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销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中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理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译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分，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闿运，对公羊学派的所谓微言大义发生爱好，最后读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所出版的若干西书译本，获得了关于外国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有心人。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莫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联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分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两个月以后，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请求启封，获准。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于是特设一个“官书局”加以收藏。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广东的黄遵宪、江西的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儿子）、福建的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是张之洞捐出来的。然而总会既经查封，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便无形瓦解。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间，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邹凌翰捐五百元，办了一种旬刊，称为《时务报》。
《时务报》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梁的言论很激烈，“笔端常带感情”，很受一般读者欢迎。这《时务报》办了不到一年，销路超过一万份。
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太炎）。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被杀。
梁启超办《时务报》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期间，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包括十多篇“变法通议”。他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可谓抓住了要点。他又认为满、汉的界限必须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而不再称为某军、某旗之人；（二）满、汉通婚；（三）裁并满人的官缺，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
除了办报以外，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大同译书局”，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不缠足会”。
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严复、马良、孙诒让、张謇，对他均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装费来，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请将他“交铁路大臣差遣”。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当一个入幕之宾。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一英、一法），劝他搬到西湖来住，好好读三年外国书，蔚成大器。可惜，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私立”，被陈宝箴收为官办，以熊希龄为总理，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为董事，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分教习”统由梁启超聘请，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包括蔡锷、范源廉、林圭、毕永年。
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高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而梁则是为了暗中准备“湖南独立”而训练干部。康是一人独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词章、考据、史地、礼乐书数、图枪（代替“射御”），与外国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学（社会学）、语言文字、演说、体操，外加“游历”（每年于假期中举行）。梁在时务学堂，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分工合作担任经、史、子与“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担任的，只是“总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
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手订“学约”十条：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所谓“读书”，只是这十条之中的一条而已。
在立志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以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为模范。在养心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生死关头、毁誉关头。
在治身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记在日记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条：“经世”与“传教”。经世，是“治天下”；必须研究“治天下之理”与“治天下之法”。传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当共矢宏愿，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干儒家学说的批评，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分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野蛮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联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右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分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禄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