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全靠了国内外数千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热心的指教和赞助。
原来这计划，是看了伟大的高尔基所动议而进行着的“世界的一日”，觉得非常新鲜而有意义，因而大胆来“学步”。但是空前的“世界的一日”尚未成书，“学步者”的我们在具体的编辑体例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模范，结果不得不凭借我们贫弱的脑力来大胆“创造”；加之担任这工作的我们，无论是能力或财力，在国内算来，也是渺小得很，这又增加了困难：老实说，自从本书的征文启事登出以后，我们无时不惴惴然觉得没有把握。
现在本书居然能够和读者见面了，而且也还不至于给读者一个顶大的失望，我们再郑重说一句，这全靠了数千位热心赞助这计划的朋友们的帮忙和指教。
从登征文启事到编辑成书，合计不过三个半月；编辑委员会是最初就成立了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商榷体例和发动各方面的投稿；然而编委会同人不过是一向写写文章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普遍于全国的文化的组织机关可供“发动投稿”的线索；编委会虽然尽了全力找私人关系和团体关系去“发动”计划中必需的投稿，可是成效极小。这是编委会对不起这计划也对不起读者的地方，虽然它已经用尽了方法。
然而到了六月十日左右，从全国各处涌到的投稿之众多而且范围之广阔，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感激，使我们知道穷乡僻壤有无数文化工作的“无名英雄”对于我们这微弱的呼声给予热忱的赞助，并且使我们深切地认识了我们民族的潜蓄的文化的创造力有多么伟大！
我们收到的来稿，以字数计，不下六百万言，以篇数计，在三千篇以上，全国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各省市都有来稿；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堆中占一位置；而且我们还收到了侨居在南洋，暹逻，日本的赞助者的来稿：“五月二十一”几乎激动了国内国外所有识字的而且关心着祖国的运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般真实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他们来一个脑力的总动员了！
对于这样伟大的“脑力总动员”的整理，编次和采录，我们敢不审慎，敢不周详？我们在“发动投稿”时的失职也许可以在编辑来稿时补救一下罢？我们在编辑上光景不能不有一个和普通刊物不同的方针罢？——这是我们当时的愿望，我们竭尽我们的薄弱的智力寻求一个圆满的办法。
正如我们在“发动投稿”时实际的困难打破了我们各种理想的策画一样，我们在拟订编辑方针时，事实上的困难又束缚了我们的“理想”。担任本书编印的出版机关，它的财力是有限制的，这是我们不能不顾到的；而一般读者购买力的薄弱，我们尤其不能不顾到。在两者兼顾之下，我们第一次决定的原则是：全书字数由五十万以至七十万，定价不能超过一元六角。
这一个限制，——由于定价的限制而发生了字数上的限制，使我们不能“理想”地放手采录凡有社会意义的或能表见“中国一日”“人生一角”的一切稿件了。我们第一次选定可用的稿子共计八百六十多篇，约计字数一百三十万。超过了预定字数的最高额（即七十万字）亦几将一倍。这怎么办呢？差不多动不来手了。无办法中勉强想办法，于是决定了二次选取的标准如下：
一、依投稿人所在的地域分类，凡同一地域而投稿众多者，例如上海市一地的投稿就有六百多篇，占来稿总数百分之二十，初次选定可用者亦计一百三十篇左右，约计字数二十五万，——那就只好严格选取了。
二、同一地区之来稿又依其内容性质分类，同性质或同一生活方面的稿子，也不得不严格选取了。
三、所谓“严格选取”的标准，本来也很难定；普通是依文字技术的工拙的，然而我们不能。我们要是这么一办，这本书将非常单调，——有许多文字上并不好甚至不通，然而内容极有意义的稿子都将舍弃，那不是极大的损失么？因此，我们的“严格选取”的标准，第一是内容，第二方是文字的工拙；两篇或两篇以上文章内容是同方面的，我们选取文字最好的一篇；其次，内容即使是同方面的，然而是两个地位不同的人所写，那么，虽然文字上一工一拙，我们亦两存，例如上海之部我们收了写纱厂生活的稿子两篇，一为职员所作，一为工人所作。（要是有纱厂老板也来一篇，我们觉得更好；我们最初“发动投稿”时本来是这样计划着的，不幸效果等于零。）最后，假使写到某一方面生活的来稿只有一篇，那么，不问它的文字是如何不通，我们亦非用不可，——我们在绝对不失原意之范围内把它的文字弄通。
四、所谓“内容”，也还不能不有标准。首先我们要求它须是五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其次是“这事”须有社会意义，或至少可以表见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最少最少亦应当能够和另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作一对比。
五、除上述各点外，再加一特别标准（其实不能说是标准，而是例外），即边远省份投稿较少或极少者，我们几乎是无条件采用的。例如云南来稿中，我们收了一个中学生的一篇，这一篇，无论在内容在文字都比上海，江苏，浙江的同性质的落选者要差得多，可是因为我们总觉得“中国的一日”不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少数省区的“中国的一日”，所以对于边远省份不能适用同样的尺度。
六、极荒谬的迷信文件，我们亦无条件的加以采用。荒谬，不也是中国人生的一面么？
这是我们在无办法中想定的办法。然而即使如此层层限制，即使舍弃了不少可爱的稿子，总结下来，尚有四百九十篇左右之多，总字数有八十万，超过了预定字数的最高额也有十万字。这比第一次选定可用的篇数与字数已经少了一半光景，这是我们十二分遗憾的，但是我们差堪对读者告无罪者，即我们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印出来的八十万字包罗的生活方面也还广复，即使说它能够表见全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大概也不算夸大罢？而且，也许正因为事实上使我们不得不穿“紧鞋子”，所以在这么一本将近五百篇短文的书里，材料的雷同重复以及敷衍杂凑的毛病，倒差不多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觉得也还对得起读者的。
