兴》一首：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
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
虽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
古有弑君者，羊羹为不均 。
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阳人 。
——《宛陵文集》卷十一
对于这一场斗争，他有《读〈后汉书〉列传》：
汉家诛党人，谁与李杜死。
死者有范滂，其母为之喜。
喜死名愈彰，生荣同犬豕。
——同前
这是一首坦率的诗，可能有人感到这样的坦率损害了诗的韵味。但是中国诗文的传统，正如有人说过的，“至哀无文”，又说“大文弥朴”。有了深切的感情，不需要什么文采；最有文采的作品，正是最朴素的作品。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梅尧臣的作品呢？
王益柔字胜之，他的父亲王曙曾为西京留守，对于尧臣的诗认为两百年无此作，因此益柔和尧臣，是有一定渊源的。在这群人中，是切直敢言的一位，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其后王拱辰主张判处益柔死刑，目的在于借此给仲淹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黜监复州酒税以后，尧臣送他没有送到，一直赶到屠儿原。屠儿是战国时代的朱亥，信陵君的门客，以击毙魏将晋鄙得名。尧臣有诗：
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
犯霜出国门，送客客已去。
犹意行未远，策马过寒戍。
川长不见人，沙没前岗路。
始闻云木深，忽逢朱玄墓。
金锤一报恩，义烈垂竹素。
何须文学为，寄语长沙傅。
——同前
在这次流放中，主要的是苏舜钦。舜钦是杜衍之婿，由范仲淹的推荐，召试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因此成为旧派的主要目标。获得“除名勒停”的处分以后，舜钦毅然地离开汴京，直到南方，最后定居于苏州的沧浪亭。尧臣送别舜钦的诗写得最亲切，这里也正透露了二人的深刻感情。
勇为江海行，风波曾不惧。但欲寻名山，扁舟无定处。南有鵩若鸮，崄有石若锯。毒草见人摇，短狐逢影怒。不遐尚苦乖，更逐饶瘴雾。东土乃滨海，蜃鼍仍可怖。壳物怪琐屑，蠃蚬固无数。咸腥损齿牙，日月复易饫。二方既若此，往矣无久驻。竟当西北来，醇酎炙肥羜。夏不厌浆酪，冬不厌雉兔。勿言专口腹，口腹人所务。天台信奇伟，石桥非坦步。庐岳趣最幽，饥肠看瀑布。此致虽为高，实亦难久慕。君行听我言，不听到应悟。
——同前卷《送苏子美》
不久以后，欧阳修自河北回来了，因为这一次出差河北的辛苦，进阶朝散大夫，封信都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可是尧臣还是汴京的一位闲散官，生活清苦，欧阳修派人送酒去，尧臣有《永叔赠酒》一首。他首先提出：“大门多奇醖，一斗市数千。贫食尚不足，欲饮将何缘。岂能以口腹，屈节事豪权。”可是现在好了，“穷腊忽可怪，双壶故人传。呼儿欲自酌，瓦盏无完全。”他又说道：“始得语且横，既醉论益坚。曾不究世务，闲气争古先。”这里也正见出即使在穷巷之中，尧臣还是有他的感慨。
范仲淹已经出京了，苏舜钦这一大批，又是降黜的降黜，除名的除名，汴京城内的风波，并没有因此停下来。欧阳修的一篇《朋党论》，本集题为庆历四年作，肯定是和这一年的政局有关。他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
尽管欧阳修提出这样的看法，但是从最高统治者的立场看问题，臣僚的相互关系，常常会引起他的猜忌。在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意狠狠地打击对方的时候，首先必须指出他们是朋党，这才可以争取最高统治阶级的同情。欧阳修这篇文章，首先指出“君子有朋”便是承认“有朋”，无论是不是“君子”，但是“有朋”便中了君主的大忌，所以从政治的作用看，这篇文章是注定失败的。
庆历四年十一月间，皇帝的诏书下来：“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罪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宋代诏书，记载完备的通常指出行文的作者。这一道诏书出于谁人之手，固然不可考，但是出于范仲淹的对方，大致是可以看出的。诏书指摘的对象，有些是毫无根据，但是提出按察的恣为苛刻，属文的诋斥前圣，皆属历历可指。正因为把有根有据的和无根无据的连在一处，用诏书的名义提出，更使范仲淹这一派无可辨诘，政治形势对于新派显然不利。
