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心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精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行六，田桐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