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乡米业本盛，见明人小说即有平望人以贩米为业者。清道咸间，我家开设“唐大昌”米栈丝行，毁于兵燹，讫未复业，而乡人犹习称我家为“唐大昌”。他若黄大丰、李孟昌[1]，皆久于停歇，亦习称其家如故。傍前街之市河亦习称为米市河，知当时两岸米行之多。然民国初，米业已衰，以余所知，较大之米行唯有源昌裕及源昌丰，皆股份集资，非独家经营。

源昌裕在西塘街，初名源丰裕。“六疏兜”沈氏所有股份及独资者，行名皆有“源”字。“丰”者黄大丰也[2]。其后黄氏退出，我家入股[3]，更名源昌裕，“昌”者唐大昌也。入股者“六苏兜”沈少堂及侄存斋各一股[4]，凌倬云二股，王某一股，我家二股，每股千元，计资金七千元。经营十馀年，三十年代中资金耗尽，议改组。沈、王两家皆退出，新入股者殷味三两股，凌星坛两股，凌倬云已死，其赘婿某二股，而我家增资为四股，合资万元。仍用源昌裕旧名，而加以某记为识。

我家有股份者又一家为源昌丰[5]，在下塘。入股者较多，“源”为沈氏，“昌”为我家，“丰”为黄大丰，其他有殷味三、吴会丰主吴荷卿、黎里黄鹤来、徐氏及同里金氏。沈氏后亦退出，其股或转归为殷味三，故殷味三有四股。黎里黄氏之股转归我家，故我家有二股[6]，其他皆一股，合资亦万金。

源昌裕、源昌丰为较大之米行[7]。日寇内侵，先于平望投弹，源昌裕储米之屋倾圮，储米一千数百石为败屋所覆盖。时存款殆以万计，事已亟，司事者陆先生谋之股东。我父以为存款必还清，不足则商之存户，利息稍缓，以故源昌裕不负存户钱。源昌丰储米均被劫，而资金存款由司事者李五先生携之黎里。源昌裕之米为败屋所覆，日寇不知也。于是两司事者相谋，贿平望之汉奸，昏夜运之黎里。遂于黎里合营，命名源昌合。我家展转避寇，次年之秋始至上海，始知有合营之事。其后源昌裕于平望复业，皆凌某与唐伙经营，他股东不问焉。其源昌合在黎里如故。两行并于解放后解散[8]。

其他，西塘街源昌裕之西邻为源记行，震泽人吴叔云所营，规模甚小，其后稍扩展。又西有源丰泰，沈存斋退出源昌裕后，独资开业，然数年即倒闭，所负存款不能尽偿。以余所知，平望米行倒闭者唯此一家。

其在前街者有源裕，店主为沈少堂，少堂死，停业。有范正昌，店主范彬仪。彬仪父名子龙，善书，余儿时见积谷仓悬“民莫不穀”一匾额，子龙书也。彬仪少师画家金心兰，能画花鸟。农人所粜之米，虽已脱粒，但不能净，必再舂之使白。旧时舂米，以木为架，雇人足踏舂之。范正昌始购柴油碾米机，余儿时置碾米机者唯范正昌。范正昌短于资，其后停业。又有王大昌，称碾米厂，其机殆即购之范氏，亦在前街。

其在东溪河者，有小米行数家，其名不能悉记。平望米行余所知者不过此数家。

米行之大者，冬日籴米，岁尽储米常一二千石，以时鬻之沪渎。小者朝籴而暮粜于友行，稍增其价以为一日之利，所储米甚少，犹大行之支属。然大行有若源昌裕、源昌丰资金不过万元，源丰泰亦大行而资金益少，冬日日籴进数十石，储积千石以上，资金不足以运转，平望无银行、钱庄，所恃者存款。多田之家，地租所入类存之店肆，而大行之股东类皆地主。农人粜米以纳租，地主即以所获存之本行，米行又即以籴农人之米。加以小户存款亦数千元，故运转之金常数万元。股东之股息为常年一分，存款之息为月息一分，每岁偿息且数千元，无问盈亏。盈利或不丰，则所偿息金必耗其本。米行又常以钱贷农人，其息至二分、三分，至冬偿之，谓之放乡帐。农人日益困，多不能偿，而地租之追呼，或执系其人。于是所放之乡帐徒存于计帐之簿籍。往日源昌裕之亏折半由于乡帐之放失，乡帐之放失又由于地租及债负之重。其因果相承盖如此。

合股之米行聘老于是业者一人主其事[9]，名曰挡手，经营及用人皆挡手主之，股东不问也。资金运转悉在挡手，然绝不闻有挡手中饱以及挟款潜逃之事。日寇入侵之时，源昌裕、源昌丰并有现金不下万元，源昌裕挡手陆先生悉以偿存款[10]，源昌丰挡手李少云携至黎里，藉以复业，皆未尝侵蚀分毫。假使当时挟以潜藏，乱离之时，谁能穷究。破产潜逃者独一沈存斋，则店主非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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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字上“子”下“皿”原重叠。

[2] “大丰”二字原重叠。

[3] “家”原作“加”，笔误径改。

[4] “六苏兜”外原无引号，据前“六疏兜”例补。“苏”即“疏”。

[5] “我”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6] “二”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7] 本行原干写“源昌裕及源昌丰为较大之米行”，发觉后，覆盖再写“源昌裕、源昌丰为”而未完，兹据文意补“较大之米行”五字。

[8] “行”字干写，据印痕补。

[9] “合股之米行”五字干写，据印痕补。

[10] “源”与前“，”原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