材料选定了，接着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编次。按文章内容分类呢，还是按地区？我们决定了后者。原因是不但按文章内容分类则将有许多文章无类可归或可归者不只一类乃至两类，而且按地区分类可以多少表见中国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的特性。例如在上海之部我们收得有描写小学教员生活清苦之文字，在山东，河北以及其他省份，我们也收得有同样性质的文字，然而“清苦”虽同，它的社会原因却颇有差异；我们觉得上海那一篇和其他描写上海生活的文字放在一起，比之提出来归在什么“小学教员生活”类去，更加有意义，更加能够显出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生活的错综的关系。山东，河北以及其他省份的同性质的材料亦复如此。
然而即使是按照地域分类，也还有一些文字是难以安置得很妥贴的。这是写火车中或轮船上见闻的文字这一类，我们特别提出来放在一处，借用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名词做题目：“海陆空”。关于“空”，我们只收到一篇，本来可以归在浙江之部，但现在请它来撑撑“空”的场面了。
侨居国外的同胞对于本书的计划也表示了颇大的关心。特别是香港方面，来稿不少。我们把这一类也另立一编，名为“侨踪”，仿佛古人著书于“内篇”之余别有所谓“外篇”。我们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南洋侨胞的来稿太少一点。
以上都属于来稿。此外还有一些我们自编的材料：
一是属于全国性质的五月二十一日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教育体育。这都是二十一日报上始见或二十一日发生的。二十一日见报的，大概是发生在二十一日以前，但是既由报纸的媒介在二十一日与广大读者接触，则亦自有它在二十一日这“一日史”中的地位，因此我们也把它采录了来。这一类的材料，我们另立为“全国鸟瞰”一编，置于全书之首。这一部分是由张仲实先生整理编定的。
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全国各地报纸的著录。我们搜集了该日全国各地的报纸约近百种，据可靠的统计，全国所有大小报纸总在四百种以上，我们所搜集的，实在颇不完备；不过重要的报纸大概都已有了。为的打算尽可能地表示出全国各地有怎样的“舆论机关”，我们把搜集得的报纸每种都给写一个简单的“提要”，我们的注意点是社论，列在最重要地位的新闻（这一项比较研究，很有趣味，从此也可见各报各自不同的观点），以及副刊上的文字。这一项工作由孔另境先生担任。这也另立一编，即名为“一日间的报纸”。至于该日出版的期刊和书籍，实在太少了，只好附在这一编的后面。
三是二十一日各地的娱乐：电影，戏剧，播音节目等等。这一门，只能以各省重要城市为限，也另立为“一日间的娱乐”一编。
我们原定的计划，尚有这一日的各项统计，例如海关进出口，主要各工业的生产数量，全国各铁路以及华商洋商各轮船的客载和货傤，这一日全国人民的储蓄金数额等等；可是找这种统计数字，在中国似乎特别困难，结果仅得一二种不完不全的统计，所以我们爽性把这一项免了。
最后，请带便一述编辑后的感想。
我们所收来稿倘以投稿人的社会属性来区分，则学生的来稿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四又九，教员占百分之一五又五，工人占百分之一又七，商人占百分之九，农民占百分之小数点四，文字生活者占百分之四又七，其他自由职业，军警及属性不明者占百分之三三又八。倘以性别，则女性的投稿者约占百分之四或五而已（有许多稿子决不定是女性或男性写的，故只能说是大概）。
这是我们所收到的。那么，我们所采用的，究以哪一方面为多呢？是向来从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人们的作品为最多。因为他们的稿子最适合于我们的标准，因为是赖有他们，这本书的材料才不单调，而展示了中国一日人生之多种的面目。
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大多数向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他们中间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质得可爱。反之，大部分学生来稿乃至少数的文字生活者的来稿，却不免太多了所谓“新文学的滥调”。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民族的潜蓄的天才实在不少，倘使环境改善，立刻能开放灿烂的比现在盛过数倍的文艺之花。
这不是幻想。本书的大部分材料就是一种保证。本书所收的五百篇，几乎包含尽了所有的文学上的体式。这里有短篇小说，有报告文学，有小品文，有日记，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差不多每一部门都有几篇实在很好的作品。而这些又大半是“素人”的“处女作”。要不是“中国的一日”，他们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提笔来写他们职业以外的文艺作品来投稿罢？（他们附给我们的信里都这样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他们所写的材料也是新鲜的，但是他们的技巧真可以说已经圆熟。
他们给我们看：自南至北，自西徂东的中国农村如何在各自不同的内在的和外来的摧残和侵略下崩溃而衰落；他们又给我们看：地方的土劣如何假公济私，以至凡有“建设”反成为平民的疾苦；他们痛心疾呼：民族的最大敌人的触角如何地伸展到穷乡僻壤；他们壮烈地声诉了他们为求民族解放而受到的惨痛的待遇，他们坚决地勇敢地声讨着“为虎作伥”的汉奸；他们给我们看：有多少热血男儿在严重的压迫下刻苦地耐心地在干着庄严神圣的工作，——从深入民间的救国运动以至帮助大众认识学习自己的文字，从血淋淋的斗争以至沉着虚心的理论研讨。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廛，从农村的断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从公司公署，从工厂，从市场，从小商店，从家法森严的旧家庭，——从中国的每一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茅盾
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