范仲淹是机警的，他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河东、陕西。出京以后，十一月中申请罢免参知政事，改知邠州，作为下台的地步。按照当时的步骤，经过一些反复以后，直到庆历五年正月，明令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西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同日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在制书中甚至称为：“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顾群议之莫遏，岂旧劳之敢私。” 这里也正看到杜衍的罢斥，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阴谋。
这次政治的变动，在尧臣诗里的反映，首先是《丞相二章》：
丞相之拜，冠弁旅至。
乘马载驱，如彼钜瀦。
有雁有鹜，有龟有鱼。
烝然来萃，翔泳啸呼。
丞相之去，乃还印绶。
乃饬车轮，如彼涸津。
时靡翔羽，时靡游鳞。
寂兮寂兮，岂有嘉宾。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
尧臣对于杜衍的去位是惋惜的、同情的。事实上尧臣在政治上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欧阳修、尹洙、富弼乃至王益柔、刁约、宋敏求，都在这一边，尧臣的感情不会走到不同的一边。但是尧臣对于范仲淹是不同情的，他甚至对于仲淹的失败，认为是应当的。在仲淹和吕夷简斗争的第一个回合里，仲淹失败了，但是尧臣同情仲淹，这一点仲淹也完全明白。两人集中各有一篇《灵乌赋》，正是具体的证明，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尽管尧臣的同情，完全在新派这一边，可是他却不同情仲淹，甚至认为仲淹的失败是应得的惩罚。
仁宗庆历五年（1045）四十四岁
谕乌
百鸟共载凤，惟欲凤德昌。愿凤得其辅，咨尔熟可当。百鸟告尔间，惟乌最灵长。乃呼乌与鹊，将政庶鸟康。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以燕代鸿雁，传书识暄凉。鸲鹆 代鹦鹉，剥舌说语详。秃鸧代老鹤，乘轩事昂藏。野鹑代雄鸡，爪觜称擅场。雀豹代雕鹗，搏击肃秋霜。蝙蝠尝入幕，捕蚊一 何忙。老鸱啄臭腐，盘飞使游扬。鸺鹠与枭鵩，待以为非常。一朝百鸟厌，谗乌出远方。乌技亦止此，不敢恋凤傍。养子颇似父，又贪噪豺狼。为鸟鸟不伏，兽肯为尔戕。莫如且敛翮，休用苦不量。吉凶岂自了，人事亦交相。
——同前
在这首诗里，尧臣指出仲淹用人的失当和教子的无方。用人是行政的主要关键。选用的时候，有时不免只考虑到人才的是否干练，而忘却了干练的人才没有适当的品德，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庆历七年的诏书提到“四瞪三虎”，曾经说起：“前京东转运使薛绅，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为耳目，侦取州县细过以兹形狱，时号‘四瞪’。前江东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时号‘三虎’，是岂称朕忠厚爱人之意欤。纮已降知衡州，而绅等故在。其降绅知陕州，鼎知澧州，绰方居丧，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无得与监司。宗旦等四人，并与远小处差遣。”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指出杨纮、王鼎、王绰三人，都是由于范仲淹的推荐，这就是说“四瞪三虎”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和范仲淹有关。尧臣又说“养子颇似父”，这就说范纯仁这一辈兄弟了。从《宋史》的记载看，对于纯仁没有多大的指谪，但是即从他们和欧阳修的关系看，他们的专横已经明白见到，欧阳修集中的《范公神道碑》和石刻存在差别，正见到这一位作家和范仲淹的后人，中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尧臣的《灵乌后赋》可能也是这一年作的，他说：
灵乌，我昔闵尔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骂，于时不容，覆巢弹类，驱逐西东。余是时作赋以吊汝，非乘尔困而责尔聪。今者主人悟，弹者去，丰尔食于太仓，置尔巢于高树，晨鸡不鸣，百鸟争慕，傍睨凤凰，下窥鹓鹭，尔于此时，徒能纵苍鹰，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而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犹秦汉之豪侠，远己不称，昵己则誉。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顾。
