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边疆上虽有北元各领袖先后骚扰，但他们进了河套，而仍被王越逐出，又有余文俊亡羊补牢，在陕晋筑了“边墙”，总算巩固了这一方的疆界。内地也有广西的瑶族“反叛”与荆襄一带的流民“反叛”，却也先后平定。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的年纪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真。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宫，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明宪宗六年不知得子 明成化五年（1469年），宪宗到内承运库询问内藏收支出纳情况时，见宫女纪氏美貌机敏，幸之，不久纪氏怀孕。万贵妃获悉后即派宫女强迫纪氏堕胎。宫女们商量后，骗万贵妃说：纪氏得了腹胀病。万贵妃把纪氏谪居到安乐堂。成化六年七月，纪氏在安乐堂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明孝宗朱祐樘。万贵妃得知纪氏生子，甚为恼怒，即令太监张敏去溺死纪氏孩子。张敏却将孩子藏到密室，暗地哺养，并声称孩子已被溺死。过了六年，即成化十一年春，一天早晨，张敏为宪宗梳整头发，宪宗对着镜子感慨地说：“我已老了，可至今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告知：已经有了一个六岁儿子。在身旁的老太监也当场证实。宪宗高兴异常，当即派人去迎接六年未见的儿子，并立为皇太子。
万贵妃自己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
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了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自从祐樘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万贵妃也懒得再施行堕胎、毒杀等等手法，索性让各个妃嫔多生几个皇子，以与祐樘争宠。于是，宪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
宪宗究竟有若干妃嫔，无考。
宪宗深处宫禁，不与阁臣及六部尚书见面交谈，所谓朝会只是虚应故事。一切旨令，皆假手于宦官。
宦官乱政，是明朝的致命伤。明太祖曾经立了一个铁牌在宫门口，牌上铸了十一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太祖而且规定了内臣不许识字，外臣不许和内臣有公文来往。可惜的是，太祖自己立法而不守法，曾经在洪武二十五年派了一个宦官聂庆童，去甘肃河州“敕谕茶马”。
成祖继续破例，一再派遣宦官出使外国，又任命了宦官当“监军”。（叫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叫马靖“巡视”甘肃。）仁宗又向这个方向更进一步，命令“郑和以下番军守备南京”，命令王安“镇守甘肃”。诚然，郑和与王安均有能力，而且忠贞，但是在制度上叫宦官当“方面大员”，后患无穷。
宣宗令大学士陈山教小宦官识字，明明白白地违反祖训；英宗尊崇王振，唯王振之命是从，不仅是容许内官干预政事，而且是服从内官，让内官主持政事了。复辟以后，英宗又宠任曹吉祥，几乎死在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之手，把朱家的天下断送给曹家。
宪宗在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即位，首先将自己的“东宫内侍”王纶逮捕下狱，又在成化元年二月下诏昭雪于谦，看来似乎颇有朝气，逮捕王纶是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的主张；昭雪于谦，由于御史赵敔的建议。宪宗能接受李、赵两人的意见，本该是一个有希望的少年皇帝。
李贤在成化二年十二月病故，内阁之中尚有忠心耿耿的彭时，也添进了堪称贤相的刘定之与商辂。然而，到了成化五年，又添进了一个标准小人万安。
万安并非万贵妃的本家，却自称子侄，百端谄媚，与万贵妃所宠任的宦官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万安与万贵妃的另一亲信汪直，处得不好。）
宪宗本身，其实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军队的统帅，也无不低首下心于所谓“监军”，不买镇守中官与监军的账的带兵官，寥寥可数（在南方只有韩雍，在北方只有马文升）。
明朝的祖制，皇帝任免大官要经过廷推，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却随意叫宦官“传旨”，任命若干人为官，资格出身一概不拘。被任命的大率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匠。这些官，全是不合规定的额外人员，被当时的人称为“传奉官”。给事中李俊在成化二十一年慨乎其言之地说：“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两）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
宪宗前后一共任命了若干传奉官，难以统计。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孝宗接受科道（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御史）的建议，一举而降黜了所谓通政使任杰，与所谓侍郎蒯刚，等等，不下二千余人。和尚道士与番僧之封为禅师、真人、法王、佛子、国师，同时被孝宗罢免的，也超过一千。那不曾因声名过于狼藉而降黜罢免的，为数自亦不少。
在万贵妃的影响之下，宪宗极肯花钱建筑庙宇，也极肯花钱买珍珠宝石、图画玩具。宪宗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杀人甚少，打人也不多。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宪宗之被谥为宪，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他何尝配得上这个宪字。朝臣之所以选出了这个宪字，也许是因为联想到唐朝的宪宗。事实上，在唐宪宗与明宪宗之间无若何相似之处。像万贵妃那样的妃子，汪直那样的宦官，万安那样的“宰相”，在唐宪宗的宫廷与朝廷中绝无其比。不过，文臣如李贤、彭时、商辂，武臣如韩雍、项忠、马文升、王越、朱英，在唐宪宗的时候也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