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胁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之为永谢布人所杀，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达延汗对明孝宗翻脸，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筛，邀了他，“大入延绥”。到了弘治十七年，两国一度言归于好。明廷准许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贡使来（据《明实录》，是年三月壬午日条）。

次年，达延汗在正月间围攻宁夏的灵州，打进花马池，劫掠韦州、环县，又占了清水营。其后，转而东向，横扫内蒙，在五月间到了宣府，饱掠一顿，又回师西向，骚扰大同。

明廷派去抵御他的主帅，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样，是朱晖。监军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会报功领赏，保举亲戚朋友部下，不会打仗。上次杀了十五个敌人，保举了二百一十个官；这次杀了八十几个敌人，保举了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

达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宁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肃。他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唐朝设在黄河北岸的三个受降城（东边的在托克托，中间的在五原，西边的在临河），久已成为废墟。明朝的所谓九边，除了辽阳、宁夏以外，其余七个皆在长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丧失了主动。而且这七镇的总兵官只有“延绥”的一个驻节于长城边子上的榆林，别的都驻节于离开长城有相当距离的“安全所在”。

达延汗于明孝宗之时，藉着对明友好，赢得了充分时间，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胁从了一向最忠于明的朵颜三卫，与远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时，便能以全力对明侵扰，极占上风。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边患。本来，达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经放弃河套，把套内的蒙古人带走。现在他又把一万户的蒙古人于正德六年带进套内长住，称为鄂尔多斯部，与绥北的土默特部的一万户，与察中及热南的永谢布部的一万户，合称“右翼”，交给第四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管辖，封巴尔苏·博罗得为副王（济农，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误以吉囊两字为人名）。左翼也有三个万户，由他自己直接统率。这三个万户，是察北的察哈尔部，热东的兀良哈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喀尔喀部。

外蒙古的户数不详，人民也分作三部，称为车臣部、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都交给另一个儿子（可能是第八个）格埒森札管辖。

他如此措施，为的是防免子孙因争夺汗位而内讧。事实上，他给蒙古建立下一个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制度。游牧的部落，由于得到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开始和土地发生关系，渐渐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时，达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稳，对明朝的进攻也较前更加猛烈。前后死在他刀下的明朝军官，有指挥使殷隆，都指挥王纲，参将王经，参将关山，指挥赵源。

他死于嘉靖十二年。继他而作为入侵明边的北元首领，是“吉囊”与吉囊的儿子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