——《宛陵文集》卷六十
所谓“燕雀来附”“昵己则誉”，在这样的词句中，也约略地看到“四瞪三虎”的阴影。尧臣本人也受到仲淹徒党的迫害，所以嘉祐三年（1058）他在《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里说起：
……曩者忤（残宋本作忤，万历本误作侍）贵势，悔说乌鸟灵。乌灵反见怒，终恨屈此诚。当时语颇错，盍呼为大鹏。于此傥遇之，应解颈颊赪。……
尧臣和仲淹两人之间的矛盾，是无可讳言的，可是尽管他和仲淹有矛盾，他和整个革新运动是没有矛盾的。他的立场始终站在要求革新的一边，没有动摇，也不用讳饰。这样就造就他在新派得势的时候，因为和范仲淹有矛盾而没有获得重视；而在新派失势的时候，又因他的立场鲜明而不得不再度出京。
新派失败的命运已经形成了。杜衍、范仲淹、富弼相继外出，朝廷重臣之中，只留下枢密副使韩琦。不久以后，韩琦上疏，请求重用范仲淹、富弼。他说：
……如是则是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朝夕经营以防二敌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敌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扞边，不惟措置后时，亦是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韩琦这一道奏疏上去以后，没有得到答复。三月间，韩琦请求罢免，随即免去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这一年春间，欧阳修在真定有《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一首，诗中叙说自己的衰病，同样也提出对于尧臣的推重。他说：
……兵闲事简居可乐，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长天暖惟欲睡，睡美尤厌春鸠聒。北潭去城无百步，渌水冰销鱼拨刺。经时曾未著脚到，好景但听游人说。官荣虽厚世味薄，始信衣缨乃羁绁。故人有几独思君，安得见君忧暂豁。公厨酒美远莫致，念君贳饮衣屡脱。郭生书来犹未到，想见新诗甚饥汤。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爱诗心未歇。君闲可能为我作，莫辞自书藤纸滑。少低笔力容我和，无使难追韵高绝。
——《欧阳文忠公集》卷二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提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他首先指明“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其次他说：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知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
以下他又指出：“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他的结论是：
……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欧阳文忠公集·奏议》卷十一
在当时的新派当中，欧阳修是一位发言人，在一切斗争中，他都站在前列。在这一次的斗争里，他正以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身份在外，所以最初的矛头并没有对准他，可是他既然奋不顾身地走到前列，因此对方对于他的攻击也就来得更凶狠、更毒辣。他的妹妹嫁给张龟正，龟正死后，她带着龟正前妻的女儿到母家来了。后来这一位张小姐嫁给欧阳修的族侄欧阳晟，可是她和家奴闹恋爱，事情一直搞到开封府。谏官钱明逸抓住这个机会，诬称欧阳修自己也和恋爱案子有关，不但如此，他还诬指欧阳修盗用张家的资财，给自己置买田地。封建社会的丑恶在这次斗争中又一次暴露了。待到案情讯明以后，欧阳修的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罢免了，改为知制诰知滁州。这是庆历五年八月的事。
