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梁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翚（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翚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