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林汉达先生（1900—1972）是我的同道、同事和难友。他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语文现代化的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向传统教育挑战、推进扫盲工作、研究拼音文字、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等等。

1941 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一方面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强烈的挑战。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育成规。在教学中，“兴趣和努力”是不应当分割的，“兴趣生努力，努力生兴趣”。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教育理论，好像是针对着今天的教育实际问题，仍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1942 年他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对拼音文字的“正词法”和其中的“同音词”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使语文界耳目一新。他用“简体罗马字”译写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穷儿苦狗记》，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1952 年，教育部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林先生担任副主任。他满腔热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规模的扫盲工作。他重视师资，亲自培训扫盲教师，亲自编写教材。

林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他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儿，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但是，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阅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读物。

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这样的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实在太少了。

在编写历史故事的时候，他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多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都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儿呢？林先生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他从1965 年到 1966 年，在《文字改革》杂志上连续发表《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话里“生动活泼、明白清楚”的说法，代替生僻难懂的文言成语。他认为，“普通话比文言好懂，表现充分，生命力强，在群众嘴里有根”。

为了语文教育大众化，他尝试翻译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为白话文。例如《文字改革》杂志 1963 年第 8 期刊登的他的译文《爱莲说》。他提倡大量翻译古代名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做得很不够的一个方面。把文言翻译成为白话，便于读者从白话自学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传之久远，同时也推广了口语化的白话文。

林先生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本文节选自周有光先生 2000 年所作《怀念林汉达先生——林汉达诞辰 100 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