尧臣在庆历四年入京，经过一年的时间，没有得到什么差遣，现在新派正在失势，眼见得更没有什么指望了，六月间，通过礼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许州王举正的推荐，获得签署许昌忠武军节度判官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一日乘船出京。
王举正，镇定 人，庆历三年官至参知政事，是一位正直的人物，可是比较懦弱一些，尤其是他的惧内出了名，因此他的连襟李徽之就曾经攻击他，说是举正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 ？那时范仲淹刚刚入京，担当枢密副使，欧阳修出主意，让王举正和范仲淹对调，他说：
……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或未欲罢，亦可且令与仲淹对换。当今四方多事，二虏交侵，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协天下公论，不必待其作过，亦不须俟其自退也。况若令与仲淹对换，则于举正不离两府，全无所损，伏望陛下思国家安危大计，不必顾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贤路。……
——《欧阳文忠公集·奏议》卷二
欧阳修这一道奏疏，是相当尖锐的。仁宗皇帝想了一下，举正担当参知政事，固然才力不胜，可是以一位惧内的人物担当主持军事的枢密副使更不适合。七月间举正改知许州，腾出参知政事的任务交给范仲淹。在我们考虑到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密切关系，在尧臣正在彷徨时，王举正不但没有因为欧阳修的关系迁怒尧臣，反而推荐他签署忠武军判官，看来王举正虽然不是一位干才，可确实是一位忠厚长者了。
尧臣是一位敢于斗争的人物，但是他没有进行斗争的政治地位，这就迫使他运用诗歌作为进行斗争的武器。从汴京出城，沿着水道前进，可是这一年汴河水浅船开不出，所好开封府的县官是够朋友的，一边派遣员丁防卫，一边馈送酒馔糕点，六月底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好，这一晚他作了好几首诗，最得意的是——
梦登河汉
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祸殃。臣实居下土，不意涉此方。既得接威灵，敢问固不量。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神官呼我前，告我无不臧。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扣头谢神官，臣言大为狂。骇汗忽尔觉，残灯荧空堂。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这首诗是从《小雅·大东》蜕化而来的，模仿的痕迹还很显然，但是这已经不是《大东》而是尧臣自己的诗了，因为诗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而提出质问。“有牛”“有女”“有斗”这三个问题指出为什么有人才而不能使用，“卷舌”指出噤口不言的谏官，“东方箕”指出进谗的小人，这一切都是当前的现实，而神官的“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更把作诗的本意和盘托出。诗中所写的是庆历五年的现实，而运用的手法正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具体结合的范例。
尧臣对于诗歌的意义有自己的认识。这正是这段时间内逐步明确起来的。六月间出京赴许之前，裴煜来看他，还一再劝诫他要全面考虑，不要多作诗。当然，这是裴煜的好意，他看到尧臣的蹭蹬失意，因此加以苦口的劝诫。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尧臣的一首诗：
答裴送序意
我欲之许子有赠，为我为学勿所偏。诚知子心苦爱我，欲我文字无不全。居常见我足吟咏，乃以述作为不然。始曰子知今则否，固亦未能无谕焉。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万历本作苦古，宋荦本、《宋诗抄》皆作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辩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唯当稍稍缉铭志，愿以直法书诸贤。恐子未论我此意，把笔慨叹临长川。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自从襄城以来，尧臣诗的发展，已经具有独特的面貌，他否定晚唐以后的作者，认为这些“嘲风雪、弄花草”之作，只是“区区物象磨穷年”，没有政治意义。他对于诗的要求，是“因事激风”直追《二雅》。在诗的语言里，他也摆脱了辞藻的要求，对于“浅陋”，他并不讳言，甚至还隐约指出追求直率的用心。在我们理解到尧臣的政治地位，和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这样的提出，不会觉得是突然的。
