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了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司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圆）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1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小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