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溥是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及第（状元），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礼部尚书衔，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轻浮；有度，是有权衡，能包容。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宰相。然而，他并不仅如汉朝三公之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而已，遇到该争的事他未尝不争。钦天监的革职监正李华，会看风水，替皇后的父亲张峦选择坟地，孝宗把李华官复原职，他（徐溥）上疏反对，请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词臣撰《三清乐章》，他说：“汉祀五常，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这两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对而作罢。孝宗而且因此召见阁臣，共同处理章奏。阁臣自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皇帝交谈的机会了。

徐溥在内阁十二年，刘健等人和他同心协力。刘健是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少詹事，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其后也屡屡加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于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时，继为“首辅”（所谓“首辅”，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学士。明朝从洪武十三年起，在礼制上不设宰相，首辅云云并非正式的官名。）他为人刚强，与徐溥的性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他对孝宗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孝宗对他“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宪宗之母），当年于万贵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纪氏之时，保护养育孝宗，因此而于即位以后对她十分孝顺，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欢佛老两教，孝宗为了她们而命令所谓“灌顶国师”设坛，命令宦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刘健对这两件事，坚决表示反对。孝宗又曾经叫词臣写一篇《释迦哑塔像赞》，派人在朝阳门外造“延寿塔”，下诏升道士杜永祺等为“真人”。这三件事，刘健也反对。结果，这几件事统统作罢。

最重要的一件，关系国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治十七年听了宦官苗逵的话，想对“小王子”达延汗御驾亲征，倘不是刘健与兵部尚书刘大夏力谏，明朝几乎再吃一次“土木之变”的亏。

谢迁是余姚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及第，历官翰林院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在弘治八年入阁，升詹事。十一年二月，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见事明敏，长于口才，然而并不“恃才傲物”，在担任讲官之时，每逢进讲的前夕，“必正衣冠，习诵”，细细地准备一番。和他同在内阁的刘健、李东阳，各有所长，刘长于决断，李长于谋略，他周旋其间，侃侃而谈，使得刘李二人的考虑得以面面俱到。当时朝中的积弊已深，例如“御马监”的“龙骧四卫”，由于不归兵部统辖，吃空额，造假账，成为惯例。孝宗想下诏旨申禁，谢迁便说，“虚言设禁无益”，必须命令主管的单位一一列举各种弊端，明白严定条规，犯了条规的必杀。

李东阳是茶陵人，天顺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侍讲学士、太常少卿，与谢迁同一年入阁，其后加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勤政爱民，与刘健、谢迁相同。所不同的，是他既长于谋略，文章又特别好。他在弘治十七年奉旨去山东曲阜祭孔子，回京之时，上疏一道，藉机会向孝宗进言，痛陈人民疾苦。这一篇写得极好，一时京内京外，纷纷传诵。我们在今天仍应一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篒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

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戚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系，闸河官吏万不惊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