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蔡州之役的宋军统帅孟珙获得金哀宗的遗骨，俘虏了金朝参知政事张天纲，送往临安。南宋举朝若狂，举行了一系列热火朝天的庆祝活动。金哀宗的遗骨奉献在太庙徽、钦二帝的遗像前，理宗还派人羞辱张天纲“有何面目至此”，遣使祭扫河南祖宗陵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南宋君臣自我感觉太好，不愿承认自己灭金只是狐假虎威的结果。

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金亡以后，南宋直接与蒙古发生了关系，在对蒙方略上，或者说在对待中原故土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守两种意见。

先说主战派。金朝降将国用安向赵范、赵葵兄弟提出“据关守河”的建议，也就是把南宋的边境从淮河、大散关一线北移到黄河、潼关一线。这样势必要收复包括三京（指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在内的河南、陕西等地，与曾经占领这一地区的蒙古军发生正面冲突。二赵力主趁蒙古主力北撤、河南空虚的当口，尽快收复三京，实施这一方案。宰相郑清之也支持据关守河之议，他刚替代史弥远去世后的相位，正在襄赞理宗的端平更化，对史嵩之主持的联蒙灭金之功（孟珙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的部将）颇不自在，主战夹杂着个人目的。

史嵩之这回倒成了主守派，他也有私心，唯恐郑清之与二赵的战功超过自己。赞同他的还有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他们认为，衡估南北局势与双方实力，还没有到开战的时机。站在史嵩之一边反对贸然收复三京的还有参知政事乔行简、枢密副都承旨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等，儒学领袖真德秀也在其中。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当前国力尚不足以据关守河；二是后勤给养难以解决；三是为蒙古南侵制造借口。第三条理由站不住脚，蒙古要南侵，总能找到口实的。第一、二条理由应综合起来考察，中原屡经战争，无粮可供军用；南粮北运，汴河堙塞，漕运不通，陆路运输无异远水近火，杯水车薪，说国力一下子还不足以据关守河，有其一定的道理。

这年理宗刚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因而屡发“中原好机会”的感叹。他打算成就一番祖先没能实现的事业，决定出师收复三京。他罢免了吴渊、吴潜兄弟，史嵩之也免职闲居；以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边制置副使，节制江淮兵马，策应入洛部队。

六月中旬，原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先头部队出发，六月末收复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七月上旬进驻东京开封，但他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半月以后，赵葵率大军抵达东京，见全子才仍在原地按兵不动，责怪他延误战略目标，回答说是京湖制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运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洛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洛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

留驻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而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牧。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过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端平三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