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统死后，他的平章政事一缺，由廉希宪补上。不过，廉希宪在京兆（陕西）走不开，到了中统五年五月，才回来燕京办事。在中书省表面上当家的，迄于廉希宪回京之时为止，是赛典赤·瞻思丁。此人原任燕京路宣抚使，在中统二年八月便已内调为平章政事。屠寄说他是“阿滥谧人”，我想了很久，才悟出屠寄的本意，是说他为阿拉伯人。赛典赤三个字，是“沙依德”（sayid）的讹写，原义为“圣裔”，亦即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替玛的后裔。

赛典赤·瞻思丁虽则是“阿拉伯人”，虽则是圣裔，却并非生长在阿拉伯，而是生长在花剌子模的人。他在成吉思可汗西征之时，带了一千名骑兵迎降，其后就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窝阔台可汗在位之时，他先后做了丰州、竫州、云内州、太原、平阳二路等处的达鲁花赤，与燕京路的“断事官”。蒙哥可汗在位之时，他和塔剌浑同作“行燕京等处尚书六部事”，其后又作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他作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八月，内调，升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他在平章政事任内，作了些什么事？《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在他的本传中都是一字不提。在忽必烈的本纪中，也不曾指出那一件事是赛典赤·瞻思丁所作。

原来，真正继承王文统的职务的，不是这一位阿拉伯人，而是另一位汉人：姚枢。

姚枢原籍柳城，生长洛阳，于窝阔台可汗之时，由杨惟中保荐，当了燕京行尚书省的郎中，因不肯与燕京的行尚书省事牙剌洼赤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不久，忽必烈派人把他请去，放在身边。那时候，蒙哥可汗尚未即位。蒙哥可汗于即位以后，叫忽必烈就南京（汴梁）与京兆（长安一带）两者之间，选择一处作为封地。忽必烈问姚枢。姚枢劝他选择京兆，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潟卤（硝盐）生之，不若关中阙土上上，古名天府陆海。”因此，忽必烈就选择了京兆。

王文统忌姚枢的才，在中统二年五月请忽必烈任命他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他的朋友窦默与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对三人极端尊崇，实际上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作平章政事一类的官。三公三孤，照例是高过丞相之上的。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们是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

结果，忽必烈在八月间改命姚枢作“大司农”，窦默作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作国子祭酒。

在王文统死了以后的第三个月，中统三年五月，忽必烈下诏叫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换句话说，叫姚枢与刘肃二人参预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如此重要的、关于中书省人事方面的变动，可惜《元史》与《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以及《蒙兀儿史记》的宰相表都漏记了。

从这一年十二月起，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当了“守中书令”，于是中书省的第一主管便不是右丞相不花，而是真金了。

次年，中统四年，正月间，姚枢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左丞的地位虽低于右左丞相与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起“同商议中书省事”，可说是进了一步。《元史·百官志》说，“右丞一员，正二品；左丞一员，正二品：副丞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

姚枢作左丞，似乎无赫赫之功，实际上作了不少建设性的事。枢密院之设立，他很有关系。更早于此，当他还不过是“同商议中书省事”之时，真金之所以被任命为“守中书令”，也是由于他在幕后策动。

中统四年正月，于姚枢实授左丞之后，忽必烈就下令全部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于各“万户”。“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所谓“弟男”与“私人”，都是因被俘而成的奴隶之流。这一件敕令，是德政，可能也是由于姚枢的建议。

姚枢在至元二年闰五月外调。在此以前，又有几件大事，虽未必皆是姚枢一人的功劳，他至少是参加了一份的。这几件大事是：（1）中统五年八月初四，诏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2）同年同月，乙卯日（十四），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3）同年同月，丁巳日（十六），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4）至元二年二月，诏以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他各伊斯兰教国家之人）充同知，“永如制”。

可惜，就在这不久以前（至元二年二月），廉希宪与商挺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而外调。廉希宪丢掉平章政事的官职，“分省山东”。商挺是在中统五年某月由四川行枢密院副使，内调为参加政事的，这时候也开缺，随着廉希宪“分省山东”。四个月以后，闰五月，姚枢也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