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有人认为尧臣在诗的成就上，有平淡的一面，他也确实写过一些平淡的诗篇，但是对于平淡，他却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朋友宋敏求，和弟中道是走平淡的道路的，可是尧臣却不以为然。五月间他有《答中道小疾见寄》一首：
嵇康性弥懒，曾不废养生。子姑（疑当作始）当妙年，何乃劳其精。老聃有至论，身孰亲于名。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寝欲来于梦，食欲来于羹。渊明傥有灵，为子气不平。其人实傲佚，不喜子缠萦。吾今敢告子，幸愿少适情。时能与子饮，莫惜倒缾罂。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
从汴京出发以后，因为黄河决口，汴河水涸，船开不出去，尧臣穷坐作诗，又有《寄宋次道中道》，他说：
再来魏阙下，旧友无一人。或为美官去，或为泉下尘。晚节相知者，操节许松筠。目世常山公，伯仲文学均。与我数还往，以义为比邻。屡假箧中书，校证多获真。次述盈百卷，补亡如继秦。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于时多骄佚，黄卷罕所亲。昨以兴西师，往往剑射伸。短衣夸走马，睅目语常瞋。欲效西山勇，遂笑东鲁仁。舍本趋富贵，乃与市贾滨。以此较于子，素业固未泯。前日之许昌，别君已经旬。偶然值河决，穷坐如涸鳞。临风思有寄，夜咏遂达晨。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在这首诗里，他也提到宋氏兄弟的平淡诗，那时一般人都认为陶潜诗是平淡的标准，当然他们对于陶潜的思想认识还很不够。尧臣指出“其人实傲佚”，确实已经踏进了一步。
庆历五年秋后，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于新派更加不利了。七月，贬知潞州尹洙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崇信军在随州，节度副使是没有职务的官员，尹洙只得寄居在佛寺之中。八月，欧阳修贬知滁州。十月，知郓州富弼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西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执政的时候，作《庆历圣德诗》的石介，在七月间死了，和新派对立的人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们散布谣言，说是石介没有死，已经逃到契丹，勾结外族，约同富弼发动京东兵马，向汴京进军，企图叛变。这时恰巧山东人民有起义的消息，皇帝派亲信到山东去探听。在回京还报的时候，他们说山东的人民没有问题，可是知兖州的杜衍和知郓州的富弼全靠不住。皇帝一边派人核查石介是否确实已死，一边准备把杜衍、富弼调往淮南。后来幸亏参知政事吴育指出小人乘机陷害大臣，非国家之福，总算把事情安定下来，但是富弼、范仲淹的军权全部消除，正见到政潮中的波浪，还在不断地起伏。
欧阳修的贬知滁州，当然谁都明了这只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政治的对手方为目的不择手段，诬欧阳修以男女关系，正和诬富弼以准备进军一样，只求打倒对方，没有任何顾忌。这一点欧阳修也很清楚，所以到了滁州，生活态度很从容，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对方的意气，也免于遭到进一步的陷害。有名的《丰乐亭记》就是这一年的作品。他说到了滁州以后，“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仁宗庆历六年丙戌（1046）四十五岁
是不是梅尧臣、欧阳修都能安于所在、乐其所乐呢？当然不是。那时还是北宋王朝的前期，谁都不能没有文字狱的顾虑，所以把他对于作诗的主张和欧阳修提出：
寄滁州欧阳永叔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烂熳写风土，下上穷幽奇。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寻常行舟舻，傍岸撑牵披。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为。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常期千载知。此外有甘脆，可以奉亲慈。山蔬采笋蕨，野膳猎麏麋。鲈脍古来美，枭炙今且推。夏果亦琐细，一一旧颇窥。圆尖剥水实，青红摘树枝。又足供宴乐，聊与子所宜。慎勿思北来，我言非狂痴。洗虑当以净，洗垢当以脂。此语同饮食，远寄入君脾。
——《宛陵文集》卷二十六
尧臣看到在政治形势上，现在正是革新派走入低潮的时候，所以郑重地告诫欧阳修“慎勿思北来，我言非狂痴”。可是他还是把要求革新的使命赋予诗歌。他在许州时，和韩亿诸子往来较密。韩亿在仁宗初年官至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八子：纲、综、绛、维、缜、纬、缅，当时称为韩氏八龙。尧臣有《答韩三子华（绛）韩五持国（维）韩六玉汝（缜）见赠述诗》。尧臣说起：
圣人与诗言，曾否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隔，甘用无言终。……
——《宛陵文集》卷二十七
尧臣在这首诗里，不但对于“风雪花草”之诗不能满意，而且直接提出对于运用典故，讲求对仗的反对。他强调诗歌的斗争意义，所以说“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这就把政治标准提得极高。当然，这不是说尧臣忽略了艺术标准，因为他早年从西昆派的培养里，已经获得对于艺术的认识，可以保证他的作品够得上艺术的要求，但是在他的感情充沛、一吐为快的时候，他受到诗兴的支配，有时也会冲破艺术要求的藩篱。
从欧阳修这一年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受尧臣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憎蚊》《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都显然走着尧臣的道路。尤其最后一篇，他把石介身后所受的诬陷，沉痛地写出来。他说：
……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间。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欧阳文忠公集》卷三
这一首诗确实把尧臣和欧阳修的作品，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假如提“梅欧体”，必须是这样的作品，才算是真实的“梅欧体”。当然，严羽那样的批评家，会认为这是“以议论为诗”，没有“一唱三叹之致”。严羽论诗，以盛唐为宗，只知有唐诗而不知有宋诗，以唐诗的标准要求宋诗，那就只会看到宋诗和唐诗的距离，而不会看到宋诗的特点。我们必须认识唐诗的标准不是作诗的唯一标准而后才能认识宋诗，尤其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
就在这一年，欧阳修有《梅圣俞诗集序》。他在序中说：“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欧阳修言外之意，好像这十卷本由谢师厚搜集，没有经过尧臣的删定，实则他和尧臣通信时，曾说：“……诗序谨如命送去，盖述大手作者之美，难为言，不知称意否。” 这就看到师厚的搜集得到尧臣的同意，其中去取，必然有尧臣的意旨，而《诗集序》更是出于尧臣的要求。
这篇序首先提出“穷而后工”的看法：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其次他举出尧臣之穷，说他：“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所谓“年今五十”，只是就大数而言，其实尧臣这一年，只有四十五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指的通过王举正的推荐，在许州担任忠武军判官的职务。他在后面又说：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 ，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尧臣的穷，确实是走投无路，十余年的仕籍，一代最有名的诗人，还得寄人篱下，做一名佐贰官，这和欧阳修是完全不同了。欧阳修虽然贬斥在外，但是他曾经做过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封信都子，食邑五百户，随时可以重行起用，所以他在《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议论，尽量给尧臣以一定的慰藉。当然，我们不能从此得出“诗不穷则不工”的结论。
自从谢氏去世以后，尧臣对于她是不断怀念的。仅仅庆历六年，从《元日》《不知梦》《梦觉》《椹涧夕梦》《灵树铺夕梦》《三月十四日汝州梦》《忆吴松江晚泊》《忆将渡扬子江》《丙戌五日画梦》《梦覩》《悲书》《麦门冬》《梨花忆》这些诗里，我们可以亲切地看到他对于谢氏的追忆。《梨花忆》里说：“……白玉佳人死，青铜宝镜空。今朝两眼泪，怨苦属衰公。”这是何等的深刻。但是中年丧偶，究竟不是一件长此结局的事，何况儿子头上，因为失去母亲的照料，生着满头虮虱 ，不能不考虑应付的方法。
阴雨的秋天，尧臣从许州到汴京来了。这一晚宿安上门外，裴煜、胥元衡都来访，尧臣有诗一首：
宿安上人门外，裴如晦胥平叔来访
胥悲喜我至，冒雨夜出城。灯前相对语，怪我面骨生。为言憔悴志，因意多不平。亦见子颔须，长黑已可惊。知子有所立，毛发随世情。子心且如旧，后辈苦前轻。
——《宛陵文集》卷二十八
诗中不禁流露许多牢骚，但是这次尧臣入京，实际上是来续弦的。新夫人刁氏，升州（今江苏南京）人，刑部郎中、西昆派诗人刁衎的孙女，太常博士刁渭的女儿，刁绎、刁约、刁纺等人的妹妹或堂妹妹，据宣城《梅氏宗谱》，刁氏生于乾兴元年（1022），这一年二十五岁，婚后尧臣有诗：
新婚
前日为新婚，喜今复悲昔。
阃中事有托，月下影免只。
惯呼犹口误，似往颇心积。
幸皆柔淑姿，禀赋诚所获。
——同前
那时刁家本宅在润州（又称南徐、今江苏镇江），刁纺和尧臣谈起，不久要回润州，尧臣也说自己准备退居润州，把谢氏的棺柩葬到那里，这一切他都拜托刁纺留心，刁纺也承应了。诗中曾说：
刁经臣将归南徐许予寻隐居之所及亡室坟地因走笔奉呈
欲居江上江，试与问京岘。
尝观鲍家诗，心慕已不浅。
行当卜结庐，依农事清亩。
傍葬吾先妻，同穴晚未免。
买谷勿险深，求冈要平显。
松竹应所宜，蒿莱预教翦。
我志决不移，君言幸须践。
——同前
尧臣八月间到汴京，续弦以后，带着新夫人刁氏匆匆地乘船出京，因为水道的关系，这一次大兜转，从汴京直开颍州（今安徽阜阳），九月初到达。那时晏殊正以工部尚书的身份知颍州。九月八日晏殊约尧臣在颍州西湖会饮，次日再在撷芳园会饮。晏殊是朝中的旧相，一代诗人和词人，因此在尧臣路过的时候，不肯轻易放过。可是他不免把他对于诗的认识强加于人。他和尧臣论诗。“名不盛者辞必不高，一切都得看诗人的地位啊！”晏殊说。
尧臣面对着这一位五十六岁的老丞相，沉吟着说：“是啊，看来陶渊明的诗就是如此。”
“对的，”晏殊说，“陶渊明就是高，他的诗中多是村野田舍之语，可是必须学。”
看到这一位达官贵人，平时自称诗中有“真富贵语”的晏殊，说起必须学习村野田舍的诗人，尧臣感到有些意外，只得尝试一下：“敢问老相公，那么孟郊如何呢？”
“孟郊的诗句，”晏殊捋着白须说，“总是太喜欢用新字，有时一句五个字，全是新的，那就不能和渊明一概而论了。”
尧臣拱拱手：“老相公的吩咐真真领教了。”
“哪里哪里！要从砂中取宝，枯树探春，都是枉费心机的。孟郊还不是这样吗？老夫不中用了，以后的诗坛都得仰仗签判。”晏殊说罢，一连向尧臣摆手。
“过奖得很，不敢当。”尧臣接着说。
经过几日的唱和，尧臣向晏殊告辞，晏殊也委实爱才若渴，一再地和尧臣订期再会，总希望有朝一日尧臣能到颍州长住，一则帮忙处理公事，二则也添一个作诗的伴侣。
从颍州到许州，那时必得从蔡河转个弯，可是水浅，开不了几里路，船底胶在沙滩上。晏殊又派衙兵来了，他送来好酒，附带着一封信，对于尧臣着实称道一番。他指出尧臣的作品，确实可以上比陶渊明、韦应物。他说这是天下的公言，并不是他晏殊的私言。
从尧臣当时的境遇看，得到晏殊的推许，应当是可以自慰的。可是他怎样来接受晏殊的推奖呢？他自己很清楚，平生没有走陶渊明、韦应物的道路。晏殊作诗主张平淡，为了应付一下，自己也作过几首平淡的诗，可是在这一年不曾说过吗？“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这是什么样的平淡呢？难道还得转过来再作一些“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诗吗？尧臣想到这里，只有苦笑，他很清楚地看出晏殊毕竟不是一位知己，可是总不能不敷衍他。怎样办呢？且和他一首诗：
依韵和晏相公
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一为清颍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菼。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方将挹溟海，器小已潋滟。广流不拒细，愧抱独慊慊。疲马去轩时，恋嘶刍秣减。兹继《周南》篇，短桡宁及舰。诚知不自量，感涕屡挥掺。
——《宛陵文集》卷二十八
因为水枯，船开不出，大船挨着小船，一字儿排着好几条，从白天等到夜晚，月亮出来，还没有一些水声。好闷人啊！尧臣吩咐排酒，同新夫人共饮几杯。这一次他记起晏殊和他说过，古人诗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帖，像“枯桑知天风”那句就是，可是很少全句仄声的，更谈不上全篇用仄声了。他想着想着，决心试作一首。
舟中夜与家人饮
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
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
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
——同前
仁宗庆历七年丁亥（1047）四十六岁
路途是遥远的，蔡水的涨落又没有一定的把握，总算最后回到许州。在那里他和韩氏兄弟来往很密，有时也遇到他们的舅舅王冲，字道损。此外还有一位孙永，字曼叔，也是许州的一位佐贰官。尧臣一次和韩氏兄弟到孙家会饮，他在诗中曾说：
富贵丰盘餐，日可侑清角。
不与贤者俱，饱食何所学。
吾友虽曰贫，邀赏不辞数。
质衣为酒肴，出论轻管乐。
其馔清且甘，刀几孰亲握。
是时予苦眩，引去意颇确。
羸马雪中归，醉醒谁复较。
——《宛陵文集》卷二十九《同诸韩饮曼叔家》
这一年已经是庆历七年了。开春以后，韩氏兄弟纷纷入京，许州的生活越发寂寞，尧臣想起苏舜钦来，那时舜钦已经在苏州定居，建筑庭院，称为沧浪亭，到今天还是苏州城内有名的园林之一。尧臣有诗：
寄题苏子美沧浪亭
闻买沧浪水，遂作沧浪人。置亭沧浪上，日与沧浪亲。宜曰沧浪叟，老向沧浪滨。沧浪何处是？洞庭相与邻。竹树种已合，鱼蟹时可缗。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黄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隐诗，懒戴醉中巾。忧患两都忘，还往谁与频。昨得滁阳书，语彼事颇真。曩子初去国，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乐，岂不远埃尘。被发非泰伯，结客非春申。莫与吴俗尚，吴俗多文身。蛟龙刺两股，未变此遗民。读书本为道，不计贱与贫。当须化闾里，庶使礼义臻。
——《宛陵文集》卷二十九
在这首诗里，尧臣对于舜钦的终身罢斥，总是念念不忘的。固然读书为道，不计贱贫，但是贱贫也就无从行道，没有政治地位，也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正是封建社会里进步的士大夫共同感受的痛苦。
就在这一年初夏，尧臣得到尹洙的死耗。尹洙是洛阳时期的旧交，在当日的一些朋友中，是一位最有担当的人物。范仲淹贬饶州的时候，尹洙自言仲淹是他的师友，请求和仲淹同时罢免。西夏的战事发动以后，他在西边和敌人作战，前后共五六年。战事结束以后，遭到部下的诬陷，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筠州酒税，不久他就死了。欧阳修在他的墓志铭里曾说：“而世之知师鲁（洙）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 ，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对于尹洙的为人，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在均州的时候，尹洙受到知州赵可度的凌逼，得病以后，就医求药，处处不能如意。这时候范仲淹在知邓州任内，代为奏明，才得到邓就医，可是得病已深，从此不起，韩琦在《尹公墓表》 里说他“疾革，见宾客妻子无一慼言，整冠带盥濯，怡然隐几而卒”，正写出他那临终的神色。尧臣在诗中说起：
哭尹师鲁
谪死古来有，无如君甚冤。
文章不世用，器业欲谁论。
野鸟灾王傅，招辞些屈原。
平生洛阳友，零落几人存。
——《宛陵文集》卷三十
朋友的凋零，仕途的连蹇，都使尧臣感到失意。这一年他有《凌霄花》诗，可能正写出心中的愤懑。
草木不解行，随生自有理。
观此引蔓柔，必凭高树起。
气类固未合，萦缠岂由己。
仰见苍虬姿，上发彤霞蕊。
层霄不易凌，樵斧谁家子。
一日摧作薪，此物当共委。
——同前
还有一首《凌霄花赋》，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草有柔蔓，木有繁条，缘根兮附质，布叶兮敷苗，朱华灿兮下覆，本干蔽兮不昭。嗟乎，此木几岁几年而至于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艳而仰翘翘也。安知蘋藻自洁，兰蕙自芳，芙蓉出污而自丽，芝兰不根而自长。或纫佩带，或采倾筐，或制裳于骚客，或登歌于乐章，故得为馨为荐，为嘉为祥，皆无附著，亦以名扬，奚必讬危柯而后昌。吾谓木老多枯，风高必折，当是时将恐摧为朽荄，不复萌蘖，岂得与百卉并列也耶。
——《宛陵文集》卷六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